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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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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指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鲁迅就是这时候由蔡元培邀请进中央教育部工作的。［9］汪大燮（1860—1929），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伯唐，举人出身。援例为内阁中书，升侍读、户部郎中，考上总理衙门章京。1905年以后曾出使英、德、日等国，1914年，任平政院长、参政院参政兼副院长。袁世凯称帝时，退出参政院。1916年后，历任交通总长、外交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等职，1922年起再任平政院长，晚年致力于平民大学、红十字会等社会事业。
［10］上海鲁迅故居并未有失火之事，这里所说当是误传。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往事
孙伏园
鲁迅先生常说：许多往事，知道的人渐渐少了，要是不赶紧写，实在是可惜的。但是他的生活，永远在思想的斗争中，似乎无暇记述这些往事，他的愿望并没有充分地达到。现在却轮到我们来论述鲁迅先生的往事了。
鲁迅先生常常谈到几位同乡的先烈在火车中让座的故事［2］：那时国内还没有火车，而国人的礼貌却极周到。几位同乡的革命者，内有陈伯平［3］先生，刚从中国东渡日本，鲁迅先生从东京到海口［4］去接他们。上岸以后，换乘火车，同赴东京。诸先烈第一次与火车接触，以为火车内的规矩一定和房屋内一样，座位有尊卑大小之别，必须互相逊让。但是到底哪些座位是尊是大，哪些又是卑是小呢，还得从详研究。鲁迅先生已经提供了火车内不必让座的意见，但是先烈们哪里肯依，仍然继续的研究和逊让。鲁迅先生正在心中忧虑着从事革命工作的人，连这一点社会的旧习惯都革不掉，将来如何担当国家大事。说时迟，那时快，火车一开，先烈们好几位都绊倒了。
这种故事，减少先烈们的神性，却增加了他们的人性，同时也承认了不可磨灭的客观的历史性和时代性。我们现在对于鲁迅先生，记述他的生活，也该用这样的态度。
鲁迅先生的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幼年被人蔑视与欺压，精神上铭刻着伤痕，发展而为复仇的观念。后来鲁迅先生回国，见仇人正患不名誉的重病，且已到了弥留；街谈巷议并传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鲁迅先生只好苦笑，从此收拾起他那一把匕首，鲁迅先生常常从书架上拿下那把匕首来当裁纸刀用，刀壳是褐色木质的，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据鲁迅先生解说，刀壳原为两片木头，只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才封成整个的刀壳。至于为甚么不用整片的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使刀壳更为坚固呢？鲁迅先生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
鲁迅先生复仇的任务，虽只剩了一声苦笑，但关于匕首的解说，往往使他引动少年豪气，兴趣极为浓厚，如在微醺以后，更觉有声有色。我自己已经听过这故事的了，一天到先生书斋中去，看见桌上又放着匕首，许景宋先生等七八位青年在座。鲁迅先生说：这故事你是听过了的，我又在这儿对着青年自称英雄了。
民元以前鲁迅先生在绍兴中学校任学监。绍兴中学校那时还是“绍兴府学堂”［5］。绍兴府共辖八县，各县籍的学生都有，各县籍的教职员也都有。绍兴的首县是山阴会稽。鲁迅先生是会稽人。因为同属首县，山阴会稽不分什么畛域，两首县籍的人统称山会人。例如两县旅北平的会馆合在一处，曰山会邑馆，现称绍兴县馆。废府以后，山会两县合为绍兴县。但是两县和其他六县都常有畛域，在府学堂里，各县籍的教职员与各县籍的学生关系往往比较密切，鲁迅先生当初并不了然。他任学监，有奖惩学生之权。他的奖惩自然一凭客观的标准，但是他渐渐的发觉，凡开除某县学生的时候，必有某县教育教职员挤满了他的屋子，替被开除的学生向他求情。从此山会籍的学生犯了校规，他也要考虑一番，不但决不矫枉过直，偏偏严惩他们，而且鉴于各县教职员对于同乡学生的回护，他自己是山会籍人，山会籍的教职员又特别少，所以凡能从宽发落的他就尽量从宽发落，鲁迅先生待人处世，第一步总是厚重宽大，万一因为厚重宽大而上了当，别人对他太不厚重宽大时，他的还击的力量往往是很可观的。
上当以后的一个对策是还击，又一个对策是退却。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常常发起，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鲁迅先生也就随喜他们。画舫的规模很宏大，有三舱、四舱、五舱的分别：每舱有明瓦，上有名人书画的遮阳。舱内有桌椅，有茶烟，也有厨房，鱼虾菜蔬沿途可以买到。人在画舫之内，宛如置身教室，如有不同，只是窗外的景物时时变换而已。在这种逸豫优渥的环境中，人们最易联想到的是不正当的娱乐。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
所谓“和尚”者，那时的装束与真正的“和尚”也不完全相似。许多留日回国的学生，为适应国内的环境，每每套上一支假辫子，那些没出息的，觉得这样还不够，必须隔两三天到理发馆为假辫子理头发，擦油，使人骤然看不出辫子的真假。鲁迅先生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决不肯套假辫子，头发也不常理，平时总是比现在一般所谓平头的更长约五分的乱簇簇的一团。胡子是已经留了的，身上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所谓长袍者，大抵是灰色的：冬天是灰布棉袍，春秋是灰布夹袍，初夏是灰布大褂，夏天是白色竹布或洋布大褂。裤子大抵是西服式的，皮鞋是东方式的，像现在军服中的皮鞋，黑色而无带，便于穿脱。此外，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下雨天，依照西人的方式用布伞，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油纸伞。皮鞋原可两用，雨天不再用那时一般社会通用的钉靴或钉鞋，也还没有现在一般社会通用的套鞋橡皮。“和尚”的装束大致如此。
我认识鲁迅先生已历三十年，总觉得三十年来，鲁迅先生的性情乃至相貌，都没有多少变更，面色也许略显苍白，那是因为少见日光，或多抽了烟卷，决不是因为年老。这个看法也和鲁迅先生及他的家人提过，他们都相当同意。有一天鲁迅先生出示当时的相片，到底相差二三十年，我才不敢绝对坚持我自己的看法。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几位同乡的先烈指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火车让座的事，他在回忆散文《范爱农》中曾写到。
［3］陈伯平（1885—1907），名渊，字墨峰，别号白萍生、光复子，绍兴平水人。早年入绍兴大通学堂读书，后跟随徐锡麟一块去日本留学，并与徐一起发动“安庆起义”，在激烈的枪战中牺牲，年仅23岁。
［4］“海口”指日本横滨。
［5］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已叫“绍兴府中学堂”。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惜别
孙伏园
读了许景宋先生在第六卷四期《抗战文艺》上《民元前的鲁迅先生》［2］以后，我很觉得感奋，鲁迅先生和我们永别已四年了，第一念好似已经有了四十年；但是无怪的， 我们在这四年里面，做了多少照耀史册的大事，不但抵得了平时的四十年，也许抵得了迂回曲折踟躇不前的四百年。但是第二念，好似只隔了四日，因为鲁迅先生的声音笑貌都在眼前，他的遗训像耳提面命一般的促醒我们努力，说四日已经太多了，鲁迅先生实在并没有离开我们。
这篇的题目我写上了“惜别”两字，主要的意思是在提到藤野先生的“惜别”一节，其次是我们和鲁迅先生一别四年的“惜别”。
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印象之深；似乎连藤野先生自己也不大了然。记得我们的报纸上曾经译过东京记者访问藤野先生的一篇记事［3］，叙述藤野先生不但几乎忘记了三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位中国学生，连他曾给鲁迅先生一张相片的事也忘记了，以为也许是他那去世已久的太太经手代赠的。这可不然，我在鲁迅先生的书斋中，清清楚楚的看见这张相片的背面，有藤野先生亲笔的“惜别”两字。藤野先生的清癯谨厚的面容，戴着近视眼镜，留着短短的头发，都还在我的记忆之中。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去拜望周老太太，并去瞻仰鲁迅先生所谓“老虎尾巴”式的书斋，还看见这张藤野先生的相片。
辛亥革命时代绍兴的都督名“王金发”，同时还有两个要人名“黄介卿”和“黄竞白”。绍兴方言“王”和“黄”二字一样读作“王”，所以当时有“反对三王”的口号。关于“反对三王”，一则由于革命者的幼稚，再则由于封建势力的反动，鲁迅先生似乎曾在文字中解释过。
鲁迅先生任师范学校校长，诚如许景宋先生文中所说，“是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要他来继任之后，可以从办交代中，找出前校长的错处，做一个堂堂的处理的。”这位前任校长，是杜海生先生，民国十五年左右曾任开明书店的经理，开明出版的书籍中还有“发行人杜海生”等字样。所谓“当局对前任校长不满意”的原因，是一般青年革命者认为杜先生在秋瑾先烈殉难的时候，站在可以援救的地位而不援救。但在鲁迅先生的看法，杜先生未必有救援的力量，援救了也未必有效，不援救也决不应该在交代的时候借故报复，所以鲁迅先生没有遵照当局的意旨，在交代中任意挑剔。
许景宋先生说，“在绍兴尚未光复之前，人心浮动，先生曾召集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市面上游行了一通来镇静人心，结果大家当作革命军已经来了，成为唾手而得的绍兴光复。”我回忆了许久，要想找寻这批“整队出发”的全校学生们当时所用的名义，最后才记出是一个颇为特别的“武装演说队”。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言厉色地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甚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学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行张贴“溥仪逃，弈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4］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关于秋先烈［5］，许景宋先生文中说，“假使赶快款待餐饭，也会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鲁迅先生常说，秋先烈加入吃饭，如果只添一客饭菜，一定是吃不够的。这事一方面表示日本人的食量小和寒酸，一方面表示秋先烈的健康。秋先烈就义时代的一般空气，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表现出来。《药》的主人翁名“夏瑜”，就是影射“秋瑾”二字。《药》的篇末，烈士墓上发现花圈，这在当时也是事实。浙江一带学校的学生，争向秋女侠墓前瞻礼。花圈在当时是极时髦的礼物。一般人决不了解的，在垒垒荒冢之中，竟有一处着了花圈，不但一般人不解，即先烈的母亲也以为这是先烈显圣。
鲁迅先生对太炎先生的敬礼始终不衰，有如许先生文中所述。也曾常常讲到太炎先生的性情行事。例如大扫除，警察总要把地板和天花板都起下来，弄得满屋凌乱。太炎先生气愤之余，就说这是日本人反对他著作，或者说日本人受了清室的委托，有意使他生活不安，不能作革命的事业。鲁迅先生那时是青年，态度比较客观，知道大扫除是挨户进行的事，绝不是有意使章太炎先生受窘，心中是明白的，但也不与太炎先生抗争。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往往四五小时连着讲。夏天大赤膊，但不喝茶水，只是不断地抽烟。对面房间里住着刘申叔［6］先生夫妇，为了辩论，太炎先生常常不穿夜服，闯进刘申叔先生房中去。
太炎先生最后一次到北平去，门徒们公宴席上，问起鲁迅先生，说“豫才现在如何？”答说现在上海，颇被一般人疑为左倾分子。太炎先生点头说：“他一向研究俄国文学，这误会一定从俄国文学而起。”我曾在鲁迅先生书斋看见一张太炎先生所书大条幅，上款只写“书赠豫才”四字，下题“章炳麟”。
因许文而引起的回忆止此，将来有机会再写。
注释
本文写于1941年初春，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民元前的鲁迅先生》是王冶秋写的反映鲁迅青少年时代生活和事迹的一本传记。许广平（景宋）曾为该书写序，孙伏园指的就是这篇序文。
［3］藤野先生是1904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读书时最关心他的一位日本老师，以后鲁迅写了《藤野先生》一文，谈到他赠送鲁迅照片并在背面题写了“惜别”二字。
［4］这里指的是杭州光复后绍兴成立的以前绍兴知府程赞清为府长，原浙江抚署刑命师爷章介眉为治安科长的绍兴军政府。
［5］辛亥革命时期我国著名女革命家秋瑾。
［6］刘申叔（1884—1920），名师培、光汉，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追念鲁迅师
孙伏园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1911年。那年，清王朝被推翻了，鲁迅先生被派到他的家乡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任堂长，而我正在这学堂上学。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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