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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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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人们愿望的反面。且不说历代,就说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且系兄弟,结果两人不相容,济尔哈朗被排挤下去,多尔衮独断朝纲,位高权重,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所作所为,多有得罪,惹起众怒,而世祖渐长,看到其叔父擅权,也无可奈何。及至多尔衮一死,尸骨未寒,即被举发,虽有大功于清朝,也未被宽恕,削爵、掘墓、抄家,接踵而至,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一后果,大概是任何人都始料不及吧?
此刻,由四大臣辅政,亦宣告以索尼为首的四人联合掌政的权力中心正式成立。但与世祖临终前的本意,以及四大臣信誓旦旦的夙愿相反,仍未能逃脱历史的悲惨结局……
应该说,辅政体制是对前期的“摄政”体制的改革,从政治发展上看,确实有所进步。摄政体制的最大弊端,极易造成摄政者专权,从而侵犯或威胁皇权。多尔衮等既属皇室近支,为世祖的叔父,又是一旗(正白旗)之主,而且其同母兄多铎、阿济格为镶白旗旗主,合两旗之实力,居于强大地位,加之又握有摄政之最高权力,已形成君弱臣强的局面,不能不威胁到皇权的存在。辅政大臣是异姓臣属,又是皇帝所掌握的两黄旗的属员,因此他们与皇帝且有君与臣、主与奴的双重关系,对皇帝更忠诚,不易侵犯皇权。摄政是代行皇帝之权,可以独自处理政务,不必事事请示。辅政则不同,明确规定他们要与幼帝共同听政,即使幼帝听不懂,也要出席,象征皇权主宰一切,而他们则只能是佐理、辅助。为防止辅政四臣的个人专断,特规定了四臣协商一致的原则,个人不许单独谒见皇帝或太后,不能决策大事。凡事须由四臣协商一致,然后请示皇帝和太后批准,最后才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公布。这样,也就防止四大臣或其中任何个人独擅大权,保证幼帝平稳度过四臣辅政时期,直至顺利达到亲政。
世祖遗诏对自己短暂一生的作为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说:“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清世祖实录》,卷144,2页。世祖去世刚半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二十日,八岁的圣祖发布谕旨:“朕兹于一切政务,思欲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清圣祖实录》,卷3,9页。这道谕旨是以皇帝的名义发表的,实际是反映了四辅臣的意志,当然,隐在幕后的皇太后(世祖之母,圣祖之祖母)无疑表示了赞同。简而言之,“率循旧制,咸复旧章”就成了四辅臣辅政的指导方针。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3)
如前所述,世祖入关后,仿明制而继承了明朝已有的政权组织机构。索尼等四人都是太祖时的老臣,他们对变更满洲旧制,完全承袭明制不尽赞同,因此,便借世祖的遗命,对中央机构再次予以调整。主要有:废除内官十三衙门。早在太宗即帝位时,专设内务府管理宫内事务,其职人事人员由皇帝的包衣佐领充任。至顺治十一年(1654年),世祖罢内务府而设立内官十三衙门,此系承明制,弊端很快显露:宦官人员骤增而滥,行为不法,与外廷勾结,渗入国家政治生活,明末宦官为乱的祸害有死灰复燃之势。世祖去世前,已有醒悟,自责说:“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至营私作弊,更踰往时。”《清世祖实录》,卷144,4~5页。宦官为历代政治祸乱之一,明自中期以至亡国,深受其害。世祖向往汉文化,不加分辨,又把宦官制度给恢复起来,而且建立了系统机构,为酿宦官之祸埋下了隐患。这一重大举措是世祖亲政后独自决定的,与已故的摄政王多尔衮无涉。所以,他认识到,此事有误,且违祖制,应自作批评。有此遗命,四大臣即于世祖去世一个多月,于二月间,宣布撤掉十三衙门,大量裁汰宦官,只留下少数供役使,今后宦官“俱永不用”《清圣祖实录》,卷1,22页。。自此,至慈禧乱政前,宦官未尝重用。四大臣革去宦官之弊,是他们的善政之一。
在废除十三衙门之后,就在圣祖宣布前述之谕旨的同时,下令已设之内阁、翰林院“名色”,都予“停罢”,恢复太宗时所设内三院之制。内三院是:内秘书院、内国史院、内弘文院,由满汉大学士、学士充任。《清世祖实录》,卷3,9页。但与太宗时所设内三院并不完全相同。太宗定制:内三院大学士皆轮流“入直”,亦享有“票拟”的实权。多尔衮摄政时,取消他们“入直”与“票拟”,因而把实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些名显而无实权的大学士们只充当了他的顾问而已。四辅臣重新恢复内三院,给任职的大学士从原五品提高到正二品,却不给予入直与票拟的实权,由四辅臣取而代之,经他们共同商定对文武百官奏折的处理意见后,直接请示太后批准,然后由他们代笔,替幼帝作朱笔御批,至第二天,大学士们才可看到臣属疏奏及皇帝批示。清朝循明制,不设宰相,提高六部与内阁权限,直接对皇帝负责。但多尔衮为专权之便,剥夺了他们的权限。世祖亲政,改去多尔衮专权之弊,国家政权正趋于正常运作,却又被四辅巨变更,实际是重蹈多尔衮的覆辙,为他们(主要为后来鳌拜)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
太宗时,始设理藩院,专管外藩(当时主要是蒙古事务)。世祖时,将它改作礼部的所属机构。显然,这一改变是不当的。世祖去世后仅两个多月,即于三月下令恢复理藩院独立机构的职能,其官员“仍称理藩院尚书、侍郎。”《清圣祖实录》,卷2,11页。后来,事实证明,该机构对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若干重要机构或部门的变更,表明清入关后近二十年,其中央机构和政权建设虽说大的布局已定,但对其中部分还在继续调整中。这里既有根据现实需要和长远考虑而不得不作必要的更改,也有“循祖制”而恢复“旧章。”当与不当,兼而有之。总的来说,还是利多于弊。
四辅臣关注民生,体察百姓生活之艰难,尤其对被灾地区给予解救,也是值得称道的。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蠲免百姓钱粮。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据统计,自顺治元年至十七年,直隶各省拖欠银共2700余万两、米700万石,药材共19万,䌷、绢、布疋等9万余疋。为解民生之苦,遂决定自顺治元年至十五年以前所欠银、米、药材、䌷、绢、布疋等“悉予蠲免”。《清圣祖实录》,卷12,13~14页。不管怎么说,蠲免钱粮,对百姓来说,毕竟是件好事。历代皆有此举,但像圣祖初年一次蠲免如此之多,尚不多见。
至于其他,诸如选任官员、开科取士、鼓励开荒、重用吴三桂等三藩,平定云贵土司叛乱等,皆见成效。在四辅臣的主持下,顺利完成了由顺治朝向康熙政权的交接,保持了稳定,进一步巩固了清朝的统治,使全国的政治和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四辅臣辅政初期,尚能保持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朝廷内外相安无事。但这一局面未维持下去,很快被阴谋夺权的鳌拜所打破。
四辅臣中,以索尼为四朝元老,年龄最大,列辅臣首位。鳌拜不敢与之争锋。位居第三的遏必隆与鳌拜同属一旗,遇事随声附和,处处退让,鳌拜需要这样的人依附自己,所以,放过了他,施以拉拢的手段,把他作为自己的辅助力量。鳌拜要打击的就是位居第二的苏克萨哈。论爵位,他低于鳌拜,索尼年老,若一去世,他很可能接替索尼而居首位辅政大臣。苏氏为人耿直,遇事经常同鳌拜争论,进而发展到争吵,遂结下了仇。《满洲名臣传》,卷5,“苏克萨哈传”。鳌拜狂妄,一意要谋取大权,便把矛头首先对准了苏克萨哈,终于酿成了一场流血斗争。
鳌拜无端挑起是非,制造了黄、白两旗的矛盾冲突,蓄意谋兴大狱。
世祖入关初年,圈占京畿地区的土地,按照八旗左右翼的次序,分配给八旗将士。摄政王多尔衮出于一己之私,竟将应拨给镶黄旗的永平地区的好地拨给了他所属的正白旗,而把保定府、河间府、涿州等处贫瘠地拨给了镶黄旗。但摄于多尔衮的权势,镶黄旗的将士、旗员都敢怒而不敢言。自此种下了两旗仇恨的种子。二十余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两旗倒也相安无事。《清史稿·索尼传》,卷249,9675页。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4)
苏克萨哈属于正白旗,鳌拜则属镶黄旗。而今多尔衮早已作古,鳌拜成了掌权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一方面要报当年本旗受压之仇,一方面借机打击苏克萨哈,于是,旧事重提,“立意更换”两旗土地,于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命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酌议圈换”。蒋良骐:《东华录》,卷9,146页,中华书局,1980。索尼“亦素恶苏克萨哈”,支持鳌拜的要求;遏必隆不能旁观,因而“附合之。”《清圣祖实录》,卷18,4页。鳌拜的要求,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旗民安土重迁,相沿已久,不愿再举家迁移,况且新换土地肥瘠不均,未必比旧地好。当两旗要调换旗地的消息传来,旗民群情汹汹,抵制换地。朱昌祚等上疏坚决反对重新圈换。苏克萨哈与之抗争尤其激烈。他们的驳斥及抗争激怒了鳌拜,他一意孤行,不惜血腥镇压,竟假传圣祖旨意,命吏、兵二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拿下监禁。与他有牵连的一批官员或革职,或降级。经刑部审断,给予朱昌祚三人以鞭100、籍没家产的处罚。此事惊动了13岁的圣祖,感到事态严重,即召见四辅臣,当面询问,以图调停息事。四人中,除苏克萨哈,其余三人坚持应将苏纳海等人处死。圣祖始终不予同意。然而,鳌拜等人置圣祖于不顾,给苏纳海等三人捏造“不愿迁移,迟延藐旨”等罪名,盗用皇帝的旨意,于十二月将其“俱着即处绞”,把他们三人绞死,籍没家产。同时,追论已故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族人英武尔代之“罪”,如还活着,“应行正法”处死。因其已故,将官职尽行革去,从前所给蒙古,投充汉人“俱著取出”《清圣祖实录》,卷20,17~19页。。圣祖对此,无能为力!
处死苏纳海三人之后,鳌拜强行换地,给两旗百姓带来了重大灾难。朝廷内外官员也惶惶不安,鳌拜气焰更为张狂,在朝廷成了人人畏惧的人物!
康熙六年(1667年),圣祖14岁。百官因惧于鳌拜专权,强烈要求圣祖亲政。还在鳌拜以圈换土地为名,肆意陷害苏纳海等人时,也就是康熙五年八月,刑科给事中张维赤率先上疏,请求圣祖亲政,他写道:“伏念世祖章皇帝于顺治八年亲政,年登一十四岁。今皇上即位六年,齿正相符(实际上应为13岁),乞择吉亲政”《清圣祖实录》,卷19,16页。。
索尼为辅臣之首,对圣祖能否亲政,持何种态度,至关重要。他为人忠厚,眼见鳌拜势日张,与苏克萨哈不相容,担心出事,不禁为之忧虑。又念及自己年老多病,惟恐有误国家大事,即提议归政圣祖,苏克萨哈、遏必隆表示赞成,鳌拜不敢反对,就于康熙六年三月,四人联名上奏,恭请圣祖亲政,写道:“世祖章皇帝亦于十四岁亲政,今主上年德相符,天下事务总揽裕如。”《清圣祖实录》,卷23,2页。圣祖未予同意,以自己年幼,再等几年亲政。他把这份奏疏留下,没发给朝臣知道。六月,索尼病逝。鳌拜见有机可乘,毫无顾忌地抢占首位,“班行章奏”,他都居“首列”。苏克萨哈、遏必隆无意争权,处处退让。于是,他独擅大权,与其弟穆里玛、侄塞本得、纳谟及班布尔善、阿思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等人,结党营私,“凡事即家定议,然后施行”《清史稿·鳌拜传》,卷249,9682~9683页。。圣祖看到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拖延亲政,于七月二日将索尼等四人在三月间请他亲政的奏疏发给朝廷大臣,以“辅臣屡行陈奏”为由,经奏请皇太后批准,“择吉亲政”。选定七月七日,举行亲政大典。圣祖“宣诏天下”,让百姓都知道。圣祖在诏书内,一面肯定四辅臣七年辅政之劳,一面强调他还不能完全“独理”天下政务,仍赖辅政大臣及诸王贝勒、内外文武大小各官“殚忠尽职”,“不得辞避”《清圣祖实录》,卷23,3~4页。。
亲政大典的举行,标志着辅政时期已结束,圣祖正式执政已开始,自然一切权力归圣祖一人。但圣祖仍顾虑年幼,不足以驾驭全局;况且四辅臣还有三人健在,辅政七年,已形成势力,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摆脱他们。所以,他在诏书内,仍把三辅臣列于诸王贝勒之前,就是说,继续保留“辅政”的地位。不仅如此,圣祖于亲政后的第四天,七月十一日宣布给苏克萨哈等三人加恩(索尼已于去世前晋爵一等公),责令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九卿科道官员“酌议”,向他报告。《清圣祖实录》,卷23,5页。
议政王、贝勒、大臣还未及对三辅臣的晋爵的事作出决议,苏克萨哈突然提出引退的请求。理由是,近一二年来,身染重病,“不能始终效力于皇上之前”,现在,皇上已亲政,他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紧接着,他又写了一句很重的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清圣祖实录》,卷23,7页。
很明显,苏克萨哈的引退是针对鳌拜的。他们两人已成政敌,水火不容。从圈换旗地事件,苏纳海等重臣被冤杀,已感到同鳌拜共事十分危险,在圣祖亲政后,鳌拜毫无引退之意,已知其心,把持辅政之权不放,抢列首位,企图当个名副其实的宰相。他趁圣祖亲政,急流勇退,避开鳌拜,免致被其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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