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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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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清圣祖实录》，卷115，12~13页。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清圣祖实录》，卷145，18~19页。
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遹、副都御史王士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燿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清圣祖实录》，卷145，2~3页；11~13页。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熹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繁就简，编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披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清圣祖实录》，卷150，16~18页。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在翻译《通鉴纲目》之前，已于康熙十九年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以下，阿思哈尼哈番（官名，为二品世职，汉名男爵）以上及满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国子监祭酒等每人一部，供这些满族官员学习。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清圣祖实录》，卷93，10、12页。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做出规划。《清圣祖实录》，卷241，13页。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钦佩。毫无疑问，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封疆大吏，以至各基层吏员，他们分掌国家或地方的部分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素养、品行、作风及才能、趋向时尚，便构成了吏治问题。吏风端正，社会便安定，百姓生计有保障，而吏治一旦败坏，种种腐败由此而生，政权的危机就会到来。史治的邪正，又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为人为政息息相关。
逐步进入“盛世”的清朝，吏治日见清明，人心安定，可以用“政通人和”来概括。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圣祖在继承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统率一批治国贤臣，共同营造的。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有杰出帝王当政，必有一批能臣辅佐，奋力开拓，社会便实现稳定，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不能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需要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人物来统率，而且不是一个人，恰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依靠“集体”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时代的新的文明。假如都像秦二世、隋炀帝等人那样，历史就不会发展，即使他们曾有过辉煌的创造，其结果也会被他们的荒淫无道所葬送。
圣祖是个雄才大略的一代杰出人物，已为人们所皆知。人们只知他的才能卓著，对于他的为政的思想及个人品格知之不多。作为一个帝王，或如今天所说的领袖，其个人品质、政治与文化素养，乃至性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品格之高下，作风之优劣，直接影响他周围的一群人，这指的是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因而也直接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圣祖深知此中的道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他在听完讲官进讲《尚书》后，表达他的见解，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清圣祖实录》，卷89，16页。换言之，天下大治，有赖君臣相互勉励和实心共事。圣祖的这段话，是他读《尚书》的体会，却也道出了对历代为政的经验总结。
勤奋、刻苦，是圣祖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他用行动为群臣做出了表率。圣祖勤于听政是任何帝王都无法比拟的。清入关初，规定皇帝每月逢五之日亲临太和殿处理政事，其他日子，则不定期的到乾清门，办理各项要事。照此规定，每月逢五之日听政，一个月也不过五六天，还有不定期听政，由皇帝自行灵活掌握，其勤惰亦见分晓。圣祖亲政时，便更改此项制度，除继续实行逢五日临朝，改为每天到乾清门听政理事，“嗣后日以为常”《清圣祖实录》，卷23，5页。，直到晚年，未曾中断过。皇帝听政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春夏两季定为每天卯时（晨5~7时）、秋冬辰时（晨7~9时）御门听政。每月赶上五日一朝，也照常到乾清门听政不误。除了听政，还要到弘德殿学习经书，听进讲官讲解，剩余时间便阅奏章。所以，每天都忙，也很紧张。他能做到数十年如一日，是一般帝王难以做到的。到了炎夏之时，他移驻中南海瀛台避暑，仍然是“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要求百官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清圣祖实录》，卷103，2页。有时，因为生病，不能亲临乾清门听政，就命诸臣进宫奏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因病，在宫中批阅奏章。他深感不安，说：“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咨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坚持每天必与大臣们见面，当面商定国家大事。《圣训》，卷7；《清圣祖实录》，卷149，3页。参见《康熙帝的治国艺术》。过了几天，又有大臣看到圣祖过于辛劳，建议由每日听政改为三天或五天一次，一般奏章改为由内阁送呈。圣祖很理解臣属爱护之意，语重心长地说：“朕惟致治，务在精勤，久道期于无。朕亲庶政，早夜孜孜，靡敢暇逸，冀与大小臣工，共图熙绩。”又说：朕三十年来，每天早晨听政，已“习以为常”，今若更改，“非励精求治”之道，况且坚持已久，不能中道改变。他善意地说服了诸臣，仍按规定每日视朝。《清圣祖实录》，卷149，4~5页。最难的是，圣祖始终“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日与大小臣工，率作省成”，共图治道，在位六十余年，“早夜孜孜，有如一日。”《清圣祖实录》，卷115，13~14页。明朝的懒惰皇帝明神宗长期隐居后宫，20年中不曾视朝，不与诸臣见面。两厢比较，勤惰分明，天地悬差！
再说批阅奏章，尤属辛苦。每天，从全国各地送来大批奏章，不论多少，圣祖都亲自逐字逐句批阅。例如，在吴三桂叛乱时，奏疏如雪片似飞送京师，最多时，每天不下三四百件，圣祖批答如流，从不积压一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回忆往事，说：“朕当繁剧时，日阅二百余本，曾无一字疏漏。”这年，他已61岁，“今阅二三十本，更觉宽裕矣！”天下太平无事，奏疏减少，每天读到二三十本，他自感轻松、不累。《清圣祖》，卷255，22页。
圣祖每出巡外地，照常批阅奏章。他规定每隔三天，必将奏章送到他巡视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他南巡至山东沂州（山东临沂）。十五日这天，奏章该送到，他坐等到二更（约当夜10时左右），还未见奏章送来，屡次询问到否。他忍不住对大学士等随行大臣们说：“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视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已经议处。此番本章，何又来迟？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深夜四更，本章送到，大学士不敢怠慢，即把本章进呈。圣祖即起身，详细披阅，直到东方发白，才处理完毕。《清圣祖实录》，卷117，4~5页。在和平环境下，国家并无紧要大事，圣祖尚且如此勤勉，极其严肃地看待奏章，这在历代帝王中确属罕见。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2）
全国各处奏折，圣祖从来都是亲自阅览，所批朱笔谕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无代笔之人”，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然这样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月，圣祖出巡至热河行宫，右手有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绝不委托他人代笔。他说：“凡所奏事件，唯朕及原奏人知之。”《清圣祖实录》，卷265，14页。
圣祖自康熙十年（1671年）首次离京东巡盛京（沈阳），迄至六十年最后一次巡视塞外，共计长短程巡视达43次。在位61年，平均每隔一年多一点就出外巡视一次。如单独计算北巡次数，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首次出巡，到去世前，共45年中，据统计，他北巡包括到避暑山庄，达56次此据陈安丽：《康熙的北巡塞外和木兰行围》所统计，载《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1986。，平均年年外出，而有些年则外出2次或更多次。这样，他一生中很少深居宫中，大多是在外面度过的。他出巡各地，是很辛苦的，无论冬夏春秋，触风雨，冒寒暑，跋涉在风餐露宿的漫漫旅途中。东北最远到过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部远至多伦诺尔，乃至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南方最远至杭州；近则畿甸，京师地区。圣祖不享宫中安逸，却不辞辛苦，频年外出，全在于治道，尽心竭力治国。如他说：“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完结者”，即使“深宫宁处，轸念闾阎”《清圣祖实录》，卷117，4页。，他不讲究燕乐，“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清圣祖实录》，卷117，18页。外出巡视，绝非游山玩水，像隋炀帝屡下扬州追欢逐乐；像秦始皇外出各地，不过是炫耀个人功德，到处刻石记功。圣祖外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周览民情，察访吏治”《清圣祖实录》，卷117，21页。；屡次视察河工，亲自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关注工役人员的疾苦。通过视察，天下形胜、百姓生计、民情风俗、当地官员廉贪等情况，都在掌握之中，为其治国决策获得了充分根据。如圣祖一生，出巡次数之多，最后一次出巡已近70岁高龄，实千古一帝！
帝王的文化素养，有赖于不断地学习。圣祖勤于读书，嗜书如命，精通各门学问，还掌握了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如天文、地理、数算等，无不精通。关于他刻苦读书的情形，前已叙及，这里，只举一个事例。这是康熙二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他南巡至南京附近的燕子矶，在船上过夜，他读书至三更还没就寝。侍讲学士高士奇劝道：“皇帝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圣祖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古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清圣祖实录》，卷117，19~20页。这段话，是他概括了自己自5岁发蒙，到现在31岁这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此后，到他晚年，直至去世，他始终坚持读书，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如屡次外出视察，他都携带大量的书，供途中阅读。可以说，他一生中每天都在读书，还选了具有各专长的博学鸿儒做他的老师，每天向他进讲，边学边讨论，务求学懂。他成了一代大学问家，修养高深，超凡脱俗，连那些著名的硕儒大家，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自叹弗如！他力主“读书务在明理”《清圣祖实录》，卷291，21页。，全在于应用，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的“虚文”。他把学问用之于治道，无不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他成了一代明君，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个帝王都认真读书的，所以他们也成不了明君，不过是庸君、昏君之辈，他们没有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总结以往的经验，圣祖认真读书，是他治国有方，把清朝引进“盛世”的个人因素．因而也不能忽视。
圣祖的个人品质，还有其他方面，如，他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想，一生都在追求“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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