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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账难销-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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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 1935年，日军在辽宁新宾县的响水河子一带以“抓梁司令（梁世峰）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借口，抓了汉族、朝鲜族青壮年130余人，并杀害了其中的70余人，将其余50余人的手脖上用刀和黑炭做上记号。为缩小围剿范围，日军放火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粒子、大荒沟、房平沟等村屯的约2200多间房屋，血洗了响水河子、红庙子，残杀当地百姓3000余人。 1935年5月，日军对吉林舒兰县老黑沟进行了春季大扫荡。在短短10天之内就屠杀居民1017人，烧毁房屋千余间。 1936年5月，在通化金川县白家堡子日军又进行了一番屠杀。在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赵玮的检举书中我们还能感受到屠杀发生时的惨状： “……被绑上的男女老幼一串一串的被赶到大荒沟警察署东南山根底下，密集在一处，然后用机关枪扫射，展开无比残忍的大屠杀。枪声一起，人们东挣西撞，弹丸比雨点还密打在人们的身上……瞬息之间，活生生的368条生命就生息全无地倒卧在血泊里，堆成了尸山，做了恶鬼中山（日军中队长）的牺牲品……”〔20〕 1936年12月16日，日军包围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逼问谁是抗日人员，达不到目的后便开始屠杀，该村除有10余人逃出外，有36户人家、230多口人被杀，200多间房屋被烧毁。 日军为了从根本上断绝人民群众对抗日联军的支援，他们不但疯狂地屠杀，而且在1933年开展了所谓的“匪民分离工作”，即建造“集团部落”和“归屯并户”，将群众集体迁移到平原地区，制造无人区，稍有反抗就杀死、烧光，他们希望通过这一手段对抗日力量实现政治围困和经济封锁的目的。 “归屯并户”于1934年全面实施，到1935年，日伪已经建立了1172个“集团部落”，1939年达到了13451个。在制造“集团部落”和“归屯并户”的过程中，日军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因此，应与制造“无人区”的过程是同步的。
东北抗日联军 1935年，在宝清地区，由于抗日力量的活跃，日军决定在此“归屯并户”，日伪在各村强迫青壮年上工地，不管是否农忙，均要让所有牲畜全部要用上，致使田里农收受很大影响。而且，工地上待遇十分苛刻，还要忍受监工的毒打。到1939年，全县已建成45个“集团部落”。 1936年，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太平川村，日军划出了一块东西长600米、南北长660米的区域建立“集团部落”，要将太平川附近的13个村屯的居民赶到这一地区。刘盛金屯民众不愿并入“集团部落”，便遭洗劫。日军让他们集中跪在一处，拿木棒用力击打这些人，直至头破血流，其中有4人致死。在其他村屯也存在这种情况，日军就将他们抓进一个大院里，并找汉奸认人，看谁是“抗日分子”，随后，将“认”出的68人全部送往日本守备队在汤原县的驻地，这些人，遭受了日军的种种酷刑：辣椒水、老虎凳、压杠子、狼狗的撕咬、刀劈火烧等，无一不是惨绝人寰，最后，大部分人被拉到汤旺河，塞进了冰窟窿里。这68人中，最后只放回了6人，其余62人均被杀。在前两次的“归屯并户”中，太平川地区就有110余名群众被害。全部13个村共有853户人家，进入“集团部落”的有279户，其余则流散各地。使三个村的4490间房屋全被烧毁或扒掉，粮食、柴草、家具和其他财物大部分被焚烧，荒芜耕地4000余垧。 …… “集团部落”的生活极为恐怖。部落周围设有围墙，以防和外界相通，部落内设有警察署和日军守备队，三五人不能一起走路、说话，夜间不许点灯、插门，日本人昼夜侵入民房，强奸民女，众人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部落内还实行保甲和连坐制度，以让居民互相监视。日军警随意抓捕居民进行拷打，许多人被刑讯致死。这又是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
日本国民欢送侵华日军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繁华上海竟成瓦砾世界（图）
淞抗时的上海医院平民 嗜血江南——日军攻掠淞沪暴行在东北的迅速得手使日本侵略野心无限膨胀。日本清晰地意识到，抢占上海滩，不但可以转移英美对正在筹备当中的伪满洲国的视线，还可以进逼南京，对还不是太听话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还能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及中国腹地进一步渗透。似乎没有理由再让日本把目光从上海滩移开了。 在东北的迅速得手使日本侵略野心无限膨胀。日本清晰地意识到，抢占上海滩，不但可以转移英美对正在筹备当中的伪满洲国的视线，还可以进逼南京，对还不是太听话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还能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及中国腹地进一步渗透。似乎没有理由再让日本把目光从上海滩移开了。
上海位于我国第一大河长江的出海口，是当时东方最大的城市和经济、金融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更与日本的九洲岛、冲绳及台湾殖民地隔海相望，一衣带水，这种微妙的地理关系使上海始终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进行一次侵略之前，日军总是不厌其烦的寻找一个骗不了自己也骗不了旁人的种种借口，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嗜好”。这一次也不外如此，1932年1月18日，日军先是在三友实业社工厂外挑衅，遭到制止后，又召集日本人居留民大会，纠集六七千人进行抗议活动，并派60余人于20日凌晨趁工人熟睡之际烧厂，并将赶来阻止的一名华捕打死。下午，在沪日侨几百人沿街呼喊“杀尽中国人，遇店即毁，逢人便殴，商店闭市，秩序大乱”〔1〕。随后，日军开始增兵，战争阴云逐渐笼罩在上海上空。
第一节 繁华上海竟成瓦砾世界 1928年1月28日日军规定：从下午5时半起至第二天早上，“禁止华人通行市内”〔2〕，并向上海当局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驻沪第十九路军立即撤出闸北。但在通牒时间尚未到达时，便于当晚向中国驻军发起猛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声称“4小时内占领上海”，对上海的战争至此拉开序幕，上海人民的苦难也就此开始。这是日本“在驻上海最高指挥官盐泽少将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后发动的战争，首先就违背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打破了租界的传统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撕毁一切国际和平条约”〔3〕。
日派上海军司令一、肆意轰炸非军事区 轰炸救助机构。由于常年的灾难，上海出现大量难民，慈善机构在这时就扮演了收容的重要角色。但在这时，面对日军的轰炸他们却找不到任何安全感。 在收容万余名灾民的上海第一灾民收容所，于2月3日就遭到日机的轰炸；4日，又有炮弹落于慈幼组，当场炸死3人，伤数人，炸弹将收容所前门炸毁，灾民们争相逃出，但泯灭人性的日军驾驶11架飞机一路追着灾民打，他们逃到哪飞机就跟到哪，同时日军还用机枪扫射，造成难民死伤无数，其中有不少是儿童；5日，另一收容所又遭日机攻击，被炸死者达48人，其中大多是患病的老弱灾民，第二天日机又到该收容所进行轰炸。 6日，红十字会派出的两架救护车遭日机轰炸；7日，红十字会在赴闸北救援伤病时，一日机紧跟其后，并向其投弹射击，未命中后，竟又追上再次投弹；15日，红十字队员赶赴闸北救护伤病，为防不测，他们事先携带红十字会救护旗帜，以向敌方表明自己的救护员身份，但即使这样还是遭到日军的攻击。日军违背不许对红十字会人员加以伤害的国际条例，向其连续发枪，一名叫刘祁瑞的红十字人员遭连续十余次枪击被抬出阵线，但又遭日军追击再补两枪，终因伤重且身中毒弹不治而亡；不但如此，日军还利用国际上不准伤害红十字救援人员的条例，身着白衣，臂缠红十，冒充救援人员，携带瓦斯等危险物冲进我军阵地，我驻沪士兵如若抵抗，则正中其攻击红十字会人员的口实，必会遭舆论谴责，但若不抵抗，则无异于束手就擒，日军如此用心真是险恶至极！
日海军陆战队 …… 难民本已饱受天灾的折磨，如今更要受人祸的蹂躏，在日军的炮火之下，他们失去了最后一块容身之地，当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红十字会本是减轻日军罪孽的组织，如今竟连自身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证，这些全部都是日军对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的践踏。 轰炸居民区。上海人口众多，日军无视国际公约有关条款，对居民区进行大规模轰炸，加重了居民伤亡。在中山路水门汀桥日机掷弹10余枚，当场击毙3人，其中一人为孕妇；在潭子湾日机伴以机枪扫射，造成多人伤亡；在浦东高桥塘桥，日机投弹十余枚，炸毁房屋数十间，炸死6人，伤10余人。日机向在苏州河上的四艘民船轰炸，当即船身被炸毁，20余人死亡…… 租界本是中立之地，应受各国保护，但日军不顾公约，每天都在租界上空盘旋，制造恐慌气氛，以进一步向中国及各国政府施压，并且竟然不时投弹，造成租界内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在四川路一带，日机投弹10余枚，炸伤华人30余名；同时在新闸路又投弹数枚，伤数人，并一度造成秩序混乱，商店被迫停止营业；日机又在愚园路投弹10余枚，炸毁房屋数间，当场炸死7人，伤8余人……
日军长亲临前线
第三部分：嗜血江南 八年抗战市政当局给日军记下的“账单”（图）
上海国军战壕 据战后上海市当局的统计，“一。二八”事变当中，被占区内住户财产价值80亿元，损失7/10；房屋价值24亿元，损失85％。〔4〕无数平民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昔日客往如云的的上海滩如今俨然成了难民居留地。 轰炸工业区。上海是中国的工业和金融中心，也是民族工商业的密集地区，它对全国的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其中，还有不少爱国工厂为前线将士供应大量抗战物资，但正在“一。二八”事变期间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2月18日上午，位于公共租界四川路的电报局遭日军轰炸，想要破坏电报总线的测试室，虽未命中，也使电报局的房屋及文件多被毁坏。 21日，日机又轰炸位于闸北天通庵路宝兴路口的慎记纺纱厂，该纺纱厂的机器均为最新式的，所产纱布畅销国内各地，但这次轰炸，将工厂的全部房屋、仓库、机器、存货等全部被焚烧殆尽，直接经济损失达30万元。〔5〕 3月12日，公共租界的永安纺纱厂遭日机轰炸，毁坏工厂内电器马达一部，52部摇纱机也被炸毁，并造成当时正在用餐的30余名工人死伤。 20日上午，华租界的统益纱厂、溥益纱厂和大丰纱厂被日机击中，房屋均被炸毁，财产受到不同程度损失。 另有吴淞面粉厂、永和实业工厂、南华橡胶厂、大生橡皮套鞋厂等数家民族工业均成为日机的轰击目标，据《上海市区内沪变损失初步估计》中声称：“一·二八”事变期间全市工厂损失至少为9715万1287元，全市597家工厂均受到不同程度损失，占全市工厂总数的1/4；失业工人达25万，占全市工人总人数的8/10。另外，商店遭受损失达5亿9813万6074元，交通损失也有1689万3317元，公共事业损失1128万2025元。〔6〕那个曾为中国实业翘楚的灯红酒绿的上海大都会已不见踪影。
中国军队第五军 破坏文化设施。上海地区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市内林立着多所学校和文化出版机构，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不顾国际法对文化设施不得破坏之规定，竟丧心病狂地对这些文化设施进行攻击。 据战后的调查，单在吴淞一地，就有7所大学被毁，4000余名学生大半失踪〔7〕；在同济大学，电气间、生理学院、材料实验室、中学教授室及全部宿舍，正在建筑之中的中学教室以及大量由德国人捐助的价值不斐的医疗器械等，尽被日炮火击毁无疑，经济损失达120万元〔8〕，另有30余名工人和400余名学生下落不明；在原有350余名学生的商船学校遭日军炮轰后，学校成为一片残垣断壁，一半以上学生失踪；距商船学校不远的水产学校，也遭灭顶之灾，校内设施全毁，多名学生失踪，死伤人数无从统计。另外，中国公学、中大医院、劳大农院、劳大工院也遭到不同程度损失。 位于江翔路的复旦大学被日军占领后，所有的器物均被捣毁，子彬院、女生宿舍、卫生处等建筑物也被极大毁坏，特别是图书馆也被焚烧，大量珍贵书籍被付之一炬，损失极为惨重。复旦大学附近的中央商学院也遭浩劫，学院资产全部被焚，在其图书馆中藏有中国宋、明版经、史、子、集及大量东西各国商业经济、会计、统计、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与各种商业、文学用书，均被毁坏，全校经济损失达104。7万元…… 据事变后国民党教育部呈报的“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各学校问题的损失统计：截至4月1日受灾学校为：高等学校13所，损失652万8903银元；中等学校28所，损失186万0783银元；初等学校54所，损失28万8149银元；全市共有95所高等、中等、初等学校受损，共计861万7835银元。〔９〕
抗战上海难民 除了学校，大量的新闻出版机构也遭损害，其中最令人痛惜的就是被称为“东方惟一的知识宝库”的东方图书馆和供应中华民族知识之粮食的商务印书馆的被毁。1月29日，日军向闸北连掷炸弹，炸毁商务印书馆总厂，将印书馆的房屋、馆内的的印刷器具以及一些寄放的书籍、字画全部毁坏。2月2日，编译所和东方图书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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