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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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向租界，市面冷落。抗战后，将原大码头大街拓宽，改名为复兴东路。


第二部分：地域故里民间力量与公共设施（图）

　　那是1931年5月初的一个傍晚，一辆黄包车拉着一对似乎来自乡村的年轻夫妇，穿过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拐进了一条叫紫霞路的狭窄石子路，停靠在68号门前。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有前后两门；他们的安身之处，则是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得简单：东南面一张宁式双人床，靠阳台的北面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但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就是这样一位平头长衫，脚穿布鞋的青年，曾经是上海大学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曾经还是1927年“八·七紧急会议”上选出的中共中央一把手；是的，他就是瞿秋白。可是现在，他只是一位患病需要休养的学者，化名叫林复。　　那个时候，瞿秋白已经是被王明极“左”路线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的一名普通党员，在社会上更没有任何职位，而且身患重症肺病。但是在国民党的眼中，他依然是绝不能放过的“共党要犯”，他的脑袋，值两万大洋。一旦藏匿这样的要犯，是要用身家性命做担保的。房子是谢家的产业。说起来，这一家祖籍福建的商人世代经营钱庄，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有数的名门。那一年，谢家的少主人是27岁的谢旦如。他自然是上海商界的富有者，不过，更年轻的时候，他还是湖畔诗社的社员。忽略了五四青年沸腾的热血情怀，在地处华界的紫霞路，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通共”，毕竟是要砍头的重罪呵！　　　　

　　　　

　　其实，在此之前，谢旦如与秋白并无交情，收留他们夫妇，是由于挚友冯雪峰的请托。那年月，物质也许贫瘠，人情却真的是盈满的：花园洋房里的老板和满身风尘的读书人一样，讲究礼数、重视交情。一诺千金，那是古人的风仪了；而实实在在的，谢大少爷的庇护，给了秋白生命中最安稳的写作岁月：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中的多部文稿，都是这时候完成的。　　多年之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心里还荡漾着别样的温暖和柔情，想要啸歌，想要落泪。真的，在电网恢恢的时代里，在清流浊流的纷争里，在商业挂帅的社会里，我们简直不能想象这样单纯的友情和理想。可是，这毕竟教我们安心：贫富悬殊不是改朝换代马上可以解决的事，民族精神面貌却可以随着自己的作为而迅速转化。毕竟，我们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虽然失落已久，却依然在祖辈的庭训中依稀可见：比如侠义，比如勇气，比如承担。　　与租界相比，华界的落后与凌乱，最为时人诟病。但老城厢的士绅们并非没有觉醒，彼时便有各色各样的公所会馆站出来，为自己的行业、也为自己所处的社会作一承担。“日渐衰颓，皆由众志不齐，未能立规，以致工价不归画一，生意日见式微”，反省自然是改变旧状的第一步；“前辈立有行规，遵守已久。只缘人心多变、世俗日漓。其初既欠周详，此时均宜酌改”，是对前辈的厚道维护，更是面临外商涌入这一天地未有之奇劫巨变的清醒反应。因为危机感，行动于是一点都没有迟缓：清代以来，从商船、钱业、珠宝到麻油、女帽，仅在我们的老城厢，各种行业公所和同乡联谊的会馆就多达140多所。　　乾隆五十四年（1789），上海沙船业集资在会馆街38号建的商船会馆，应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会馆了。时至今日，从露出半边的砖雕门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的双合式大殿，被砖堵塞的一排三个石门框通道，还可略见当年的气派。而当年的公所会馆，也着实是有权威的：在鱼龙混杂的市场上，惟铁腕大力，方能在行业内建立严格的自律原则。今西方人喜说托拉斯，我们的先民则并非为商业的垄断利益而立规则。使用本行统一的度量衡器、严格开业制度是为了维护商业信誉；售价的相对统一，则有效地避免了内耗，对民族商业的蹒跚起步贡献良多。此外，制订劳工制度和学徒制度、负责本行的缴捐纳税事务兼顾了民间的口碑和官家的利益。在公益方面，行业公会责无旁贷地负起济贫恤寡、义冢殡金、资助归葬、赈灾防灾、办学就业、公共治安的义务，谢旦如的豪情侠气，在这样的形式中化为有制度、有规划的守望相助。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有了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白渡路的茶业公所，毛家路的水果业公所，豆市街的米业公所，里郎家桥的祝其公所（道光二年建，青口、徽州饼、油商及船商），都是当时秩序井然规矩森严的行业组织如果不是后来的战乱和劫难，“总集福荫，备致嘉祥”想必会是老城厢门扇上最厚重的流风遗韵。　　　　

　　民间，原是中国资本和力量兴起的唯一扎实的依托。是要有了庶民的自觉，才会生出开创新朝天下的志气，志士的闻风起舞才不至于是浪漫无底气的。上海县城本无统一的市政领导机构，涉及公益的清道、路灯、筑桥、修路等公共设施的诸多事务，俱由上海慈善团体同仁辅元堂经办。1905年，上海县绅及上海道议定，仿公共租界工部局体制，成立上海自治机关，作为市政的组织领导机构。自治机关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市政机关的一些体制，采用了代议机关和执行机关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制约的方式——那是看到了租界管理的好处，从善如流——本来中国人对一切好事物都有谦虚和听从，如果不是大炮枪弹的强侵，接受的过程，一定还会容易得多。怕电的心理便是如此：1882年，英国人就在上海办了一座小型发电厂，那是世界上第三座发电厂，不可谓不先进。可是国人对此的态度却是：“设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与其批评国人对新鲜事物保守多虑，不若置身于近代史的屈辱中，自会理解我先民对西方人挟势卷入的疑惧重重；而后1898年1月，仅比法租界晚了半年，电灯就被引入了老城厢，这是国人是对“日堕崦嵫”的欣羡和接受；十年之后的1907年，华商自办的内地电灯公司终于在十六铺里街紫霞殿（又称小武当，今紫霞路处）开业，则是因为民间已经有此效仿的自觉和意愿。“汝南雄鸡登坛唤，万户千门天下旦”，这回是电灯西来，唤醒了上海的紫陌红尘，使街道里巷人家都有民国的朝气。


第三部分：再造上海滩岁月城厢（图）

　　上海的老城厢不算老：和中原地带的旧朝古都相比，七百来年的光景算不得沧桑。　　可是，在近代的历史上，假如，要在口岸、商贸与城市发展之间建立某种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必然指向一个结点十六铺。　　多少年来，十六铺码头一直是进出上海的主要通道，有些人在此惶恐地初涉都市洪流，有些人在此依依惜别繁华的都市梦境，有些人在此欣喜地重返十里洋场。徐志摩曾在这里登上南京号远洋轮，奔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张爱玲曾在这里款款上岸，搭上小东门的有轨电车，去往常德路上的那个家。　　历史的伤痕是陈年的风湿，刮风下雨都会痛。　　　　

　　仅仅是一刹那的火花血影，世界历史从此翻进文明伤痛的一页深渊。自五十年代起，就没有一家是住整号楼的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要住下十来户人家，那种别墅式的生活格局底楼用餐、宴客，壁炉前读书、弹琴、交谈，天井种花，二楼主客卧房，三楼储物，亭子间住佣人早已不存在；慢慢地倒是生出十来个灶头，十来个抽水马桶，十来扇门，它们充斥在走道和楼梯上，慢慢地割裂一个时代，粘合出一个新的时代。悠远而潮湿的弄堂，门板乌黑而班驳，一如时光浩渺。　　童年不再是清纯无忧的岁月。　　然而，跟一个人，做一份事，进一扇门。　　穿衣吃饭，简单生活。　　寻常面孔。平淡表情，不很生动，但真实而温暖。　　没有辜负。没有逃离。苦苦甜甜。　　依然是：细腻的情感、怅寥的忧郁，和一份欲说还休的含蓄。　　每个人都是如此，从纯美简单到激烈直接，然后回复平缓隐忍。　　美女从弄堂里脱颖而出，一个个都很乖，因为知道美是经营出来的，一切都依靠努力。　　是的，努力。今天，我们随着旧时建筑的语录，像是牵起了漫漫岁月的另一端，幽幽的，溢着香，去追寻浮世间那一段岁月的传奇，从幽深的弄堂到狭小的赁屋，从夜归的长路到约会的餐馆，所有的场景都被灯光拖成了迤逦的影子。却蓦然发现：原来，这个城市中的传奇背后，是那样扎扎实实的奋斗，是那样点点滴滴的积累，是那样袅袅婷婷的书香。　　上海这座城市真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能说清的地方。上海的精致与优雅，受惠于西风东渐，良风美俗的浸染；上海的含蓄和平朴，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浸染滋润；富得有贵气，穷得有志气，忧患也有喜气与运气。荣华富贵与忧患贫苦都可以是生命的成全和完满。　　黑漆大门早已斑驳，但石库门框门柱上的雕刻依然精彩，这些石雕纹饰与欧洲建筑上的花纹浮雕简直别无二致：这些欧式的石雕与中国味道这么妥帖地融和在一起，丝毫不给人唐突的感觉p；&；nbs这就是上海了。　　一座山，一条川，一个人，一座城市，都是因为“独特”才被牢记。城市的格调和气味的形成必须经历千百年的发酵，点点滴滴浑然天成，永远无法复制，百年上海的历史印痕中蕴含着铭刻着不同的历史记忆：百年洋派和优越，和着东方式的考究和忧郁，江河过往、繁华浮沉中，它终于从容地开始叙说着自己的故事p；&；nbsp；&；nbs或许是一条曲折幽深的弄堂，或许是一抹穿过梧桐浓荫的夕阳，或许是一阵拍打棉被的嘭嘭声，或许是一缕从油腻厨房升起的烟火气。　　十里洋场的风华，彷佛早已随着上海滩的浪头远远漂去，如今，随着亚太经济崛起，红男绿女再度交织在上海街头，蓬勃的消费能力诱惑全世界的企业。上海风华再现，说的不仅是一个传奇，分明是一个信号∶年月的碎片嵌在新浇注的混凝土城市之间，新的传奇，或许就从此刻开始，铺叙陈说。


第三部分：再造上海滩“南市“不再（1）…（图）

　　上海是一个城市，而不是什么人的故乡。人们到来和离去，或者在街头茫然四顾，这里有近一个世纪来的世事变迁所造成的影响，物质的外观、城市的风貌、生活的场景，当然是它精神特质的一部分，如果它具有相当连续性的话，而这背后，是无数的人和他们的故事。　　公元两千年后踏上上海滩的外来人，可能无从知晓“南市”这个老称谓了。今天她作为黄浦区的一部分，已经被注入了太多的新意。　　从1943年成为行政区划意义上的8个区之一，到1945年抗战胜利翌年又被拆分、1959年合并，直至现在被归并于黄浦，长情的人不会忘记南市留下的印记。　　上海置县以来，其腹地一直为上海县城的城厢。1843年开埠后，县城以北地区先后出现了英租界和法租界，但当时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不是租界，而是县城。那里大小商铺、茶馆林立，小东门江边的天后宫，香烟缭绕，县东街的三雅园茶园，夜夜笙歌。而城隍庙在开埠前就已是上海城最热闹的场所，一年之中，盛事不断，四周围店铺成行成市。始建于元代的文庙，规模宏大，有池、台、坛、亭之趣，不仅是上海城的最高学宫，还是游胜之地。　　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县城遭到很大程度的毁坏。起义军一度占领上海县城，后来又在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遭到了失败。天后宫、文庙、三雅园也因此被焚毁。　　出现“南市”之称，是在1861年。法国侵略者要挟清政府扩充法租界的面积，清政府被迫同意，法租界便嚣张地延伸至十六铺附近，因为租界位于上海的北部，华界位于其南，于是在租界地方就被称为“北市”，十六铺以南地方则曰“南市”。随着租界的发展，北市面貌日益繁华，南市与之相较则相反，显得房屋陈旧，街巷拥挤。　　　老城厢纵横交错的街巷，一向很难在地图上一一标清。早先最阔的是河南南路，现在加上拓宽的复兴东路，交接成一个十字，其他的路就数不胜数了。让人好生疑惑，这曾为明清两代县衙的驻所，连几条像样的马路也没有。由于没有掉头的空当，好多姑娘出嫁，接亲的轿车都开不进小街深巷。　　　　

　　曾想一百五十多年前，英国人第一次走进当时城墙内的上海县城，评价道：“人民富庶，房屋简陋、街道逼仄”，当上海绅士李平书等人提出拆墙之议，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城内道路不修，拆了会被笑话，不拆犹可藏拙。可见老城厢街巷的局促已关乎到国人的面子。　　这倒不是没有原因，上海县城因为地处河网交错的江南水乡，街巷大多依水傍河而筑，故然参差不齐，狭窄不堪；以前的“官路”或“驿道”也都较少考虑到道路街巷的宽畅度；到了明清时代，上海县城的商业发达和经济富庶，给人口带来了急速增加，人口的稠密使得住房更为紧张。一些人在建房造屋中开始侵占本来就拥挤的街巷，久而久之，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别看老城厢小巷窄，往往一条不起眼的小弄堂里，可能藏着深宅大院。赫赫有名的书隐楼，就是在一条名叫天灯弄的小巷里被发现的。当你按响76号的门铃，会有一位老人为你开门，这里有个相当宽敞的大院，前厅面积就有200平米左右，光柱子就有12根。厅后还有东西厢房、天井、耳房等。尽管院内荒草萋萋，几根铁树清冷地绿着，几株茶花寂寞地红着，但是整个大院透出来的雍容大气，着实叫人领教。　　　　

　　乔家路77号民居，是清代商船会馆馆长郁泰丰的私宅。外表局促，里面竟是五进大宅，虽然房屋陈旧，但水石地面、木雕斗拱、水磨石门框、石柱础、石刻门脚、砖雕门楣等仍在，宅底一棵大梓树。　　梓园与徐光启故居同在小南门乔家路上，相距仅百多米。沿街两层西式骑门楼上是罗马柱浮雕，中间为吴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