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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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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八月间，户科右给事中冯杰上奏，其中写道：“臣目击黎元疾苦，无如连年兵变，丁倒户绝，田地荒芜，久无人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2页。
山东经济状况同样严重，据“故鲁敬王妃何氏表文”所报：“连岁之凶荒，兼频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36页。又有“广东道监察御史刘今尹题本”称：“北直、山东逆寇焚掠殆尽，至于山西一省几无遗类”，连赋税都无法征收，杂差无人承担！《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2页。
北京附近的保定地区也是一派荒凉，保定巡抚王文奎奏道：“自定兴（河北定兴）而西，其道路荒凉，邮亭焚毁，人烟冷绝，车尘阙如，每抵州县，城郭尚有鹑衣马户环拥诉泣极称难支者”，除了“奉差员役贪惨成风”，滥行摊派，“更有流氛惨躏，搜劫无遗，较之曩时苦逾百倍”。《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244页。
据河南巡抚罗绣锦报告：“各省遭残流寇，无如河南更甚”，虽说“河北三府诸官寥无一人”，“军民流离”，但“河南五府城郭拆毁，竟成丘墟！”《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29页。可以想见，这些地方已成无人之区。
祸不单行，又有瘟疫加重了灾难。以天津为例。此地系“神京咽喉，水陆通衢，从来人民辏集，近被流贼毒害，地方凋残，人不聊生，困苦已极”，岂料“上天降灾瘟疫”，自顺治元年八月至九月中旬，瘟疫传染甚为猖獗，得此瘟疫，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合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去年（指明崇祯十七年）京师已遭到一场“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而今“津门复罹此惨”，由城内“转炽城外遍地”，但“城中尤甚，以至棺藁充途，哀号满路”。天津总督骆养性也发出哀号的声音：“卑职目击伤心”，真是“有耳所不忍闻，目所不忍见者。”他除了向朝廷请求“急行赈恤”，也是束手无策，只得“斋戒，步祷城隍庙、玉皇阁”，率所属向神灵“祈祷”了。《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439页。
以上所引档案，都是顺治元年入关后一年中来自地方的报告，真实地反映了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悲惨状况。至顺治七年，如山西省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巡抚刘弘遇痛诉地方困苦之状：“遍地伏莽，百姓杀戮过半，财物焚掠殆尽，庐舍丘墟，田荒芜”，又遭蝗灾，“食伤无遗”，故“地方之残，再莫残于晋省；百姓之苦，更莫苦于晋省百姓矣。”《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65~766页。
江南本属富庶地区，也因战乱和明末吏治败坏，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破坏。在明崇祯17年中，农民军的军事活动，以及清军屡次入关骚扰，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的地区，长江以南以半壁河山直至明亡，很少波及战火，未遭受战争的蹂躏，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生活在南京等各大都会的明王室宗亲、权贵、缙绅等依然花天酒地。尤其在南京城里，秦淮河上，那些公子王孙拥妓寻乐，却“不知亡国恨”！这种宁静的生活，直到清军南下才被打破，把他们从天堂打入地狱。江南终于也燃起了战火。
第二部分恢复封建经济（2）
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摄政王多尔衮下达进军江南的命令，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冬，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战争整整进行了15年。由于明宗室相继建立政权，各地将吏组织抵抗，还有农民军余部继续抗清，当地士民为保护本民族文化传统，拒绝接受满族的剃发易服的风俗，纷纷进行武装反抗，使清军在江南遇到了远比北方更广泛更激烈的抵抗，战争也更残酷。而且常有反复，即使得一城一地后，当地明将吏和百姓再度掀起抗清斗争，如四川，先经张献忠入蜀，已遭战乱；至清征剿，大军撤回，则有南明军队卷土重来，迫使清军三度进川，才最后平定。清军为报复固守不降的明军，不惜屠城，赶尽杀绝，如扬州、嘉定、江阴、广州等城，都是攻城两三个月后才解决问题的。清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进军中，清军也是一路杀戮，滥杀无辜，直到完全放下武器为止。战后，富饶美丽的江南已是面目皆非，满目荒凉。
清军下江南，南京首先归降。清军虽未屠城，但南京周围地区业已残破。先是明福王在此建弘光政权，即忙于“征兵措饷，民不聊生”，又有“地方棍徒四起，抢劫率以为常，民岌岌朝不谋夕”。在清军进驻南京后，已是“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百姓被迫“让己屋以居兵”，迁往他处；清军战马无处牧放，百姓被逼，“舍己田以牧马”，环南京城60里内“稻田俱尽”，变作牧马场！《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518页。
湖南长沙、常德、衡州等重镇，以地处冲要而成为清与南明及农民军余部争夺的战场，故其破坏最重。顺治四年（1647）初，湖南巡按张懋熺受命赴湖南上任，各处巡视，据他所见，湖南七郡皆遭残毁，惟“岳州（今岳阳）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其“人丁断绝”，“自壬午（1642年）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他从岳州至长沙，不得不自雇夫役，自带行粮，至夜，竟宿于草丛中，白天在树下吃饭，“村不见一庐舍，路不见一人”，真是“惨目骇心”！到了长沙，“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衡州（衡阳）也是连年遭兵寇杀掠，上年又闹灾荒，“颗粒无收”，米价“腾涌”，百姓“饿死大半”！清军取湖南后，道、府官员都随之到任，然而，有人有地可治的只有四五个县！《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七本，608页。到顺治十三年（1656年），据报：岳阳、长沙、衡山等地区，还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尽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其间沃壤鞠为茂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910页。破坏如此之重，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再看与湖南毗邻的江西省情形。据江西巡按董成学奉命巡视江西所报，自万安抵赣州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而“鸡犬无闻，烟火寂然”。偌大个赣州，经他调查，保甲不足千人，检查仓库，“并无钱谷”，城内仅存“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虽说朝廷已设官，却“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他还核查过袁州等五府，旧存仓谷“皆因兵马残毁，焚掠一空，仓吏竟无一人，仓廒尽成瓦砾，已属不可问矣”。《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653页。到顺治七年（1650年），庐州所属州县皆经战乱，而英山县受害更重，据统计，该县原额人丁为11 135丁，至此时只实存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45顷81亩8分，而今大多已抛荒，只存熟田26顷48亩6分地！《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83页。在许多地方，事实上已成为无人之区。
四川也是受害的重灾区之一。且不说明末地方吏员豪绅的盘剥，主要是这里成了农民军、清军与南明三方反复争夺的战场，先是张献忠进川，屠杀士绅，殃及百姓，尽人皆知。清军又两度大规模征剿四川；南明军两出两进，加之四川的军阀混战，为害尤重《吴三桂大传》，“略定四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据清四川巡抚李国英报：顺治三年，他随军西征，时任总兵，已见“成都城舍丘墟，孑遗饿莩，百里无烟，寇党纵横，”他仅有兵千人，却无颗粒粮！《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666页。顺治七年，他已任巡抚，所见“蜀地赤野荒残，哀鸿寥落”，他不禁哀叹：“臣恸其百里寒烟，招徕无术。”《明清史料》，丙编第八本，749页。
地处辽远的云贵原为南明永历小朝廷的根据地，苦心经营了十余年，同清军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被吴三桂统率的大军逐出云南。战争基本结束。在经历了长期战乱之后，云贵无处不凋残，百姓尤为困苦。云南开发甚晚，至明清之际，还行“刀耕火种”之俗，本来“山多田少，民鲜盖藏，官无余积”，每年军饷的供给都依赖朝廷拨给和外省“协济”。吴三桂率大军进入云南时，百姓已无点滴余资，不能向清军提供斗米之用！《八旗通志·蔡毓荣传》，卷197，4607、4610、4614页。这种情况，持续了十余年，尚未见明显改善。贵州也以山地居多，可耕地甚少。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屡经劫掠焚烧，省内“寥寥孑遗，披草为衣，掘菜为食，饥寒交迫，寄命无所。……枵腹坐以待毙”。《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958页。延至康熙四年（1665年）时，巡抚罗绘锦还诉苦：“黔省以新造之地，哀鸿初集，田多荒废，粮无由办。”《清圣祖实录》，卷15，4—5页。次年三月，所属平远镇清兵突然发生兵变，纷纷叛逃。查问原因是，因兵士缺饷六个月，无法生活，被逼而走险。《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706—710页。根本问题，就在于本省无钱支饷，而外省也以困难至极，自顾不暇，也无法执行朝廷的指令，把饷银借给贵州。其艰难困苦可以想见。
第二部分恢复封建经济（3）
广西也是长期战乱的地区。顺治十三年初，据两广总督李率泰报告，广西“处处凋零，荆榛满望，瓦砾徒存，村落丘墟，人烟寥寂，仅存鸠形鹄面之人。”《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712页。
上面未提到的省份或地区，其艰难困苦大同小异，有的甚至更苦更难，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列举的大量史实中，已形成一幅暗淡而苍凉的社会画面：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农业经济全面崩溃，原先的良田变为一处处荒芜的草地，熙熙攘攘的村镇、繁华的都会、城市，或成一派焦土，或残垣断壁，行旅断绝，难见人烟，人口如魔术般从地面上消失了，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从明天启时起，吏治败坏，天灾不断，战争连绵，到崇祯十七年亡国，已持续了24年之久，非但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而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有崩坏下去！清军入关后，又进行了16年的统一战争，从北打到南，战争与瘟疫、灾荒，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明朝在经济崩溃中丧失了她维持二百七十多年的统治，并把中国的封建社会推向毁灭，而清朝近二十年的战争，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危机。从中央到地方，告急、疾吁，甚至哀号充斥了官方的史册记录，真是触目惊心，使人感到，似乎中国已陆沉而不复存在！
在社会经济崩溃，国家残破的极端困难的严峻形势下，清朝举步维艰，为摆脱困境，稳步地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不得不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首先致力于重建封建经济。
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朝廷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经济上来。还在战争进行时，已逐步采取各种措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
概括起来，朝廷采取如下几项重大措施和经济政策：
首先，大刀阔斧废除明末弊政。清军入关刚好两个月零五天，即顺治元年七月八日，由摄政王多尔衮向全国军民发布“令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他指出：“至于前朝（即明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唯此三饷数倍正供（指应纳赋税的正常定额），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敖敖，朝不及夕。”《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90页。多尔衮的这番话，完全属实。明末“三饷”，名曰“加派”，始行于世宗嘉靖末年。崇祯朝御史郝晋痛言：“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两），今（指崇祯十年后）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明史·食货志二》，“赋役”，卷78，209页，上海古籍出版，《二十五史》本（下同）。郝晋的话，是对多尔衮“令旨”的最好说明。为应付辽东同后金（清）的战事，而加派赋税，称“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军而增加的军费，称“剿饷”；为训练新军亦增加一项军费开支，称为“练饷”。三项费用，皆是额外加派，除此，还有“暗加”，公派之外，还有“私派”，致使“民不聊生”，终于把百姓逼上绝路，“盖起为盗矣”《明史·杨嗣昌传》，卷252，704~705页。，也把明朝推上了绝路。多尔衮洞悉“三饷”及各种私派祸国殃民，将其视为百姓穷困的一大祸害，在其“令旨”中正式宣布：“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他严厉警告：此令发布后，“如有官吏通同朦胧混征暗派者”，一经发现，“必杀无赦！”有知情不举者，“连坐”同罚。他要求各级官员即迅到民间去，“问民疾苦”。《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90页。
同年十月，世祖迁居北京，再即皇帝位。在其即位诏书中，再次重申蠲除“三饷”及各项加派的命令，是时，战争（主要在南方、西南地区）还在进行中，于是又规定优惠政策：凡清兵经过之地，当地百姓应纳正粮，免其二分之一，清兵未经过而自动“归顺”之地，其百姓正粮减免三分之一。《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97页。
除此，“念及小民困苦已极”，各省拖欠钱粮，如夏税、秋粮、马草、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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