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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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他刚即位的举措来看，他的确是想重整朝纲，刷新政治。即位还不到一年，就针对魏忠贤、客氏集团采取措施，逐步削除其权力，下令派往各边镇监军的太监一律撤回皇宫。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畏罪自缢而死《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崇祯元年（1628年）春，由俭为泄臣民之愤，命将魏忠贤和他的死党已故崔呈秀戮尸，以示严惩；将客氏“掠死，仍戮尸凌迟。”《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接着，魏客党羽纷纷被逮惩治，为被他们陷害致死的文臣武将及其株连的家属千百人平反冤狱，恢复名誉，厚加抚恤。同时，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大臣，参谋机务……　　　　
　　　　朱由俭即位初政，刈除奸恶，殚心治理，给人以万象更新之感。朝野上下抱以期待的心情，想望局势好转，社会安定。可惜，“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尤其是天不作美，旱灾频仍，到处闹饥荒，民饥兵馁，所谓“兵荒四告，流寇蔓延”，兵变、暴动、起义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更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真是天灾人祸，兵连祸结，“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明史·庄烈帝纪》，卷24。。这的确是朱由俭的不幸。命运注定他与明朝共同覆没！　　　　
　　　　明末天下大乱，首先从陕西开始。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延安府地区，一年中没下过一滴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百姓争抢采摘山间蓬草而食。十月以后，蓬草已尽，便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吃尽，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块性冷味腥，吃一点就饱了，过了几天，腹胀下坠而死。一些百姓不甘心饿死，开始相聚为“盗”，劫掠富户。他们说：“死于饥饿，与死于盗是一样的，与其坐而饿死，何不为盗而死，还做个饱死鬼呢！”在安塞地方，情况更惨。在城西堆放粪土的地方，每天总有一两个弃婴，至次日晨，所弃之婴踪影皆无。更奇怪的是，小孩或独行的人一出城外，就再也不见人影了。原来，那些弃婴或丢失的人，都被饥民杀死，煮人肉当饭吃，人骨当柴烧。吃了人肉的人，过了几天，面目红肿，内发燥热，很快也死了。于是，死的人到处都是，臭气熏天。在县城外挖掘大坑，每坑可容数百具尸体，用以掩埋遗骸。在这种悲惨境况下，当地官府还是催要租粮，仅存下来的人，只有一逃而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驻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官兵已缺粮36个月！百姓家中空空如也，家无粒米，野无青草，米价腾贵，“军民交困”，所以“穷极思乱，大盗蜂起，劫杀之变，在在先闻”。百姓为“盗”，与逃兵互相煽动，千百成群，“横行于西安境内”；在耀州、泾阳、三原、富平、淳化、韩城、浦城之间，“所过放火杀人，劫财掠富，庐舍成墟，鸡犬一空。”经天启至崇祯初，仅数年间，已“养成燎原之势”《明季北略》，卷5，“南居益请发军饷”。。　　　　
　　　　在当时朝廷大臣的许多奏疏中，都真实地描绘出陕西连年饥荒、人吃人的可怕景象。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延安所属府谷人王嘉胤公开号召，举行起义，饥民、叛卒、逃卒、难民、盗贼争先参加，迅速扩展，起义、暴动遍陕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天下大乱“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明季北略》，卷4，“钱文俊激变”。　　　　
　　　　据官方记载，崇祯元年以后，二年、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共十年中，山西、陕西持续大旱，蝗虫遍地，地里颗粒无收，农民饥饿无食，疯狂地人吃人！与此同时，河南、山东、南京、北京地区、浙江、湖广（湖南）、宁夏等地也连续大旱，蝗虫猖獗，农民非死即逃。个别地方还闹水灾瘟疫、发生地震，死者累累，生计断绝。　　　　
　　　　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续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陕西、山西等省的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向他省谋生，于是，便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流民”，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但全国遍闹饥荒，何处可以栖身饣胡口？在他们绝望后，便铤而走险，毅然加入起义，于死中求生！　　　　
　　　　经年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明末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在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已呈崩溃状态。天灾就像恶魔一样，无情地吞噬着崇祯政权。　　　　
　　　　天灾伴着“人祸”，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明末最严重的“人祸”，莫过于党争。所谓党争，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始自明中叶，渐趋激烈，至万历、天启两朝达到了高潮。朱由俭即位初，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党争稍息。但很快党争复燃，愈演愈烈。身处最高统治地位的由俭为其蒙蔽，不辨是非，刚愎自用，辞退正直之士，滥杀无辜，朝政异常黑暗。党争仍然在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进行。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2）

　　　　历代所用太监，不过是照料帝后妃日常生活，洒扫庭院而已，足不出宫，各司其职。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家的奴仆，是不可参与国家政事的。由俭一即位，就下令革除前朝重用太监于军政的弊病。不料，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便一改初衷，开始重新起任太监，担任国家军政与财政等各个方面的要职。据载，这一年，他命太监曹化淳提督南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监吕直劳军，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年），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力，还充当皇帝的“信使”，代表皇帝劳军、转运粮饷、侦探将帅言行，等等，名曰“监军”。他们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将帅们的“太上皇”。经调整后，对他们作如下安排：　　　　
　　　　王应朝往关宁（指山海关、宁远）；　　　　
　　　　张朝元往蓟镇东协；　　　　
　　　　王之心往蓟镇中协；　　　　
　　　　邵希韶往蓟镇西协；　　　　
　　　　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　　　　
　　　　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　　　　
　　　　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如，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等等。《明朝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太监本不懂政治、军事，更无理财的才干，但他们借皇帝名义，狐假虎威，高踞各地方督、抚、将帅之上，指手画脚，稍不如意，便向皇帝报告，被告者不是被革职，便被捉拿治罪。逼得督、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甚至双方勾结，蒙蔽皇帝和朝廷。　　　　
　　　　太监凭借特权，搜刮民财，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索取贿赂，暴敛财富，个个富有。“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讠叟闻续笔》，卷3。这就是说，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晋级加冠，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据估计，明末“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明清史料》丙编，33页。　　　　
　　　　太监专横，违法乱纪，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指斥太监的妄行，于是，又引发出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臣所在工部有公署，中则有尚书，旁列侍郎，这是制度所规定的。但是，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高踞尚书之上，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　　　　
　　　　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不胜感叹地说：“内臣用易而去难，此从来之通患。”　　　　
　　　　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诸臣还没觐见天子，先拜太监，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认他为义父的义子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都还感到耻辱，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竟向太监朝拜，反倒不感到奇怪！国家自有觐见制度，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为此叹息。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张不服，也向由俭申辩。袁继咸又上疏再辩：“知府见巡抚、总督行下属礼，这是典制，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这也是典制吗？地方司员至京，先向吏部报到，这是典制，而先拜谒太监，这也是典制吗？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立法，太监不得参与外事。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今天下缺乏人才，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那么，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势必造成党争。”《明史记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类似这样的奏疏，书不胜书，诸臣劾太监，太监劾诸臣，把朝政搅得混混沌沌，难见清明，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百般保护，而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都受到皇帝的惩罚，轻则训斥，重则降级或罢官。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连上七道奏疏，请求退休，由俭一怒之下，将他削籍为民。周镳刚直不阿，揭了太监的短处，含蓄批评皇帝袒护太监也遭到同样的下场文秉：《烈皇小识》，卷3。。袁继咸批评太监劣迹，被皇帝痛斥一顿。即使揭发是实，由俭也“不听”、“不问”，听之任之。相反，还极力为其辩解。崇祯九年（1636年），由俭任命太监提督天寿山，当天接到命令，当时就出发了。他抓住这种类似的小事，对阁臣们说：“内臣（指太监）即日就道，而侍郎接到命令三日未出，为什么还责怪朕用太监呢？”只要太监想整哪个官员，由俭很快就批准，予以惩治。由俭初政时，改变先朝用太监的政策，不幸的是，他又重蹈覆辙！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3）

　　　　明末党争，同时也在朝廷官员之间进行，他们各立门户，各聚集同伙，相互攻击。兵部员外郎痛切指陈党争之祸，说：“当事者借皇上（指崇祯）刚毅，而佐以舞文击断之术；借皇上综核，而弛其讼逋握算之能……皇上图治之圣心，为诸臣斗治之捷。”文秉：《烈皇小识》，卷3。　　　　
　　　　政治混浊，文武不和，言官攻讦，太监专横，监察失察，崇祯朝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在农民军与清军的内外夹攻下，由俭“用法益峻，功罪不假贷”《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1页，见《二十五史》，上海书店，1985（下同）。，许多封疆大吏，朝廷要员都成了政治败坏的牺牲品，冤死在屠刀之下。据统计，崇祯朝处死的总督大员达七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36，819页，中华书局，1984。，他们是：刘策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因崇祯二年（1629年）清军由大安口突入长城，没有抵御，受到弹劾，于次年正月被逮捕，处以死刑《明史·刘策传》，卷248，693页。；袁崇焕受任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是抗清名将，由俭听信流言，又误中皇太极反间计，将他逮捕。魏忠贤余党王永光、高捷数人乘机“谋兴大狱”，群起而攻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崇祯三年八月，处以残酷的磔刑而死《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杨一鹏身负漕运总督、江北四府巡抚重任，以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失陷祖陵所在地凤阳罪被诬告，斩首处死《明史·杨一鹏传》，卷260，732页。；郑崇俭为陕西三边总督，以镇压张献忠农民军不力，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五月被斩首《明史·郑崇俭传》，卷260，732页。；熊文灿任兵部尚书、兼任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总督，同张献忠作战失败，不问原因，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被处死《明史·熊文灿传》，卷260，731页。；赵光忭任蓟州、永平、山海关、天津军务；范志完任蓟辽督师，协同抵御清军，以逗留不进，怯懦不战等罪，同时被捕，于崇祯十五年四月被斩于北京西市《明史·赵光忭传》，卷259，729页。。　　　　
　　　　除以上七人，还有遵化巡抚兼都御史王元雅于崇祯二年因清军攻克遵化，畏罪自尽《明史·庄烈帝本纪》，卷23，44页。；同年，万历时任辽东经略、四路丧师的杨镐，被言官追论当年丧师之罪，交章攻击，终被逮处死《明史·杨镐传》，卷259，724页。；崇祯五年（1632年），又处死天启二年（1622年）丧师于广宁的巡抚王化贞《明史·王化贞传》，卷259，727页。；九年，宣大及山西总督梁廷栋也以京畿遭清军残破畏罪自杀，兵部尚书张凤翼亦惧罪与梁同服毒死《明史·梁廷栋传》，卷257，717页。。　　　　
　　　　这些人都受命于危难之时，大多还能尽心报国，很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死于战场，却一个个被推上了断头台，死于非命。他们中确有些人犯有过失，以功抵罪，至多革职而已。朱由俭刚愎自用，多疑而猜忌，听任言官随意攻击，大开杀戒，不仅诛杀了大批督抚一级的要员，就连总兵一级的将领也杀了不少，致使国家丧失大批有用人才，再加上死于战场的，再也无人给他效命了。清朝修《明史》，就袁崇焕冤死一事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卷259，729页。袁崇焕死得早，其后死的人没有谁能超过他的胆识和能力。所以，从人才的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