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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畚逅晔保ǜ�载淳差不多大），汉武帝命画工作《周公负成王图》，挂在甘泉宫，“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不久，武帝自知大限将至，乃无故“谴责钩弋夫人”，夫人叩头求饶，武帝但说送去下狱。夫人临行回顾，使劲抛媚眼，武帝骂道：“趣行！女不得活”（伯牛案白话宜译为：快滚！你死定了）。钩弋夫人遂在云阳宫被杀。武帝杀了太子生母还不够，其他为他生了儿子的妃嫔，“无不谴死”。左右群臣不解，问：“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武帝说：嗯，你们蠢人不能明白，这很正常嘛。以前国家为什么乱？就是因为“主少母壮”啊。寡后独居，必定骄蹇，必定淫乱，必定自恣，谁能管住她？你们就忘了吕后的故事么？补续《史记》的褚少孙对汉武帝这招赞不绝口：　　　　
　　　　　　“岂可谓非圣贤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故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读“相砍书”长大的后代君臣，没有不知道钩弋故事的，谥为“文”的咸丰帝也不例外。所以咸丰问身后之计于肃顺，说不日将效汉武故事，“卿谓何如？”肃顺给的建议就是应该照办。但是，咸丰毕竟不是“圣贤”，不忍在生前动手，而是病笃时写了封遗诏给皇后慈安，说慈禧若有不法，即可诛之　。后来，慈禧在自己身上割了块肥肉，煲了一锅高汤，给慈安进补，慈安一时激动，就把这道遗诏烧了　。清文宗（即咸丰）不是汉武帝的好学生，将来重修《清史》的衮衮诸公，在此段记载后务必仿照“太史公曰”的格式，加以批语，揭示妇人之仁足以绝后（同治就没有儿子）、亡国的教训。　　　　
　　　　


二、祺祥故事“肃党”和后党

　　　　　　但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午后，咸丰病重昏厥，吩咐内臣留岗加班，不得散去。晚间苏醒过来，于子初三刻召集慈安、慈禧二后，宗室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等人，交代后事：立载淳为皇太子；载垣等八人辅佐幼主，赞襄政务。怕日后口说无凭，各位请皇帝手写诏书为据，咸丰谕以病重不能执笔，故遗诏有“承写”字样　。载垣等八人也就是俗称的“顾命八大臣”。按道理，恭王是咸丰同父异母之弟，少时感情又特别投契，顾命之事自当由恭王领衔承担；然如前所述，咸丰、恭王之间嫌猜已深　　　　　　
　　　　，所以不太亲近的叔伯兄弟载垣、端华和肃顺反而得以“顾命”。恭王也曾为此努力过，当咸丰三、四月间病重，就说要来热河问安，咸丰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一口回绝。而慈安、慈禧不得参与顾命，则是遵从后妃、宫监不得与闻国事的祖训。所以，顾命八大臣成为钦派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原则上来说，除非到同治长大成人　，八大臣仍不归政于皇帝，那才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侵犯、剥夺八大臣的辅政权力，都是抗旨犯上，应当视为“乱臣贼子”。但是，政治是肮脏的，政治又是屈服于武力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时赋予的。成王败寇的原则，不但适用于改朝换代，也适用于宫廷政变。　　　　
　　　　　　如果真有一个为了维护先帝咸丰授予的辅政权力不被侵犯而组织起来的紧密型政治集团，以肃顺为领袖　，其馀七位顾命大臣为附翼，某些留京官员为外援，并控制了一部分驻守京畿的军队，那么可以称之为“肃党”。但是，考察当时事实，我们发现，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集团。民国三年春末，肃顺的幕客王辏г酥赜伪本�，再次来到昔日游宴之地法源寺，和门生弟子辈举行了一次“留春宴”　。众人“感往欣今，斐然有作”，诗作汇而成集，由王辏г诵葱颉Ｐ蚴祝�他提到了“肃党”：“其时（伯牛案指咸丰九、十年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　；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　。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　。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　。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馀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二、祺祥故事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　，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　　　　　　
　　　　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　。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本以为咸鱼翻生，哪料到咸丰八年协助肃顺主办科场案，发现他儿子陈景彦牵涉在内，于是“自请严议，并回避”。其子终于褫职、远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肃顺）诸人”，咸丰十年九月，由兵部尚书调任吏部尚书，登上个人仕途的巅峰。　　　　
　　　　　　披折子，选官员，是最重要的两项权力，太后虽然参与，但是实权都掌握在顾命八大臣手里。虽然这是秉承咸丰“遗诏”的运行方式，但是自负才情的慈禧是万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刚愎（因食物致恨于肃顺，因晏起大展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