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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精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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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大学学生应当有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又主张“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他又本其在教育总长时代的主张，认为任何挽救时弊的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为中坚”。这种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给北京大学一个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启示。
蔡先生对于北京大学及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如此其深，所以我们不能不把他的思想和态度，重新平情和客观地认识一下。
第一，他是一位中国学问很深、民族意识极强、于中年以后再到欧洲留学多年的人，所以他对于中西文化，取融会贯通的态度。他提倡新的科学研究，但当时他为北京大学集合的国学大师，实极一时之盛。他对于双方文化的内涵，是主张首先经过选择而后加以保留或吸收。
第二，他研究哲学而又受希腊美术精神的影响很深，所以主张发展人生的修养，尤其当以美育来涵养性灵；以优美代替粗俗，化残暴而为慈祥。
第三，他在法国的时候，受到两种思想的感应：一种是启明时代一般思想家对文艺和科学的态度，以后他赞成孔德（Ａ．Ｃｏｍｔｅ）的实证主义；一种是法国大革命时代“自由、平等、博爱”的号召，所以他主张民主。
第四，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１９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洪堡（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英国著名史学家谷趣ＧＰ．Ｇｏｏｃｈ称，当时柏林大学的建立，是１９世纪一件大事）。蔡先生和他们一样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但不主张，而且反对。有如马克思的思想，他以为在大学里是可以研究的。不过在“五四”时代，北京大学并未开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课程。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是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是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类，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
第五，他认为大学的学术基础，应当建立在文哲和纯粹的自然科学上面。在学术史上，许多学术思想的大运动、大贡献，常是发源于文理学院研究的对象和结果里。所以大学从学术贡献的基础来看，应以文理学院为重心。其他学院可在大学设置，但不设文理两院者，不得称大学。这个见解里面，确是含有了解学术思想全景及其进化的眼光。
第六，他是主张学术界的互助与合作，而极端反对妒忌和排挤的。他提倡克鲁泡特金（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的互助论。他认为学术的研究，要有集体的合作；就是校与校之间，也应当有互助与合作，一个学校不必包揽一切。所以他曾经把北京大学的工学院，送给北洋大学。
第七，根据同样的理由，他极力反对学校内或校际间有派系。他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能有门户的领袖。他认为“泱泱大风”、“休休有容”，为民族发扬学术文化的光辉，才是大学应有的风度。
第八，他幼年服膺明季刘宗周先生的学说，对于宋明理学的修养很深，所以他律己严而待人宽。他有内心的刚强，同时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所以他能实行“身教”，不但许多学生，而且有许多教授，“心中悦而诚服”。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16节 三个比较大的运动
在他主持北大的时候，发生了三个比较大的运动。
第一是国语文学运动，也常被称为白话文运动或新文学运动。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解放运动，以现代人的语言文字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不必披枷戴锁转弯抹角还要穿前人制就的小脚鞋子，才能走过狭长的过道。并且就可把这种“国语的文学”来形成“文学的国语”，使全民的思想意识都能自由地交流＇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英、德、意各国能形成为现代的国家，它们都经过这种文学革命的过程。这种运动，当年受过许多猛烈的攻击，到现在也还不免，但其成效俱在不必费辞。就是当今总统和政府重要的文告，都用国语，已足证明。至于多年来节省亿万小学生、中学生和一般青年的脑力和心血，使他们用在科学和有益的学问知识上实在是全民族一种最大的收获。到现在新文学中还不曾有，或是有而不曾见到伟大的作品，是件遗憾。同时我们也知道从马丁路德于１５２１年在华特堡（Ｗａｒｔｂｕｒｇ）开始用德国民间的白话翻成新约全书以后一直等到１８世纪初叶才有歌德和席勒两大文学家出现产生出最成熟的现代德国文学。我们正热烈地欢迎和等待中国新文学里的歌德和席勒出现。至于当年北京大学的工作，只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而已。
第二是新文化运动。它只是从新文学运动范围的扩大而产生的。当时，不想到现在还不免有人对他谈虎色变，其实它一点也不可怕。简单扼要地说，它只是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也就是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分门别类地按照现代生存的需要来重新估定其价值。无论什么民族文化都是为保持它民族的生存，它自身也附丽在这民族的生存上。“处今之世而无变古之俗殆矣！”若是国粹，自然应当保留；若是国糟，自然应当扬弃。文化是交流的必须有外来的刺激才能有新的反应；必须吸收外来的成分才能孳乳、增长和新生。我国在汉、唐时代不知道吸收了多少外来的文化。到今天吸收西洋文化是当然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事。科学方法最忌笼统所以“全盘中化”、“全盘西化”这种名词最为不通。我不曾听到当年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人说过，尤其不曾听到蔡先生和胡适之先生说过。就以“五四”以前傅斯年先生和我编辑的《新潮》月刊来说。《新潮》的英文译名，印在封面上的是“Ｔｈｅ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乃是西洋历史上“文艺复兴”这个名词。当然这新文化运动的工作，至今还未完成。以前它曾收到许多澄清的效果，也产生了很多学术上有价值的著作。当年大陆上北平图画馆收集这种刊物，质量均颇有可观。近二十五年来中国学者在外国科学定期刊物上发表的贡献，为数不少，而且有些是相当重要的，断不容轻视和抹煞。只是新文化建设性的成绩，仍然还不足以适应国家当前的需要，这是大家应当反省和努力的。至于北京大学的任务，也还只适用于上节所引的龚定盒那一句诗。
第三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也很简单，它是为“山东问题”中国在“巴黎和会”里失败了。国际间没有正义，北京军阀官僚的政府又亲日恐日，辱国丧权，于是广大的热血青年，发生这爱国运动。这运动最初的起源是在北京大学，但一转瞬就普及到全北京大中学生，弥漫到全国。不久全国工商界也就很快的加入，这是中国第一次广大的青年运动，也是全国性的民众运动。所以这运动不是北京大学可得而私，更不是少数身预其事的人所敢得而私。就北京大学而论，学生从军阀的高压和官僚的引诱中，不顾艰险，奔向一条救国的道路，实在是蔡先生转移学风的结果。蔡先生一面在校提倡大学生的气节，一面于第一次大战停后在中央公园接连三天的讲演大会，以国际间的公理正义来号召。嗣后不过数月，“巴黎和会”竟有违背公理正义的决定（因为英国与日本在战争后期成立密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与日本，以交换他种权利。美国当时不是不知道，乃是有意缄默和优容，等到在和会中威尔逊总统竟公开的让步，牺牲其《十四条》中有关山东一条的主张。此事与“雅尔达会议”中同盟国和俄帝订定违害我东北主权密约的经过，有若干相似之处。当时北京军阀官僚误国卖国的逆迹，又复昭彰，于是“五四”运动遂在这适当时机而爆发。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历史上汉朝和宋朝太学生抗议朝政的举动，也给大家不少的暗示。“五四”那天发表的宣言，也是那天惟一的印刷品，原文如下：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这宣言明白标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八个字的口号。这是最显著的爱国目标。诚然“五四”运动以后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五四”当年的精神是爱国的。“五四”是青年在北方军阀的根据地站起来对抗反动势力的第一次。受到“五四”的激发以后，青年们纷纷南下，到广东去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风起云涌。蔡先生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到“五四”以后学生运动发现流弊的时候，他又发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
但是，北京大学始终认为学术文化的贡献是大学应当着重的任务。因为时代的剧变，更觉得灌溉新知，融会中西文化工作的迫切。以前外国人到中国来教书的，大都以此为传教等项工作的副业，所以很是平庸，而无第一流的学者肯来讲学。就在“五四”这时候，北京大学请大哲学家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来讲学一年有余，实开西洋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的风气。以后如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杜里舒（Ｈａｎｓ ＤｒｉＡｅｓｃｈ）、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均源源而来。地质学家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长期留在中国，尤其能领导中国地质学界不断作有价值的科学贡献。
第二部分 大学篇第17节 大学的学风
当然一个大学的学风，是各种因素构成的。如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一部分是京师大学堂的遗留，但到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而更甚。我尤其身受这种好处。即教授之中，如胡适之先生就屡次在公开演讲中，盛称他初到北大教书时受到和傅斯年、毛子水诸位先生（当时的学生）相互讨论之益。以后集体合作从事学术研究的风气，一部分也是从这样演变而来的。除了国语文学运动是胡先生开始提倡，和他对于新文化运动有特殊贡献，为大家所知道的而外；他对于提倡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并且开始实地的用近代科学方法来治国学，其结果的重大，远超过大家所说的考据学的范围。
从１９２７年蒋梦麟先生继掌北大以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那时候文史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沉着地加强，大学是在安定进步之中。到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亲日派（以后许多在“七七”事变前后公开成为汉奸的）狼狈为奸，横行无忌。北平空气，混沌异常，反日的人们常感觉到生命的威胁。那时候北京大学的教授，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傅斯年先生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面斥亲日分子，并联合其他大专学校的教授，公开宣称要形成文化战线坚守北平的文化阵地，决不撤退。在日本决定大规模作战以前，北平的教育界俨然是华北局势的安定力量。这仍然是表现着爱国运动的传统精神。
等到抗战胜利以后，胡适之先生被任为校长，而先以傅斯年先生代理。傅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学术造诣而外，还有两件特长。第一是他懂得集体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而且有组织能力来实现这种工作，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坚实的学术成就，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第二是他懂得现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应该怎样办。他把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１９世纪初叶德国大学式的观念，扩大而为２０世纪中叶欧美大学式的观念。他又大气磅礴，能笼罩一切。于是把北京大学，扩大到文、理、法、工、农、医六学院，计三十二系，为北方最大规模的大学。
第三部分 大学精神第18节 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
应 星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源远流长，西汉即开始设立太学、北宋起开始书院讲学，但大学体制是由洋务派以“自强”为目的而从国外移植进中国的一项新制度。盛宣怀在１８９５年的“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这里所谓的学堂后来也被称为“新式学堂”。洋务派和改良派都号称这种学堂是“远法三代，近取泰西”，实际上却是“远法德国，近采日本”，是一个地道的新生事物。所以，要考察中国的大学精神，首先就是要考察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学术自由是如何逐渐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被培植起来的。
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在制度上具有鲜明的移植性，但既然中西文化在发展路向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既然移植的目标最后要落实在“自强”上，那么，大学作为一国最高的文化教育机构，就不可能不考虑如何吸纳、保存和发扬本国文化传统以及如何培植文化自主性的问题。因此，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如何避免沦为西方学术附庸的困境。积极引入学术自由的理念与努力追求学术独立的理想，这就是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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