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乾盛世-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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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级督抚“题参”将司府道厅官革职；若司道府厅等官上报，而督抚隐匿徇私不报，则由科道官指名“题参”，将督抚降五级调用。户部批复同意。《清圣祖实录》，卷12，2页。　　　　
　　　　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吏部：最近听说，地方官“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火耗，交税银时的损失部分。农民交税银，多属细碎，地方官将其重新熔铸，加工成标准重量的银锭。在其烧化、熔铸时必有损耗，其损耗部分，称“火耗”，例由农民自补，以足原额数。地方官从中作弊，多索“火耗”，据为己有。，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此类事，由科道官“不时察访纠参”。以前，夏秋征收钱粮，原有定期，而今地方官却“予征”隔年钱粮。圣祖很生气地说：这样做，“小民”怎能承受得起！他下令：“以后予征停止。”《清圣祖实录》，卷14，20页。　　　　
　　　　圣祖即位五年间，已屡次明令禁科派、加征，可是，此类弊端还是屡禁不绝。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说：“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受灾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所以，征收钱粮，“民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清圣祖实录》，卷22，18页。第二年六月，圣祖已经亲政，召见户部官员，指出：“向因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他既对百姓“甚悯之”，又对地方州县官作弊及督抚徇庇表示出“深可痛恨”的愤慨之情，责成户部严查。《清圣祖实录》，卷26，12页。　　　　
　　　　圣祖并非说说而已，对那些置法而不顾的官员，必绳之以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山西巡抚满洲人穆尔赛被揭发就是一个典型。他的罪状主要是在他管辖的文水等县多加“火耗”，窃为己有，其次是女儿出嫁时，向其属官索取礼物。事发后解至京师严审，事实俱在，圣祖判处他死刑，待秋后处决。《清圣祖实录》，卷122，7~12页；卷123，5页。　　　　
　　　　鉴于以往的教训，对选拔官员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吏部提出：督抚等荐举保举府州县官，须保证两条，在册内填上一条是被保举人“无加派火耗”的字样；一条是填入“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所谓“上谕十六条”，是圣祖于康熙九年十月颁发的治国纲要，强调教化，儒家治国的指导思想。详见《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每月底，聚乡村乡约讲解字样。”如保举不实，依照“徇情荐举卓异例”，给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的处分；提供保举详细情况的司道府官，各降三级。《清圣祖实录》，卷122，17~18页。　　　　
　　　　加派、科敛，都是地方官盗用公家的名义，向百姓额外摊派，可谓巧取豪夺。这种税外加税，额外增额，实际是地方官贪赃害民。如此致使百姓的负担加重，自然积怨于朝廷，久之便生祸乱。圣祖和他的开明大臣们深知其弊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故一再告诫户部，反复颁布禁私派的严令，对其重犯予以惩处。圣祖为此进行了长期斗争，约从康熙三十年以后，加派、科敛的事大为减少，但无法根绝。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圣祖面嘱河南巡抚徐潮说：“闻河南火耗甚重，尔去当严行禁止。”徐潮回答说：“臣闻河南有几州县火耗最重，此外尚有私派。臣当严行禁革。”《清圣祖实录》，卷201，24页。表明私派之类确已减少，仅在部分地区时有发生，有的不失为严重，但全局日渐安定，官民相安无事。　　　　
　　　　秦汉以来，历代有一个传统，这就是：官员不得经商，不得参与经济贸易活动。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的小农国家，“重本抑末”是其相沿不变的传统政策。以农业为首，视农业以外的各行业为“末业”，更以经商为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西汉初立，限制商人的子孙不得为官，商人不得穿绸缎等，把商人看成是下贱的人，如同妓女，而加以防范，惟恐人们舍本逐末，为害国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官员经商必然与民争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财进行商业活动，无不大赢其利，国家的财富，百姓的利润，都被官吏攫取。他们经商，必然搞乱经济秩序，也使政府腐败、堕落，危及统治。因此历代以官员经商为大忌，而加以严禁。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7）

　　　　清初，对官员经商也采取了严禁的政策。康熙六年七月，左都御史王熙提出“请禁官员贸易之害”一疏，揭发各级官员利用家人强占市场、贸易关口，不许商民贸易，欺行霸市，垄断贸易，牟取暴利，商民深受其害。户部据此，作出严格规定：今后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各官家人如“强占关津，不容商民贸易者”，就地“枷号三个月”，属百姓者，责打四十板；旗人者，鞭打一百。纵容家人的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都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如果兵民商假冒王公文武各官之名，“照光棍例治罪”，货物入官。圣祖批准实行。《清圣祖实录》，卷23，2页。。此令，对官员从事贸易活动进行严处，而对不法之徒也予严禁，以保证贸易、经商正常进行。　　　　
　　　　此前，康熙四年九月，已下令严禁国家收税官员扰害商民的正常经贸活动。主要弊端是，收税官员“希图肥己”，任用当地地痞、恶棍，巧立名目，另设私秤，于定额之外，“恣意多索”，“或指称漏税”，随意逮拿过往商民、要挟诈取钱财；或将民间细碎之物及衣服等类，原不抽税，也违例征收，不交税则不许过关，直到顺遂其贪心方休！“此等弊端甚多，难以枚举。”圣祖气愤地说：“违背国法，扰害商民，殊为可恶！”以后如有发现，必予“从重治罪”，其督抚也以“徇纵之罪”论处。《清圣祖实录》，卷16，26页。为防止税官额外榨取商民，原定收税超额者“加级记录”，以示鼓励的政策，也已于康熙四年初“永行停止”《清圣祖实录》，卷14，6页。。　　　　
　　　　朝廷一面严禁官员经商，一面鼓励和保护商民的正当的商业活动。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居民，一向依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从康熙四年三月起，准予开海捕鱼，“以资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4，24页。。康熙二十三年，台湾业已收入版图，浙江沿岸地方也照山东等处之例，开海禁，准予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清圣祖实录》，卷115，6页。。有的大臣建议：在福建、广东沿海地桥道渡口等处设备征收定额税款。圣祖对此却另有考虑，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均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即内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的这番话，还是要使沿海居民保有生计，渐致富足，不致再牵累内地向沿海地区转饷运输，百姓皆获安宁。但他不同意再于桥道渡口等处设关征税，实则又“增设一关科敛”《清圣祖实录》，卷116，页18。。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全面开海禁。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圣祖照准，指出：如有人“倚势横行，借端生事，贻害地方”，要“严加禁饬”；若有违法者，当地督抚要指名参奏。《清圣祖实录》，卷120，15~16页。　　　　
　　　　圣祖决定开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是一项进步政策，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实属愚昧。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经查，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的，康熙初年只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二年准荷兰国贸易一次，三年时，准暹罗国（泰国）贸易一次，已载入《会典》。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七年，重申此项决定：以后，如属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清圣祖实录》，卷25，22页。　　　　
　　　　圣祖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一百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圣祖为始作俑者。　　　　
　　　　朝廷对工商业也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原先，产铜铅地方，当地百姓纷纷开采。后因“地方官收税，种种作弊”，百姓受其损害，无利可图，也就停止开采了。铜日渐减少，价格腾贵，直接影响到制钱，造成钱少而日贵。于是，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决定此后“停其收税，任民采取。”《清圣祖实录》，卷116，19~20页。百姓有了优惠政策，开采积极性顿时高涨。朝廷不取一文，所获利益皆归自己，直接起到了“养民”的作用。　　　　
　　　　对于百姓主要是农民最高“实惠”的莫过于蠲免钱粮，济贫赈灾。　　　　
　　　　蠲免或赈济，一向被视为历代统治者的一项德政。从秦汉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意在宣扬他们的德政，传之后世。清初，顺康之世，所做的固然没有超出历代济贫赈灾的范围，但值得称道的，或与历代不尽相同的是，他们济贫赈灾普遍、及时，达到有灾必赈、有贫必济，有一分灾必免一分钱粮。特别是康熙中期前后，国用渐充裕起来，赈济次数频繁而量大，由局部地区到全国以至达到了无灾也轮流免征钱粮的水平。这就不是简单的救灾，而是给百姓增加积蓄，尽快地富足起来。　　　　
　　　　清初以来，自然灾害较重，而圣祖亲政以后，灾害频年发生，而且受灾面积日扩大，严重危及经济的恢复。诸如水、旱、雹、蝗、风、霜雪、地震等，其中又以黄、淮、运河等诸水系灾害尤重，旱灾是仅次于水患的一大灾害。加之战争的破坏，更助长了灾害的严重程度。百姓的生活处于困苦之中。有关灾害的情况，《清实录》作了大量而详细的记载。概略地说，北方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为多灾地区，水旱灾频繁；南方以淮扬地区的水患最重，西南云贵及广西，延及四川，因受战争破坏最重，而且地旷人稀，经济恢复较慢，稍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计就难以为继。以上地区，经常受到朝廷的救济，给以重点扶持。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8）

　　　　清代的救济多种多样，据《大清会典》所载，主要分为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等方面。这里，仅就钱粮的蠲免做一简要评述。　　　　
　　　　我们从《实录》记载看到，自顺治二年（1645年）就已开始实施蠲免赈济的政策，首免直隶坝州等八县水灾赋税《清世祖实录》，卷20。。其后，基本做到了有灾即免。毕竟天灾人祸过重，蠲免只能解决百姓的部分燃眉之急，难以使百姓富足起来，而不受灾的地区也难以承担应缴的赋税额。所以，顺治朝积欠的钱粮相当多。　　　　
　　　　圣祖即位初，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对受灾地区多予蠲免，但从十二年到二十年，正值平三藩的战乱时期，军费开支猛增，财政陷入困境，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地方不得不加派、加征，以补因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这样，对受灾地区已无力蠲免赈济。这个短暂的时期，蠲免明显减少。及至平定三藩后，随着经济的渐次恢复，蠲免日渐增多，其数额也不少，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蠲免分为灾蠲，即因灾荒歉收而免去若干赋额，视灾情严重程度而定；蠲逋欠的赋额，虽未受灾，因种种原因而欠缴的赋额，亦行蠲免的政策；恩蠲则是遇有国家喜庆之事及皇帝本人的庆典（如生日、登极等），施恩于百姓；皇帝巡幸所经过之地，无论受灾与否，给予当地百姓以实惠，适当免征部分或当年全部钱粮。如，圣祖东巡至盛京、南巡山东、江淮等地，都曾实行过蠲免。对于垦荒地，若干年内不起科，免征地丁钱粮，也属于蠲免之例。　　　　
　　　　康熙朝蠲免钱粮，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如六月，因江南宿州、盐城、萧县旱灾免征顺治十七年度的额赋；陕西同州、临潼、岐山、扶风、郿县因本年冰雹灾，免征本年度额数；十一月，因水旱灾先后免征陕西优羌县、江南灵璧县、直隶新城县本年的赋税。十二月，一次就免浙江钱塘等29县本年水旱灾额数。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2~5有关记载。　　　　
　　　　圣祖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又说：“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圣祖向大学士们所讲的话。可以认为，这是他即位二十多年来对蠲免的经验总结。他特别体恤河南、湖北两省百姓在平三藩的战争中“转输供亿，劳费繁多”，当即下令，特减免两省康熙二十五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一半，二十四年未缴纳完的钱粮全部免征。同时，因直隶献县、河间县、河间卫、江南宿迁、兴化、邳州、高邮、盐城，山东郯城、鱼台等州县“重罹水灾，小民艰苦”，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钱粮全部免征。《清圣祖实录》，卷123，3~4页。　　　　
　　　　以受灾最重的山东为例。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圣祖至山东巡幸，在此之前，山东“连年饥馑”，朝廷“截留漕运，分疆散赈，动内帑数百万两，遣官四五百官，分派各州县赈济。至地丁钱粮前后屡行蠲免，通省亿万民命，始得复生。”所以，圣祖一入山东境，省内绅衿军民数十万“执香跪迎道左”，“无不垂涕感激”《清圣祖实录》，卷219，9页。。这一动人的场面，未必是夸大之辞。　　　　
　　　　再如湖广，仅自康熙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