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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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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行。《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9893页。
不久，圣祖清除鳌拜集团，乾纲独断，即于康熙十年二月正式举行“经筵礼”，遣大学士杜立德“告祭先师孔子”。圣祖亲自确定人选，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礼部左侍郎常鼐、户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诺、中和殿学士折尔肯、保和殿学士达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侍读学士傅达礼、史大成、侍讲学士胡密色、李仙根、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等16人为“经筵讲官”《清圣祖实录》，卷35，7~9页。。所谓“经筵”，是由皇帝聘请有学问、操行高尚的高级官员或称为“儒学”之士，做自己的老师，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向皇帝进讲经书要旨，君臣讨论，间以议政，故于增进皇帝本人的学问，督促皇帝不断学习，提高文化素养，把握为政之道，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历代多行此制，但遇到荒淫无道之君，所谓“经筵”也就废而不用，即或举行，也是徒具虚名。顺治初入关，权力控制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他根本不过问世祖的学习之事，甚至不愿他学习更多的东西，以至世祖亲政时，还不能读懂汉文奏疏。到顺治十四年，才开经筵，未到四年他便去世了。圣祖也为鳌拜所阻，不能系统学习，也不能与群臣个别接触，目的是使圣祖愚昧少知，凡朝中大事必赖鳌拜所断，以达到长期控制朝廷大权的目的。鳌拜垮台，经筵才得以举行，遂成定制，为后世子孙所奉行。
日讲官也由皇帝钦定，随时加以调整撤换。前述16人，至三月，除保留折库纳、熊赐履、傅达礼、史大成、李仙根，又换上侍读学士宋德宜、侍读张贞生、严我斯，修撰蔡启、编修孙在丰为“日讲官”。《清圣祖实录》，卷35，12页。开始，每隔一天讲一次，从康熙十二年二月以后，改为每日进讲一次。进讲内容，以《四书》、《书经》、《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为中心，兼及其他。
圣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寒暑春秋，始终坚持学习，终于成为一代精通经书易理的大学问家。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培育了一批精英，成长为一代治国之能臣。圣祖的学问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又有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佐，对开创盛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繁荣时代的出现，固然有赖于客观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但没有统治集团的主观努力，也是无法实现的。圣祖崇儒重道，本意是笼络知识阶层主要是汉族的儒生，进而维系汉族广大人民同清朝保持一致，但同时也造就了他自身和一批人成为杰出人物，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奋力开拓，把时代推向前进。如果没有雍正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圣祖开创的盛世新局面也只是昙花一现。显然，造就一代盛世，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其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帝，他个人的品质、素养、道德水准及实际才能的高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常说，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人物也必然开创出一个伟大的时代。圣祖是明清之际由大乱走向大治这一变革时代涌现出的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以自己的特殊才能，按照儒家治国蓝图“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盛世。这绝非是平庸之辈所能想像的！
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是国家兴旺之本。从顺治到康熙朝为此作出了艰巨而不懈的努力，为进入“盛世”，准备了大量人才。
清初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获得人才。一是取自原明的士大夫，包括降清的吏员，及隐居之士；二是兴建学校，国家出资培养人才；三是通过朝廷和各地官员的荐举，量才录用；四是恢复科举，吸引和招用人才。顺治朝时，招降了数以千万计的原明士绅吏员，征用居于水边林下的“隐士”，举行科举考试，选拔出一批批人才。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国家财政异常困难，学校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各项制度还很不完善，国家政治生活尚未走上正轨。
到康熙六年，时任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痛切陈述文教的凋敝情况，说：“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3）
圣祖亲政后，这种凋敝的状况始有改观。上述圣祖崇儒尊孔、开经筵，都是为振兴文教而作。康熙九年十月，他向礼部发出一道谕旨，这就是著名的“上谕十六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屈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
圣祖“圣谕十六条”，可以看作是他的治国大纲，涉及面广，但其主旨，强调以儒家思想治国，兴办学校，从思想上教化人民，此即“教化维于可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一月中，经礼部题请，圣祖批准，将他的“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清圣祖实录》，卷34，21页。
教化百姓，贯彻儒家思想，“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光绪）《苏州府志》，“风俗”，载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发布《抚吴告谕》，内有此语。兴办学校，是培养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途径。顺治初，已在战事结束的省区陆续办学，至圣祖即位（主要是亲政后），教育才逐步发展起来，中间曾有三藩之乱的短期干扰，而平定三藩后，全国空前统一，圣祖大力提倡，并采取各种措施，掀起了办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
顺康之际，全国的学校教育分为中央与地方官学两个系统。中央官学教育，是在京师设国子监，或称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直属中央礼部。国子监的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通过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等形式，经过层层选拔，以考试成绩优异、品行兼优者输送到国子监学习。这部分学生称为“贡生”。还有一部分学生称“监生”，以其父亲的官职（文职京官四品、外任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而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可送一子入监学习，此为“恩荫”。还有，满汉三品以上官员死于国事，照顾其一子入监，此称“难荫”。除此，京师官学又有“宗学”。属于努尔哈赤其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对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专设“宗学”，都入学接受教育。此制始设于顺治十年（1653年）。至雍正时，续设“觉罗学”，指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的旁支，称为“觉罗”，为他们设的学校称“觉罗学”。以上，参见宋元强：《清朝的状元》，152~158页，文史出版社，1992。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直接入仕为官。
地方官学，在全国各地设府、州、县学，各“设学官以课士”：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为一人；另设“训导”一人，为副职，协助教授、学正、教谕工作。各省设“学政以董教事”，各一人，掌一省之教育，主持岁试与科试，考绩师生的优劣勤惰。
所谓“官学”，即指由官方承办的学校，凡入学皆经考试，择优录取。未入学的读书士子称“童生”，而考取入学后俗称“秀才”，官学称“生员”。各学校都严定限额，考取不易。所学内容，大都是皇帝“钦定”的经书和“御纂”的书，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典籍。这些书，由各省督抚购买，交由学官收存，“以资诸生诵读”。以上，详见《大清会典》，卷31~33有关部分。
在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都享受朝廷的优待，免征差徭，供给膳食。为培养军事人才，另招“武生”，附于儒学，由府、州、县“学官”兼管。除学儒家及兵家经典，加学骑射等科目。
府、州、县学的生员，经岁试、科试，名列前一、二、三等者，“准送乡试”，考取举人，再经“会试”等进入仕途。还可通过推荐进入国子监学习。《大清会典》，卷32，4页。
府、州、县学都设在城镇，为弥补乡村或边远地区的教育空缺。顺治时，准予“每乡置社学一区”，使有志于学的青少年有受教育的机会。《大清会典事例》，卷396，“礼部·学校”。如，康熙时，安徽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徽州所属六县有书院54所，以紫阳书院的规模为最大。转引自《清朝的状元》，133页。可见当时教育之盛。
顺治九年，礼部奉世祖的谕旨，为全国各学校制定法规，明确阐明办学的根本宗旨，写道：“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全国公私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国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4）
清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当战事尚在激烈进行之时，就首次举行乡试，以后每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被录取者称为“举人”。接着，乡试的第二年，得中举人者准予赴京师考进士，时称“会试”。考中者称“贡士”，最后进入最高级阶段的考试——殿试，皇帝亲临考场，亲阅考卷，确定名次，不再淘汰。共分为三甲，即一甲取三名，一甲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他们都被授予翰林院各职，以后，视各人才能及表现，再予升迁，或调任它职。
乡试分省进行，都在同一年秋八月同时开考，又称为“秋闱”。康熙二年乡试为癸卯科，开考前数月不等，由朝廷直接任命正副考官，着手准备考试事宜。有关情况仅列下表，以见乡试全貌。
康熙二年（癸卯）乡试简况
时间乡试省区正副考官四月贵州正考官：大理寺评事符渭英；副考官：中书易道沛五月四川正官：户部郎中徐渭弟；副官：中书杜镇五月广东正官：兵部郎中王天成；副官：行人洪琮五月广西正官：刑部员外郎李为霖；副官：中书陈廷枢六月福建正官：内国史院检讨熊赐履；副官：工科给事中何澄六月云南正官：兵部主事蔡驺；副官：行人朱张铭六月浙江正官：内国史院侍读学士李仪古；
副官：吏科给事中李鹏鸣六月江西正官：弘文院侍读陈水；副官：吏科给事中刘如汉六月湖广正官：内国史院检讨王钟灵；副官：户科给事中俞之琰七月江南正官：内国史院编修王勗；副官：工科给事中王日高七月陕西正官：吏部员外郎刘子正；副官：兵部主事许畅七月河南正官：吏部主事王士禄；副官：礼部主事柯赓昌七月山西正官：太常寺少卿杨桓惫伲夯Р坷芍型跸筇炱咴律蕉伲盒炭聘轮姓盼┏啵桓惫伲豪癫坷芍姓庞θ鹌咴滤程煺伲耗诤胛脑杭焯职啄苏辏桓惫伲杭焯终惭涟嗽掳似炻珊壕胂缡裕阂阅诤胛脑貉柯廾簟⒛诠吩菏潭裂克章衬尽⒗癫孔笫汤刹佳瘴骺脊佟Ｉ媳砟谌荩谴印肚迨プ媸德肌罚砭胖屑觯勺什慰肌！ �
考试内容，也做了预先规定。就在通令各省乡试时，礼部遵旨，议决：从甲辰科（即康熙三年）开始，乡、会试“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表、判。乡、会两试，头场策五篇；二场用四书本经题，作论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清圣祖实录》，卷9，24页。后经两科考试，到了康熙七年（1668年）因遭多数人反对，便又恢复了八股文体，原考试两场也恢复了三场制。
八月，全国各省同时举行乡试。由中央统一按比例分配名额，择优录取。《实录》载本年九月八旗乡试取中举人：满洲21人、蒙古17人、汉军最多，取中姚启圣等118人，送至吏部录用，任以官职。《清圣祖实录》，卷10，1页。
继乡试之后，各省中式举人汇集京师，举行“会试”，取中者再参加“殿试”。康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太和殿前，“策试天下贡士沈珩等”。所谓“策试”，是由圣祖提出有关治国安民的现实问题，作为考题，责成参加“殿试”的“贡士”们给予对策性的回答，“各抒所见，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清圣祖实录》，卷11，20~21页。二天后，即三月二十四日，圣祖接见全体应考的殿试贡士，逐一唱名，公布结果，严我斯等199人被分别赐给“进士及第”及“进士出身”等荣宠之名。《清圣祖实录》，卷11，21页。四月，授予一甲进士严我斯为内秘书院修撰、李元振为内弘文院编修、秦弘为内国史院编修。《清圣祖实录》，卷11，26页。不久，又任命进士严曾榘等15人为庶吉士，教习满书。《清圣祖实录》，卷12，5页。闰六月，在礼部还有等待安排职务的候选推官、进士、举人共268人；还有候选知县、进士、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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