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9-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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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遂独对。约一时许方出。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自十七以后，八位见面，不过二三次，时亦甚暂。今则见面一时许，足见自有主宰”　；　　　　
　　　　　　“殷奠”，大祭。“宫灯”，指肃顺，繁体“肅”字，形状颇似宫灯。信中说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吊唁，然后太后召见。杜翰、肃顺羞辱恭王，必无此事，否则不会说“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恭王主动申请与端、肃等人入内，倒是事实（“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但是太后“不许”，而不是端、肃自动放弃。而且见面谈了两个小时（“一时许”），甚为从容。　　　　
　　　　　　“肃党”某章京的记载也差不多：　　　　
　　　　　　“六兄来，颇觉隆重，单起请见，谈之许久，同辈亦极尊敬之”　；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称“六兄”。　　　　
　　　　　　以薛福成为代表的笔记作者们因为各种原因，不顾事实，捏造恭王面见太后情状，并制造一种双方斗智斗勇的戏剧气氛（甚至有笔记称后、王见面被严密监视，不敢多言，乃通过太监安德海在御赐食物时传递小纸条，才得以联络　），无非是要说明“宫灯辈”气焰嚣张，目无尊上，其心不可问，其罪不胜诛，并以此作为旁证，为“后党”锄奸诛恶乃至垂帘听政的行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借口　。诋毁政敌，无所不至，乃是我国“史笔”的一个特色，读者诸君碰到此种笔法，一定多留个心眼，不要稀里糊涂就被哄骗过去。　　　　
　　　　　　恭王在热河呆了六天，“连日面圣”以外，与诸“后党”也有接触（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军机章京），无疑就回京后的大小事情交换了看法，决定了做法。谋划极为详尽周到，连外交关系也讨论到了：“恭王对：‘非还京不可’；后曰：‘奈外国何？’王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　　　　
　　　　　　政变需要主持大局的谋主，也需要震慑敌人的武将。恭王揣着会议纪要回了北京，一周后（九月十四日晚），胜保装着“决心书”来到了热河　。不过，他来之前，后、肃二党的矛盾就公开爆发了。起因在批驳董云醇的明发谕旨里面有“是诚何心”一语：　　　　
　　　　　　“皇考于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说到“亲王”再说到“是诚何心”，言外之意，便骂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胁端、肃等人说：“俟进城讲话”；口不择言，盛怒之下泄露了机密。惇亲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　。后人都说醇王是个草包，看他“进城讲话”这句，就知此言不虚。当日他们俱在热河，虽然大计已定，但只要没回北京，就无时无刻不有杀身之祸。心狠手辣的政客，没有他这句话，也能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他们的阴谋，有了这句话，一定毫不迟疑的“杀无赦”。全盘计划被他这句话打乱，并非不可能；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就是奕譞这种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肃顺疾如鹰隼、猛如雷霆的办事风格，他怎么毫无所动，继续一步步走进“后党”的圈套呢？　　　　
　　　　　　肃顺对“进城讲话”的反应，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进城后，三人被捉，关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据此可知，或在此时，或在否决垂帘提议时，或更早，肃顺就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从而动了杀心，只是以端华、载垣为代表的大多数“肃党”反对，才没能利用掌控热河局面的有利条件，在进京前果断行事，粉碎“后党”的阴谋。他们的选择很多：例如，既然驳斥垂帘的明发谕旨已经下达各部、省，那么趁机纠出一两个口出异议的“亲王”，如醇、恭即可，罗织一些皇亲“干政”、违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杀一儆百，威慑在京“后党”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明发谕旨中语）的理由，软禁二后，彻底接管中枢权力，亦未尝不可。成王败寇，反复无常：洞烛机先，先发制人，则是诛吕后、扶汉室的刘章；失机昧时，则是谥为叛逆的徐敬业。区别只在于做不做，而不在于该不该做，所谓“尽人事，安天命”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什么都不做，就只有束手就擒，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了。肃顺为乱党“领袖”，却不得果行其志，乃被“肃党”所误，与之俱亡，其中冤屈，罄竹难书。后辈读史者能不扼腕太息、掩卷而去么？　　　　
　　　　　　奕譞一时冲动，激化了局势，胜保恰在此时到来。当日，举国都在用兵：湘军主力与陈玉成、李秀成、石达开周旋于鄂、赣、皖、贵，僧格林沁在淮北对抗捻军，疲于奔命。京畿附近，只有胜保的部队可以起到弹压的作用。他到热河，不啻是“后党”的定心丸，“肃党”的蒙头棒。但是，形势一发千钧，后党却不敢在热河动手，尚有隐情。胜保十四日夜里至行宫，“守黑道人”就去拜谒，劝他干脆在热河动手，免得夜长梦多。胜保却说端、肃等人“罪状未著”，冒然“兵谏”，师出无名，会遭受“恶名”　。八大臣顾命，奉有遗诏，天下皆知；董元醇建议太后垂帘，明发驳斥，也是天下皆知；如果不先公布罪状，制造舆论，而遽行捕治的话，不仅难以服众，更怕各地督抚（特别是手握重兵且风传与肃顺协洽的湘军将领）质疑，来个“反兵谏”。这种顾虑，并非一味的小心持重。　　　　
　　　　　　咸丰刚死，“肃党”内就有人以为辅政之事，不能仅依靠遗诏指派的八个人，而应该团结恭王，才能牢牢把握，所谓“亲贤并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外间传说慈禧欲垂帘的计划消弭于无形。王辏г宋�此致书曾国藩，说“恭王宜当国”，劝曾国藩“自请入觐”，申明母后不得临朝的祖制，依靠军事力量保障政权的平稳交接　。后、肃、恭三方势力，原是一个三角形，后、肃既不两立，谁能争取恭王，谁就能掌控大局。恭王的条件，无非就是重出任事；政变后，恭王成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就是明证。“肃党”未尝不能以此结纳恭王，而终不果行，原因还是骄愎二字所误。骄，是倚仗遗诏；愎，是不愿分权。慈禧一方，孤儿寡妇，能够垂帘就是大胜利，暂时分权给恭王，实在不是过分的条件。所以后、恭一拍即合，三角制衡之形变成胳膊拧不过大腿之势。不能予则不能取，吝于名则失于实，肃党在这种“大智慧”方面，确有欠缺。　　　　
　　　　　　恭王的条件，慈禧能够答应，胜保此行，也必有条件交换。政变后，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衔镶黄旗满洲都统，算是一个证据。此外，更隐秘的承诺也当达成。只是他一贯“骄纵贪淫”，既得罪湘军，又控制不住苗沛霖、李世忠、宋景诗等降人，军事实力下降，所以反而给了慈禧一个“杀人灭口”的借口。同治二年，以“养筴贻患”、“挟制朝廷”的罪名，赐其自尽。临刑前，他要求见慈禧一面，管理刑部大学士周祖培断然拒绝。他这个要求见面的请求，说不定就是要求慈禧履行此前在热河定下的密约，亦未可知。　　　　
　　　　　　总之，胜保压住了阵脚，九月中旬以后，整个局面就全由慈禧、恭王控制，“肃党”无非尽职尽责，当好本色演员而已。九月二十三日，热河人员分成两批，同时出发，先后回京：肃顺护送咸丰的棺木，走得慢；二后、幼帝携同载垣、端华，轻车简从，走得快。肃顺应变能力强，与之一同回京，变数太大，把握变小；故令之护送棺木，待北京诸事俱备后，即可万无一失将其拿下。载、端庸昧，肃顺不在边上，他俩玩不出花样，所以先行带回北京。　　　　
　　　　


三、战天京导言

　　　　　　未经证实传闻：咸丰临死许下大愿，说，不管是谁，能克复南京，即封郡王　。　　　　
　　　　　　清朝开国以来，封过五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德、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义王孙可望及平西王吴三桂。死后追封过四个异姓王：扬古利、傅恒、福康安（傅恒子）及黄芳度　。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有迹可循。但是，同治三年，南京克复后，功臣封爵惟有侯、伯、子、男等名目，并无一人因此封王，甚至连公爵也没有。据此，咸丰的封王遗命，似是　　　　　　
　　　　而非。不过，慈安、慈禧听到遗命却不奉行，亦未可知。当时一同聆奉遗言的“顾命八大臣”，都能或杀或流，一句空口愿，又有什么要紧呢？　　　　
　　　　　　传闻虚实，不得而知。但是，克服南京是天下第一大功，当时诸人没有不知道的。李鸿章诗云：“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无疑是当事诸人的心声。克复南京，可以名垂青史，可以身膺旷典；倘若躬逢其盛，谁不攘臂而争，谁能袖手而让？于是，南京攻防战，不但是敌我之间的战争，也是盟军内部的博弈，既有浴血坚城的壮举，也有兄弟阋墙的机心。欲知围攻南京的详细战况，当时后世，诸人著作俱在，读者取观可也；无须我来踵事增华，铺陈渲染。窃拟屏蔽战场上的轰轰炮声，尽量感受当事者的怦怦心跳，别开生面，强作解人，重现诸人内心中比实际战况更激烈、更微妙的“战天京”。　　　　
　　　　


三、战天京势围和力围

　　　　　虽然要揭示内心的“战天京”，但是按照由表及里的原则，不得不稍稍介绍外部的“战天京”，否则，缺乏背景，不便定位。　　　　
　　　　　　要战天京，先得围天京。要围天京，则分为“势围”、“力围”两种围法。“势”，指清军内部的权利分配，已经为围城做好政治和经济方面“势”的准备；“力”，则指军事方面，已经做好内圈、外围的兵力布置。　　　　
　　　　　　　　　
　　　　　　“势”，其实就是“知己知彼”一词中的“己”。“己”有多大的力量，有多少的资源，有多强的援助，这个账算清楚了，才叫“知己”。“彼”实不易知，今日信息化程度如此发达，天下第一劲旅——美军也不敢说全盘掌握“匪军”、“贼首”的动向，遑论百年前的湘军；所以，能切实做到“知己”，鄙意已经占了八成胜面。“彼”之能知不知，知多知少，归于天意而已；一切尽在掌握，那也不叫打仗了。那么，我们来看看湘军对于自身，曾国藩对于自身，能否进行全面而精确的判断，是否“知己”，是否能够“势围”。　　　　
　　　　　　“己”的主要内容，在于人。有了人，才可以打仗，有了人，才可以筹饷；而归根结底，这两类人都需要权。打仗要兵权，筹饷要财权。兵权，可以参看咸丰十一年十月的一条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从这一天起，曾国藩就名正言顺，被赋予“肃清东南”的责任与权力，也就是掌握了“兵权”。财权，掌握于相关各省首长之手，也就是总督、巡抚之手；相关各省，主要指长江沿岸各省。这些省的督抚都是谁呢？我们从上游开始数：　　　　
　　　　　　四川总督骆秉章，他是左宗棠的前老板，湘军的好朋友——初期不太友好；湘军出省后，筹兵筹饷，不遗馀力，将湖南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湘军基地；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国藩同乡密友；　　　　
　　　　　　湖广总督官文，刚刚逝世的湘军元老胡林翼的上司，能力稍逊，但经过胡林翼精心调教，至少不再对湘军使坏。湖北巡抚严树森，胡林翼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　　　　
　　　　　　湖南巡抚毛鸿宾，曾国藩同年、旧交　，完全遵守前任巡抚骆秉章所定规范，勤勤恳恳做好湘军的后援工作；　　　　
　　　　　　江西巡抚沈葆桢，前此屡召不出，经曾国藩密保，“超擢”为巡抚。但是后来为“地税”、“国税”问题，和曾国藩翻脸。人品一流，性格犟直，不做好事，也无坏心；　　　　
　　　　　　安徽巡抚李续宜，湘军名将李续宾弟，曾国藩的湘乡老乡；　　　　
　　　　　　江苏巡抚李鸿章，曾国藩的老门生、前幕客，经曾国藩保奏为江苏巡抚，并命其组建淮军；　　　　
　　　　　　浙江巡抚左宗棠，从个性上说，和曾国藩不是一路人，但是从来敬佩曾国藩的“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左挽曾国藩联语，在奏折中也这样赞扬过他），公事上并不掣肘；　　　　
　　　　　　此外，广东作为湘军的重要协饷省份，就因协饷不力，乃将总督劳崇光调离，换成和曾国藩关系甚好的晏端书、毛鸿宾。同治二年，广东巡抚则由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担任。　　　　
　　　　　　这就是同治初年的“官场新气象”，重要位置，都由湘军将领及与湘军有渊源的人士占据。曾国藩自己也评论过这种政治布局：“广东督办厘金，放晏端书，以其为戊戌同年而派。朝廷之用心，良可感矣”　；“戊戌同年”，即指晏和曾一样，都是在道光十八年（戊戌）中的进士。“朝廷之用心”，则明显是以曾国藩、湘军为中心，挑选和曾国藩、湘军关系好的人担任各省首长，以便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当然，这并不是曾国藩有意布局，他也不敢主动提出这种人事上的建议。因为，形成“同人政治”之局，地方权力容易勾结，必会削弱中央集权，任何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而终于形成这种政治布局，清廷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一则决定于军情。湘军连下九江、安庆，直逼南京，战绩优秀。而江苏、浙江由于江南、北两大营相继崩溃，已经全境糜烂，绿营战斗力宣告终结，东南残局只能依靠湘军来收拾。一则决定于舆论。“天子（同治）新即位，群臣争上书言事，多推湘、楚军功，以为偏裨皆可督抚”　；大忧大喜后，举国疯狂，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偏裨皆可督抚”，简直就是变种的“出身论”，但这恰恰是我国的传统、人情，无可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