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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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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里面也有矛盾：“不成。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
笫三个方法最特别，是一位茶馆子里的“主人兼工人”灰五婶说的：“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么？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他那时也还年青哩，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大约那是邪祟附了体，怕见正路神道了。要是我们，会怕见社老爷么？……好，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呵，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了么？可是，没有办法——幸亏我家的死鬼（原注：称她的亡夫）那时还在，想了一个办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
“骗”是缓和革命的一条最巧妙，最毒辣，最有效的方法。革命史上不知遭逢了多少次“骗”。等到真正骗不住了，革命才真正爆发了。灰五婶的这条她那死鬼的妙计，终于没有被采用，采用了一定可以缓和一时的。
第四个方法是终于被采用的，就是禁闭。他的伯父四爷接收了朋友的劝告以后说：“我是天天盼他好起来，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就照这位所说似的关起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反好，倒是对得起他父亲……。”地点决定就在庙里，阔亭说：“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又只有一个小方窗，粗木直栅的，决计挖不开。好极了！”疯子关了进去，“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而疯子则在里面嚷着：“我放火！”
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寄与那被绿莹莹的灯光所照射的大多数苦人，和主张吹熄这长明灯以消灭蝗虫和猪瘟的“疯子”。
《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是一个类型；一个要想吹熄长明灯没有成功，一个却“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于是拥护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一群可怜人，想尽办法与“狂人”为敌；“狂人”说：“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把这群人压得服服贴贴喘不过气来了。
有一个人想喘一口气，认他为雠仇，要关他，杀他，吃他了，何况他竟踹了它一脚呢？
作者的伟大同情寄与那被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压得服服贴贴的大多数可怜人，描出他们可怜的形相，说明革命者并不要与他们为仇，只是与旧礼教为仇，而要把可怜的大多数人从旧礼教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这被可怜的大多数人视为“狂人”的革命者，试细绎他的言辞，像《狂人日记》中的“我”所说的，和《长明灯》中的“他”所说的，岂不是朴实近理，并没有大多数人们认为“疯狂”的成分在内？
鲁迅先生对于“变态心理”很有研究，而且继续不断的研究着。他常说：“我的小说里常常要出疯子！”现在细细计算起来，除《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以外，如《白光》中的陈士成，《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心理变态的人物。本来心理的病态，与生理的病态一样，正常与不正常只是程度的不同。在一个超卓的天才看来，一般人的言动大都是不正常的；而在一般人看来，这位超卓的天才倒反成为疯子了。鲁迅先生描写心理不正常的人物，都是入情入理，丝毫没有勉强，最重要的是把作者伟大的同情与他们，同时也寄与嘲讽他们为“疯狂”的大多数可怜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2）
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他的伟大的同情的热流灌溉着，冲刷着，滋养着。例如《离婚》里面的爱姑，一个乡村间的青年女子，因为丈夫有了外宅，毫无理由地把她休了，她虽然也立志反抗，奋斗挣扎了两年有余，终于对方使了一点小技，得了九十元代价以后轻轻易易的允许离婚了。
又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一个小城市间以手工度日的青年寡妇，把整个未来的命运寄托在那三岁的独子，不幸独子病死了，自起病直至死后，单四嫂子使尽了她那爱的全力，但是四面无一人对她同情，反之只有人使尽方法对她欺负与剥削。
再如《孔乙己》与《孤独者》里的主角，一个是为人佣书不得温饱的知识分子，一个是慷慨豪迈不随流俗的知识分子，因为都不愿意谄富贵，骄贫贱，贴贴服服地受旧礼教的压迫，于是只有“死”是他们唯一去路。他们东受一次折磨，西受一次折磨，几次折磨以后，便活活地折磨死了。
以上共举了八篇，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寄与篇中的主人翁，寄与篇中的一切人物，都是很明显的。现在我还要举一篇《药》，它的主人翁瑜儿，他和《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都不同，和上举其他六篇的主人翁所遭受的同样压迫，他有《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主人翁同样自觉的和反抗的思想，但是他以行动来实现了。
他的行动所得到的酬报，决不是《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所得到的酬报所能比拟的了。“狂人”虽在日记上写着要被吃，但始终没有被吃；“疯子”虽然被建议“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但始终没有被打死。《药》的主人翁瑜儿所得到的酬报真是厚重的：
一，被认为“疯子”，这与《狂人日记》及《长明灯》的主人翁是一样的。
二，被禁闭。这与那两个主人翁也是一样的。
三，被打。这却比那两个主人翁所得到的厚重得多了。康大叔叙述瑜儿被狱卒所打的一段故事道：“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吗？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听完这一段后，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的了。”
四，被杀。这是两个主人翁所恐惧而始终未实现的，瑜儿却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得到这个，以为“疯子”所应得到的酬报也尽够了，万不料还没有够，竟要加上第五项！
五，被吃。《狂人日记》里说了许多次“吃人”，但始终没有吃到“狂人”头上来，瑜儿却不折不扣的被吃了。
鲁迅先生用了上列的五项来说明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者所身受的苦难。这些苦难是谁给他的呢？他们正是和他同国家同民族而且和他无仇无怨的大多数人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苦难给他呢？因为他们愚蠢，他们受旧礼教的重压，年深月久，积非成是，生活得服服贴贴，根本不知道解放为何物，也根本不承认解放的可能，自然根本没有梦想到天下竟有人甘心牺牲自己的一切为谋大多数人的解放而革命的事了。他们虽然和他无仇无怨，但是他竟要动摇他们服服贴贴的生活，他们于是要以上列五项办法对付他。
在表面上看，鲁迅先生用尽力是描写革命者的苦难，以反映大多数人们的愚蠢，伟大的同情似乎专注在革命者一方面。但是实际上，作者对于大多数受旧礼教重压的人们，只是客观地描写他们的愚蠢，并没有从心底里发出愤怒，憎恶，疾恨的情感。反之，他的伟大的同情，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减少了分享的权利，也就是说，决没有因为他们的愚蠢而贬损了他的同情的伟大。
二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容有如上述。伟大的同情是骨干；除了伟大的同情，也可以说是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以外，更没有什么其他次要的内容。
这样朴质，沉重，严肃的内容，如果没有浓郁的、优美的、隽妙的诗意来衬托，那么他的文章，简直成了经典，语录，或者宣传品了。它那崇高的文艺价值与地位还是靠着“浓郁的诗意”助成的。我们现在来举几个“浓郁的诗意”的例子。
在《长明灯》那样严肃的空气里，作者居然用上了一段乡间小孩猜谜的插曲。这谜的本身便有浓厚的诗意与画意：
“白蓬船，红划楫，
摇到对岸歇一歇。
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第一句是两种强烈对比色彩的描写，第二句是一种舒徐容与动象的描写，第三句是味觉之美，第四句是听觉之美，合为一首优雅美妙的短诗。但这短诗是有谜底的，我们看那几个男女小孩猜谜时的对话：
“那是什么呢：‘红划楫’的。”
“我说出来罢，那是……”
“慢一慢！我猜着了：航船。”
“哈，航船？航船是摇橹的。他会唱戏文么？你们猜不着。我说出来罢……”
“慢一慢”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3）
“哼，你猜不着。我说出来罢，那是：鹅。”
小孩们正在这样猜谜的时候，“疯子”关在庙里却大嚷着“我放火！”
小孩们临走的时候把“放火”，“白蓬船”，“吹熄长明灯”这几个观念连在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
“白蓬船，对岸歇一歇。
此刻熄，自己熄。
戏文唱一出。
我放火！哈哈哈！
火火火，点心吃一些。
戏文唱一出。”
与吉光屯的乡村社会，色彩情调非常配合，又衬托着那样严重的“吹熄长明灯”的一件革命行为，这一个谜的诗意更为浓郁了。
我们再看《药》的第四节就是最后一节的描写。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里说：“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他接下去又说：“我的小说和艺术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照作者的意思，花环是“平空添上”的。不为花环，是不是需要叙述扫墓呢？如果不需要□□□□□□□□是不是没有需要了呢？如果连墓地都不需要，那么第四节不是也成了“平空添上”的文字了吗？
鲁迅先生当年思想中的悲观成分，那是很自然的；民国初元一次一次的革命都失败了，眼前常常涌现的是一群革命死友的嘴脸，而腐旧的势力一天一天的继长增高，大有压倒一切革命萌芽的趋势；这不能不使作者感觉着甚至革命者坟上的一个花环也无非空幻，加了上去是不合于事实的。这个问题我们不再多谈。至于加上了花环，是不是增远了这篇小说的艺术的距离，我想鲁迅先生原意一定如此。不过作者的手腕实在高明，本不应该有的篇章加了上去不但天衣无缝，倒反而增加了浓郁的诗意。
浓郁的诗意第一由于对称的美丽。第四节开头的描写便是一段对称的背景：“西关外靠着城根的地面，本是一块官地；中间歪歪斜斜一条细路，是贪走便道的人，用鞋底造成的，但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家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馒头。”这一幕凄凉荒寞的背景，以一条小路为界，两边完全是对称的；在这对称的背景上，准备安下两组对称的人物去，两生两死，两母两子，与背景上的凄凉荒寞十分相应。
作者描写华家的一组：“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坐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微风起来，吹动他短发，确乎比去年白得多了。”这是在小路的右边。
作者又描写小路的左边，夏家那一组：“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褛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锭，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惭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坐坟前，放下了篮子。”
这两段文字，虽然完全对称，写来一点也不重复。以下一段便是两组人物的动作：“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地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原载《星岛周报·文学研究》卷七，1951年12月27日，1952年1月3日。原文刊载时，末尾有“待续”二字，文前有如下内容：
［编者按］这是孙伏园先生全面论述鲁迅小说的一篇文章，长一万二千余字，原拟交刘以鬯、姚雪垠计划出版的《小说杂志》发表。1948年秋，刘以鬯主持的怀正出版社因通货膨胀而倒闭，该社酝酿中的《小说杂志》随之流产。1951年，刘以鬯任香港《星岛周报》编辑，由于佳作难求，便将此文刊于该报，并亲拟了按语。但不知又因何故，此文未能刊完，因而未能引起鲁迅研究界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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