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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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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负，让大家讨论个畅快。不料招来了许多责难：有的用买卖的立场，意谓“我们出钱买报，不愿意买这些谬论来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场，意谓“这种谬论绝对不应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钟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丑”为词。鲁迅先生则是主张继续讨论的。鲁迅先生并不一定要替那些谬人争言论自由，只是觉得这些谬论“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鲁迅先生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下一封信里还有更详细的解释，他在这封信里，只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主张遮盖丑恶，以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实在也是思想言论自由的精义。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鲁迅先生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让我发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笺，文字却比平常通信丰腴些。不知怎样我当初没有想到，一压竟压了十五年，直到今日才公开出来。［11］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2）
十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12］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其原稿为八十六七页，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13］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nin）”时代，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魇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上十月二十四日
再者，廿三函并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
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急也。
树又上二十三〔四〕
第二信中，鲁迅先生已自谓“交际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愿交际的原因详细解释。“定例”两条，“世务亦随之而加”的例证两事，都是极新颖又极深刻的。鲁迅先生不鹜虚名，也不愿有虚应酬；有时别人以为还在虚应酬的阶段，他却早把别人当成真朋友了，于是乎有苦痛，于是乎有愤怒。鲁迅先生把这些不必消耗的时间和精神节省下来，专注意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研究，便是创作，几乎可以说他是没有私生活的。
我希望此后还能找出几封来，送请许广平先生拍照，因为许广平先生最近征集鲁迅先生书信，以备将来“整理成册，公于大众”。我也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许先生在启事上说：“现已开始负责收集，凡藏有先生亲笔书信者，望挂号寄下，由广平依原信拍照后，负责寄还。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遗稿遗物永存纪念，愿不收回，当更为感谢。此为完成先生的文学遗产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为诸位所热心赞助。寄件祈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转交为祷。”我特把这一节文字转抄在这里，希望这件事业及早完成，得见鲁迅先生书信的全部。
注释
本文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指1926年4月24日，把持北京政权的奉系军阀封闭《京报》，捕去该报主笔兼上海《申报》驻京记者邵飘萍，并于4月26日清晨将他枪决。
［3］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举进攻上海北站、江湾、吴淞等地。爱国将领蔡廷锴等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推动下率领第十九路军奋起迎击，世称“一二八事变”。
［4］即公元1922年和1923年。
［5］现已查明该信系1924年所写。
［6］许钦文（1892…1984），名绳尧，绍兴市郊东浦镇人。
［7］即许钦文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乡》，在鲁迅帮助下出版。
［8］即周作人。
［9］现已查明系1923年所写。
［10］指《晨报副刊》。
［11］所记有错，其实该信曾在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通信栏发表，标题为《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意见》。
［12］现已查明系1923年所写。
［13］指章廷谦（1901…1981），字矛尘，笔名川岛，浙江绍兴道墟镇（现属上虞县）人。其夫人孙斐君，黑龙江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怀念我的老师——鲁迅先生
孙福熙
“莱蒙托夫……陀思妥也夫斯基”……鲁迅先生把这样的名字渗透到我幼年的脑中。
等我学习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
我看《域外小说集》中的《一文钱》看不懂，先生说：“现在再看就看懂了，”经这一说，看起来确实懂得多了。我明白了我们应该怎样鼓励青年学生。
说到创作时，总是说：“先翻译点，或者先写点小品之类。”
我就根据这指示，也翻译点，也写点小品。当《山野掇拾》要出版时，先生为我校订，《鲁迅日记》中记着花费了两个晚上的工夫。《大西洋之滨》也是经先生看过的。
我计划用法文写中国的动植物传说，动物故事第一篇是龙，想用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拓片做插图。先生找出来给我看，而且指“龙”说，这是龙的传说的起源。
先生有汉唐石刻拓片很多，装柳条箱两箱，约我整理，但我没有实行。
当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2］担任教员的时候，先生讲授氢气能够自燃的实验中，氢气已经取出来，倒复在玻璃瓶中。刚要到隔壁仪器室去取火柴，就告诉同学说：“你们不要动这瓶，如果空气进去，燃点起来就要爆炸！”先生取了火柴来，刚一燃点；就爆炸了。西装衬衫的硬袖上满溅鲜血。先生对我说：“原来等我抬起头来，第一排没有一个人，在瓶中放进空气以后，都逃到后面去了。”
先生一生用血为“孺子”服务，有时用墨代血，实在是用血醮墨。这样用墨写在白纸上的万万千千的字，都是血的结晶。然而，先生是毫不吝惜，而且是乐愿的、快慰的。先生是牺牲了血，而青年所得的印象是明显的、深刻的，没有血是没有这样深刻的。
当江苏省有些地方推行“实用主义”教育的时候，先生是不赞成的。尤其使先生觉得可笑的，是教课中有“看假洋钱”一课，来辨认银元的真假。这真是“舍本逐末”。
先生是以讲故事、说笑话的方式，给人以有效的教育。
先生很尊重蔡孑民先生。蔡先生也很尊重鲁迅先生，当我看完《呐喊》时，蔡先生说，“文字真深刻呵！写秋瑾烈士，别人哪能写到这样沉痛！”
对于青年同学的诚恳、负责、无微不至的关切，两位先生都是我所想学习的，但我远不及鲁迅先生的能以血输人，忘我相救的精神。
当我初学写作，在《山野掇拾》以前，有《赴法途中漫画》一篇，先生非常鼓励。文中有记载过苏伊士运河一段，这是1920年的事。当船在运河口停下，等待领港的时候，有运河公司的雇员、帝国主义分子的帮凶，来船上看守。他与中国学生用英语说话了。一位同学来告诉我：“有人侮辱我们，快去理论！”我跑到甲板上，听到这人说“中国是灭亡的了，你看中国有船经过运河的吗？日本是有的，日本有船经过苏伊士！”鲁迅先生说，“这简直同绍兴的财主一样见识，用船的多少来分高低。”绍兴嫁女以四大船 、八大船的嫁妆来夸耀。
现在，埃及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而中国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帝国主义已经被逐，建设超额完成，我们可以告慰鲁迅先生的了！
然而我，受到鲁迅先生的优厚培养，这20年来太没有成绩了。从今天起，我要尽力改正，补偿过去的损失。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6年10月19日《教师报》。
［2］鲁迅于1909年8月至1910年7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化学和生理教员。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艺术家
孙福熙
鲁迅这名字，应该大书在艺术史上的，却因为他在文学上的功绩，遮掩了艺术上的记录。
先生幼年就爱画，一生不见稍减，与我相见时，谈艺术的比较谈文学的更多。他在北京时代，很爱线画与黑白画，他是介绍英国Beardsley［2］到中国来的第一人。以后是介绍版画，中国木刻的荣耀的前程，也是鲁迅先生开辟的。因此我想学画，大先生与二先生［3］都很热心的指示我。我出国的时候，同学陶元庆［4］亦到北京，绘画上很得大先生的帮助。
我于民国十四年回国后，想用法文写一部《中国故事》，第一篇是关于龙的，大先生说：“我有中国最原始的龙”于是找出他所藏汉碑拓片来看，这是我看到他的汉碑的第一次。他要我帮他整理成书。十五年春，奉军进京［5］时，我到上海来了，大先生亦于不久往厦门大学。经过上海时，行李中有只大柳条箱，就是汉碑拓片，但整理工作终于没有开始。
先生所译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6］封面，是云的左右连续图案，有鸟头象征，是先生自己采取碑文而设计，并不是我画的。
鲁迅先生有丰富而热烈的感情，为一个艺人必需而难得，在艺术上比在文学上更为需要。先生的爱憎十分深厚，他只有友与敌的两极端，他的友与敌个个都是达于极点。而且随时有从这个极点变到那个极点的可能。这种性情，在人事上容易发生阻碍，于文艺上却大有裨益，他不必用笔墨及思想的夸张，在外来的感觉中即刻成为浓厚精锐的提炼品，如酒之精，铁之钢了。
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都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文艺家的任务——至少是在现代——在于去旧换新，所以文艺家以批评不良现状而引起革命为能事，于是随时树敌，虽非敌人，亦愿视为敌人，以为练习，服饰举动，亦必避免时俗，以别庸众。这不是骄傲或矫饰，实在是艺人不得已的生活。鲁迅先生以这个理由及与同盟会革命友朋相亲近的缘故，就时时招敌，或者有意的树敌。
先生对我说过：他幼年时，在乡下海塘上，用竹竿打动塘上芦苇，且打且跑，蛇从芦丛中出来，在人后追得很快，人到一个地方转弯，就见蛇向前行，几十条不断，这所谓拔草寻蛇也。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就以这方法用于恶人；到了第三个时期是对毒蛇迎头痛击了，正是法国左拉，苏联高尔基的工作开始，可恨的病夺了他去了。
他常常赞美民［7］先生从弟谷清［8］先生的打狗法，他说：有狗咬来的时候，尽管对他作揖，尽管退后。退到水边不能再退的时候，呜的一声，一脚踢到水里了。
鲁迅先生虽然赞美，但绝对不用这种打狗法，他不肯打恭作揖，也不会等待与忍受，见人就直接地攻击，他眼睛中的人物无分轻重，虽小孩与疯人以及大家认为毫无理由的批评，他一样的重视，立即发出喜怒哀乐的感情。这是大多数艺人的通病，也是难能可贵的特质。
此外关于技术上的可贵，是他观察的深刻与笔墨的简练，从来不使阅者有倦怠之感。
大家都知道，先生完全描写社会的阴暗一方面，但他的阴暗中都用美丽的色彩，比他人的光明还要美丽，这美丽使人要看，爱看，看了倾向到光明一方面去，《故乡》一篇与《野草》中最为显著，其他处处如此。这是艺术的使命，也就是鲁迅先生艺术产生伟大功绩的原因。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37年初版之《鲁迅先生纪念集》。
［2］Beardsley：比尔兹利，英国插图画家。
［3］“大先生”即鲁迅，“二先生”即周作人。
［4］陶元庆（1893…1929），字璇卿，现代著名画家，曾多次为鲁迅著作画封面。
［5］1926年春，在各地军阀混战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了北京。
［6］爱罗先珂（1889…1952），俄国盲诗人，童话作家，鲁迅的友人。《桃色的云》是爱罗先珂所写的童话剧。
［7］即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8］蔡谷清（1879…1921），名元康，字谷清，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鲁迅的重要友人。
《孙氏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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