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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账难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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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由朝鲜义州强渡鸭绿江进攻，以3万之众突破号称有4万清军驻守的防线，两天内连克九连城、安东（今丹东）等地。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大约2。5万多官兵、2000多马匹和大批辎重，在连续14天中从容登岸，未遇清军任何阻击；随之即以旅顺、大连为目标发起进攻。11月初，他们攻陷了金州和严加设防的阵地大连湾，在这里夺取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包括621支枪、129门炮、3300多万发子弹、约250万发炮弹。〔16〕11月7日，日军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拥有百门大炮和无数弹药的大连战略要地。11月22日，旅顺这座耗资数千万、经营10多年的北洋第一要塞落入敌军手中，要塞配有新式克虏伯重炮及各式大炮140余门，还有水师营、鱼雷营、船坞等军事设施和大批弹药，全都成为侵略者的战利品。 1895年1月20日，日本联合舰队出动军舰25艘、水雷艇16只，分载2万人在威海东南的成山头登陆。由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船”方针，停泊在威海的北洋舰队未出动阻拦，致使敌军轻易地在山东半岛上建立了据点。1月30日至2月2日先后攻陷保卫威海的南北帮炮台，并对威海进行了严密封锁。从5日起，日军出动水雷艇潜入港内，炸伤炸沉“定远”、“平远”、“济远”等舰艇多只。8日，日舰从东口突入港内，对刘公岛和北洋残舰发起最后攻击，17日，日军正式占领威海，俘获剩舰“镇远”、“平远”、“济远”等11艘及炮台、军械、弹药，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在辽东战场，从3月5日至9日几天之内，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陷。从此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全境，清军全线崩溃，实际上关外已无兵可战了。日军南据威海，北占辽东，完全控制了渤海口，形成了威胁天津、北京的态势。
痛击定远号 在战争中，日本的一些狂妄者竭尽全力为这场战争摇旗呐喊，鼓吹日本是为“世界文明”、“东洋和平”而战，战争关系到日本的前途与命运，“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能后退。〔17〕战争胜利后，福泽谕吉欣喜若狂地宣称这场侵略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18〕日本政府为鼓励日本浪人、武士参战，组织武士“拔刀队”，号召武士踊跃参战，并且捏造一些为侵略战争“忠勇”献身的宣传材料，以刺激武士的“爱国”心。在成欢战斗中，编造一个至死军号不离嘴的号兵白神原次郎，战后人们才发现这是假的。在平壤战斗中编造了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的英雄原田重吉，而真正冲进玄武门的是松秋太郎，因为讲了真话，被警察监禁起来，终身不得说明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况。〔19〕 一位诗人兼小说家国木田独在其小说《酒中日记》里，对甲午战后日本社会状况的描写更具有典型性。他写道，甲午战后，“军人万岁”的喊声到处都可听见，“如果没有了军人，简直天都不会亮啦”。在中上层社会中，凡是家有女孩的父母，不论他们是华族、富豪、官吏或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要找一个军人作女婿”。〔20〕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旅顺——东洋屠刀下的白骨之城（图）
清朝军队 从1894年11月21日日军进占旅顺市区到24日，整整4天，光天化日之下，日军如同一架上足了发条的杀人机器，一只红了眼的歇斯底里的吃人野兽，在旅顺肆虐着、吞噬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生灵…… 旅顺，变成了一座没有生命的死亡之城、白骨之城，一座人类的屠宰场。整个旅顺城侥幸逃过这场灾难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每人都戴着一顶尖尖的大白帽，上面用日语写着“此人不可杀戮”的标记。这是日本人特意留下用以掩埋尸体的中国人！ 参加掩埋尸体的幸存者鲍绍武老人回忆说：“日本兵冲进屋内见人就杀，全家被杀了好几口人……更惨的是一家炕上，母亲身旁围着四、五个孩子，小的还在怀中吃奶就被捅死。”〔21〕水师营王宏照老人控诉说：“一天鬼子用刺刀逼我们抬着四具尸体往旅顺送，看见旅顺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倒在柜台，有的被开膛，肠子流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参加过抬尸的高延举老人就掩埋尸体的人数说：“记不清楚了，好像除36人以外，又从城边子上（城外）抓了几次，有一、二百人，也戴上黑字的白布条。每天都抬尸，冬天没有多大气味，就是零头碎脚的，惨得很。日本鬼子也不给饱饭吃，足足抬了一个多月才完。”死尸都抬到花沟张家窑，两万多尸体，堆成尸山，浇上油来焚烧，烧了十几天才烧完，这就是今天大家所凭吊的旅顺“万忠墓”。詹姆士·艾伦是英国籍海员，大屠杀期间被困旅顺，他亲眼目睹了这场灭绝人寰的惨剧，在他的回忆录《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我立的地方极高，望那池塘约离我一丈五尺，只见那池塘岸边，立满了日本兵，赶着一群逃难人逼向池塘里去，弄得逃难人群挤满了一池。只见在水里攒头搅动，忽沉忽没，那日本人远的放洋枪打，近的拿洋枪上的刀来刺。那水里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地了不得，似乎把残杀当作乐的事。那池塘里活的人，还在死尸上扒来扒去，满身的血污……内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的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用枪刺来搠，竟当胸搠了个对穿。第二下就搠这小孩子，只见洋枪刺一搠，小孩子就搠在那枪头上，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这个孩子约只两岁，那女人伏在地上，尚未搠死，用了将断的气力，要想起来看这孩子的意思，刚要起来，翻身便倒。日本人就照屠戮别人的法子，也把这女人斩成几段。那兵后面，又来了一群日本兵赶逃难人，来这池塘里。我不忍再看，回头逃走……一路走来，无非是死尸垫地。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人，把辫子打了一个结，他们便慢慢的当作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像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我所见的无论男女老少，竟没有饶过一个”。
将中国平民反绑跪地，即将斩首 在一个钱铺里，日本强盗抢完财物后，便把所有男女老幼全部杀死。艾伦说：“但见地板上铺满一地的死尸，当中男也有，女也有，小孩子也有，有的缩做一堆，死在那里，也有直挺挺死的，有没头的，也有开膛破肚的，有的没了手，有的没了脚，也有手脚都斩去的，也有斩作两段的，……那柜台上的木栅尖上，挂上了无数人头。……再看那柜台边上，还有一个大钉，钉着一个几个月的孩子，那地板上的血，足有三寸多厚，死尸重重叠叠地堆了起来。那零零落落的手、脚、头，到处都是。” 除艾伦之外，还有一些西方新闻记者如美国《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英国《伦敦时报》记者柯文、《黑白画报》记者兼画师威利阿士等，也是旅顺大屠杀的目击者。11月24日，克里曼自旅顺发回国内一篇通讯，题目是《日军残杀记》：“我亲眼看见旅顺难民并没有抗拒日军，日本人所谓有人从窗口向日军射击之言，全是谎话。日本人并不想抓俘虏。我见到一人跪于日兵之前，叩头求命，这个日本兵用枪刺一下将他的头钉在了地上，然后手起一刀将他的头砍了下来。有一人缩身于墙角，日兵一阵排枪将其击毙。有一老人跪于街中，日兵将他斩成了两段……” “战后第三天，天正黎明，我被枪弹之声惊醒，日兵又施屠戮。我出外见一军官带领一队日兵追击着三个人，其中一人手抱一个没穿衣服的婴儿，因急于逃命，将婴儿跌落。一刻钟后，我见这个婴儿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婴儿之父，失足跌倒，一个日本兵手执枪刺将之抓住。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想救他，但日本兵却将刀向这个人颈上猛插了三四下，然后扬长而去，任其在地上延喘待死。……我见一老人立于道上，双手被缚于背后，又有三人均系背绑，已被用枪射死在旁。见我们过来，日兵一脚将老人踢倒在地，看见这个老人倒地呻吟，这个日本兵又一把扯下老人的衣服，看他胸口流血，就又向他开枪射击。老人痛极凄嚎，形体瑟缩，日兵非但不垂其怜，而且向老人脸上吐唾沫，还肆意嘲笑他……”
被日军残暴的斩掉头颅 日本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记载了日军旅顺大屠杀的暴行。龟井兹明在11月21日亲见“路旁及涸河中，‘敌兵’尸体和刀枪衣物无数”，23日看到“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约二千户室无一人，路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民房内家具残破，纸张、鞋等散乱狼藉，尸体鲜血淋漓”，有的被砍头，脑浆崩裂，有的腹腰被切断，肠胃裸露，惨不忍睹〔22〕。日军的暴行，使清军被杀害2000人左右，旅顺约1。8万市民惨遭杀戮。不仅如此，日军还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上继续进行着烧杀抢掠。 日军在旅顺的这种骇人听闻的野蛮暴行，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遭到了各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国际公法专家、英国人胡兰德博士，一位自始就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倍加赞赏之人，看到旅顺惨案的报道后，对日本军人的行为表示“痛惜”，认为这玷污了日本国家的“名声”。“日本军队之行为，实在是超出了战争常度之外。” 就连日本的盟友——美国的报纸也尖刻地指出“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体矣。”〔23〕 面对如此的铁证，日本政府却采取了掩饰和回避责任的态度。作为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明白，这种世界性的谴责舆论所酿起的风暴，有可能毁掉日本军事胜利所带来的成果，毁掉日本政府20年维新所积攒来的“声誉”。他急忙和伊藤博文商讨对策。“承认有过大屠杀，危险太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两人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于是，一份《陆奥声明》在《纽约世界》报上刊载了出来。与此同时，各国驻日公使也收到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外国记者关于旅顺口事件的报道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实际上，旅顺口陷落时，中国士兵看到公开抵抗是无用了，便抛弃他们的军服，穿上平民衣服，化装成这个地方的和平居民的样子。……因此，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了装的中国士兵。”这样，一场义愤填膺的谴责运动也就不了了之。
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战刀对日本军人来讲，像旅顺口一样灭绝人性的屠城，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此前，有大连湾血案；此后，则有“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有731细菌战部队，有无锡大屠杀、芜湖大屠杀，有扬州屠城、死亡工程和数不清的惨案，而将这种灭绝人性的屠杀发展到顶点的就是南京大屠杀。陆奥宗光的辩解也仅仅是日本狡辩的开始，而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以及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才是日本谎言的巅峰。日本政府的一些官员至今还在大肆宣称，说“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认为“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南京大屠杀纯属捏造”；“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等等。但是事实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篡改。
第一部分：出头之日——垂涎三尺窥中国马关缔约，日本贪婪欲念的大满足（图）
被近签订《马关条约》 结束战争的老套形式——谈判又不得不提上了日程。对清政府来说，战争再也打不下去了。随着战场上的失败越来越多，清朝当权者的求和倾向也越来越重。于是，清政府决定按照日本政府的暗示，与日本进行和谈。在日本方面，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固然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但是随着侵略的深入，问题也随之袭来。一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不允许再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二是怎样妥善处理自身与其他列强侵略中国的关系。因此在双方都有此种需要的时候，和谈的局面就逐渐地展开了。在进入和谈期间，反映日本社会舆论的报纸，在鼓吹割地赔款要求时，表现得贪得无厌。福泽谕吉在报纸上公开声称，要把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纳入日本版图，即使要求“几十亿的赔款也并不苛刻”。〔24〕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偕带儿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以及大批随员、跟班离开天津，19日到达日本马关（下关），20日开始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会谈。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为了防止国际干涉，企图迫使清政府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不料，24日会议后，李鸿章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事件发生后，各国舆论哗然。26日，日本驻德公使青木致陆奥宗光电报说：“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文明。”〔25〕为了摆脱对这一事件的责任，日本政府急忙对凶手审判定罪，以预谋杀人未遂罪，判处小山丰太郎无期徒刑，以此向国内外表明，李鸿章遇刺与日本政府和国民无关。为了争取外交上更多主动权，表明和谈的诚意，缓和国际舆论，日本在3月30日终于同意之前中国苦苦哀求的停战协定。自当日起至4月20日，停战范围只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台澎地区不包括在内。3月23日日军已向澎湖发起进攻，26日占领该地，从而造成了威胁台湾的形势；停战范围把这一地区除外，就保持了日本对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本代表主动提出具体媾和条款，内容主要有：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割让奉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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