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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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陈定谟（1889—1961），江苏昆山人。1924年任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授，与鲁迅同时赴西安讲学。　　　　
　　　　［7］张辛南，名毓桂，字辛南，河北平乡人。时任西北大学英文讲师，兼任陕西省长公署秘书，鲁迅从京入陕时，张辛南（鲁迅日记写作“星南”）曾赶到陕州迎接。鲁迅在当时的日记中提到了他。　　　　
　　　　［8］刘镇华（1883—1953），名镇华，字雪亚，河南巩县人。时任陕西省督军兼省长。［9］《越铎日报》创刊于1912年1月3日，为绍兴革命文学团体越社所创办，鲁迅曾是名誉社长；《绍兴公报》系同盟会员王子余所创办。辛亥革命后两报在绍兴同时存在，均为对开大报。　　　　
　　　　［10］王捷三（1899—1966），陕西韩城人，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读书时，通过王品青认识鲁迅。1924年由他建议请鲁迅到陕西讲学，并任招待。鲁迅日记中有记载。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和易俗社（1）

　　　　孙伏园　　　　
　　　　今年八月是陕西易俗社［2］成立的五十周年。一个剧社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变迁，存在了整整半个世纪，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在我国戏剧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也是值得纪念的一桩盛事。　　　　
　　　　我看过易俗社的几场戏，也曾和社内一部分当事人有过接触，在记忆中还留有一定的印象。但是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作为一个以演地方戏的易俗社，能在三十八年前就受到我国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就不是一件平常的事了。　　　　
　　　　那还是在一九二四年七月，鲁迅先生等十多位教授应西北大学的邀请赴西安讲学。当时和鲁迅先生同行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桐龄［3］，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陈镜凡［4］，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定谟［5］，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瑮［6］等学者，还有北京《京报》记者王小隐和我，我是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同往西安的。那时，去西安的交通很不方便，陇海路的火车只通到河南陕州［7］，陕州下车后就坐船在黄河内溯流西上，至灵宝附近，夜间上游暴雨，黄水滚滚东流，在急流之处，犹如一泻千里，航行十分艰险。数日后始到达潼关，进入陕西境界，乃弃舟登陆，改乘汽车西行，当日即到达西安。　　　　
　　　　西安，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我们久已向往，但在同行人员之中，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古老的名城。我们住在西北大学内。在西安讲学期间，曾参观了不少文化古迹，也欣赏了当时在西北享有盛誉的秦腔剧团——陕西易俗社的演出。　　　　
　　　　陕西易俗社是以一种新型的剧团出现于西北戏曲界，以其组织之严密，编演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新戏驰名。鲁迅先生从临时政府起到一九二五年止，曾在旧教育部担任佥事、科长等职务，他主管社会教育工作（当时戏剧是在这部门的），对易俗社编演新剧早有所知，在旅途中亦曾谈起该社，所以这次来西安讲学，他是很有兴趣的要看看易俗社的演出的。　　　　
　　　　到西安后某日，鲁迅先生很风趣地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语对我说：“张秘夫（即张秘书，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当晚，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演的是《双锦衣》，上下两本，接连看了两个晚上。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情节很曲折，但日子久了，详情已记不起来了。这个戏的作者是吕南仲［8］先生，他和鲁迅先生与我都是浙江绍兴籍的小同乡。这位吕南仲先生是位学者，也是易俗社当时的主事人，他是非常敬仰鲁迅先生的，加以多了一层同乡之谊，言语更为方便，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们看戏时他热情招待，每次看完戏后都要请鲁迅先生和大家谈谈意见。说老实话，我对秦腔唱词听不太懂，那时又没有打字幕的办法，所以听起来较费劲，说白还可以听懂六七成；可是鲁迅先生就比我强得多了，他过去喜欢戏剧，有欣赏戏曲的能力，因此对易俗社演出的这些节目很感满意。他认为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并在秦腔中落户，很是难得。他每次看完演出后，总是给予好评，他感到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而能有这样一个主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那时我虽然是一个记者，可是对戏剧是外行，没有引起更大的兴趣，因此没有把鲁迅先生的原话记录成文。否则对了解鲁迅先生关于地方戏剧的看法一定会有所帮助。现在回想起来殊觉惋惜。　　　　
　　　　那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的十二周年，鲁迅先生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亲笔题“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给易俗社，匾额上除鲁迅先生以周树人的名字署名外，还有我们同行的其他学者多人。今日看来，此匾乃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实物了。　　　　
　　　　我们在易俗社看到一金色褒状，那是一九二年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奖给易俗社的。易俗社自一九一二年创办起，即以编演移风易俗的新戏为宗旨，十几年来编出了大小二三百个新剧本，这些剧本的主题都是反对封建、反对迷信、提倡读书识字、提倡婚姻自由、揭露社会黑暗等各个方面。当时鲁迅先生在社教司工作时，凡外地编演什么新的好的剧本，鲁迅先生总是要派人去看戏；如果交通不方便，派人去有困难，那末他就要剧团把剧本送到教育部审阅，以便介绍推广。易俗社自己编演的剧本曾送部很多，因此这个褒状的奖给是和鲁迅先生重视戏剧改革有关的。由于这些原因，所以当我们到西安后，难怪鲁迅先生急欲观看易俗社的演出了。　　　　
　　　　鲁迅先生等学者在西北大学讲学期间，西北大学校方招待殷勤，彼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校方招待我们饮汽水，喝啤酒，洋气十足。在那里啤酒、汽水都是高贵饮料，不像现在这样普遍，况且那时西安并不生产这些东西，都是从几千里路以外的京沪运去的，交通极不方便，价格当然是十分昂贵的了。校方以此来招待，未免过于奢侈。鲁迅先生感到当时河南人在陕执政（陕西督军是刘镇华，河南人），所以西北大学校长傅铜［9］（傅也是河南人）用钱很方便，请我们去讲学，花这么多钱，毫不在乎；可是有位陕西人李宜之［10］，是水利专家，想给陕西兴办水利，治理黄河之害，而上峰却不拨给经费，鲁迅先生对此颇表不满。讲学结束时，他决意将讲学的酬金捐赠易俗社，作为举办戏曲改革事业之用。临行前，鲁迅先生和我各将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由我亲自携款送去。这也是鲁迅先生“取之于陕，用之于陕”的一片深意。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和易俗社（2）

　　　　在西安待了二十来天，我和鲁迅先生与夏元瑮先生三人要先返京，临行之前，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鲁迅先生平素是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因此欣然赴宴。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俗等演出精彩节目，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就只主人十余人，其他再无旁人。我们一边看戏，一边畅读，一边就餐，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由于鲁迅先生和易俗社的朋友们已很熟悉，而大家又都十分敬重鲁迅先生，所以演员们都以兴奋的心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演出，并不因为台下观众寥寥而稍现懈怠，这也是易俗社优良的舞台作风。我们同行的其他教授，对易俗社亦颇有好感，王桐龄先生在返京后编著的《陕西旅行记》一书中，对易俗社就有较好的评价。　　　　
　　　　回京时，在离西安三十余里的草滩，我们就登舟东行，沿渭河一路顺水而下，到陕州换乘火车，较去时便利得多了。　　　　
　　　　这些事都是三十八年以前的事了。易俗社经过许多艰难困苦，依然存在，解放后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较过去任何时期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今年是易俗社成立的五十周年，这在我们国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剧团，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了，因此我把鲁迅先生和易俗社这一段有意义的历史回忆出来，作为我向易俗社成立五十年庆的贺礼。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6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文尾注有以下内容：“一九六二年八月李哲明笔录”。　　　　
　　　　［2］易俗社创办于1912年，为一地方秦腔剧团，解放后在演出实践中，仍在从事于秦腔这一古老剧种的改革工作。　　　　
　　　　［3］王桐龄，别号峰山，河北任丘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在西安共讲四题：《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历史上中国六大民族之关系》、《历史上汉民族之特性》、《历史上亚洲各民族之关系》。　　　　
　　　　［4］陈镜凡，号觉元，江苏人，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他共讲三题：《中学国文教学法》、《中国文学泛进之顺序》、《读古书的途径》。　　　　
　　　　［5］陈定谟，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6］夏元瑮，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　　　　
　　　　［7］现改名为三门峡市。　　　　
　　　　［8］吕南仲，原名吕律，浙江绍兴人，原在陕西财政厅任职，兼任易俗社评议长。他所编剧本，变幻新颖，颇受当时观众的欢迎。　　　　
　　　　［9］傅铜，河南人，当时的西北大学校长。　　　　
　　　　［10］李宜之，见本书《长安道上》注释。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1）

　　　　孙伏园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2］，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3］，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定处，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地翻检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现在重读一下，很引起些回忆。信上所标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二十四日。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断，总不出民国十一年或十二年。［4］至于这三封信的先后，现在却没有法子确定了；我们姑且把它们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着月日的先后排下去罢。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5］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6］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乡村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二十七篇，［7］兄可以先交起孟，［8］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迅上一月十一日夜　　　　
　　　　信内所说“王君”不知是谁，所谓“了此一事”。也不知是何事，现在完全记不得了。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9］　　　　
　　　　今天《副镌》［10］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迅六月十二日　　　　
　　　　信中有几句引用的话，大抵是钟孟公先生来信的原文。钟孟公先生是谁，现在完全不记得了，或者当时也并不认识。“爱情定则的讨论”，在《晨报副刊》上连登了一两个月。当时我想试用现在的大众论坛一类方式，把这一个问题完全公开，文责由作者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