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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上海滩-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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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历史的烟云，漫步于即将消逝的南市豆市街的窄弄里，人已迁去的空房外，还能看到瓜藤缠绕着的石库门眉雕，以及在都市内不多见的几丛生草。因为历史将要翻出新的一页，因此，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这条条小弄，道道石库门，这一整块沉淀着上海历史的园地里，究竟有哪些人来过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一脚踏进这座城墙后，是怎样的生活过了？又如何改变了这里，乃至整个上海滩？南市老城厢的历史不是上海的全史，但却是上海最长的历史，在南市历史层层叠叠中生活过的“海客”，不能代表整个上海人的特性、气质与风格，但却是形成了海派风格的重要组群。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一拨跨入上海的异乡人（1）…（图）
宋末元初，第一个驾船来到上海的南方人或许是广东人，也许是福建人。粤闽一带的人很早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性情激越，爱涉险，善于出海贸易的名声。当这位身材瘦小又异常机灵的南方人，将尖头船停在芦花遍地的上海港口，蹬足上岸时，他发现不远的阡陌上竟然是大片大片的棉田，正顶着桔杆吐絮，这么多这么雪白的棉花，他从没见过。提脚跨入闹市，印入眼睑的是一幅如此热闹而又透着安宁祥和之气的街景。纵横交错的河道上布满了座座小桥，沿河的是青砖黛瓦的小院落，还不是很气派，但收拾得洁净而井然有序，透着亲切而富有生机。门前的河道里浣洗的女人身姿柔美，身上的花衣，头上的装饰那么好看。河道里不断有往来的小船不紧不慢地穿过一个个桥洞，桨下划出一条条弧纹。河里的水清沏而悠长，岸边的女人时时抬头与桥上提篮归来的妇人搭话，船头的人也会吆喝几声，像是在向岸上兜售船里的鱼货。再去街市上看看吧，看看有没有机会呢。穿行过热气腾腾的糕点铺，听着此起彼伏的农家的青菜、鸡鸭、鱼肉的叫卖声，不时被往来的人群撞着肩，踩着脚。人流真多真热闹啊，可是太好了，终于有两样东西让眼睛一亮，这个南方人止不住按下狂跳的心头。这么多的布庄、又多又漂亮晃人眼的丝绸，怪不得来来往往人都穿得那么体面。还有遍布街头巷尾这么多的棉被加工作坊，问一问，买布的价，好像跟老家差不多，不买布只买棉花呢，老板说，棉花一般不单卖。再开多点数量，买一船呢，老板说行吧。算算价，居然出奇的便宜。再看看，这里的糖好像很贵噢，而且还很少买得到。转弯进到食肆，尝尝店里的小菜，居然如此不中吃，个个带甜味。可是一点也不扫兴啊，真是太好了。家乡那么多的糖终于找到市场了。再聊聊，这里的人好像也不是心狠手辣的一类，似乎是挺讲诚意、体面的那一类，有些斯文又有些心计，但还是讲道理，买卖公平的人。于是这一次，大胆的南方人撑着一船白花花的棉花回到了家乡，狠狠地赚了一笔。才出手完棉花，就紧着装满一舱的糖，带上家里的亲戚作帮手赶紧回到那个叫上海的海边江岸小镇出货去了。第二年第三年，终于再也止不住了，越来越多的广东、福建人，甚至沿岸听到风声的打渔人一起都向这个集市赶来了。于是广东、福建、浙江的渔船、商船都向这里涌来，载着各地的地方特产向这里的诱人的布市、绸庄作交换。
历史记载，宋代，棉花栽培从岭南逐渐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上海县及其周边的松江府成为棉布主产区，元初，松江府黄道婆传播改进的纺织技术，到明代松江府已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明正德《松江府志》：“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松江人日以继夜地从事棉纺织业，许多家庭是白天抱着纺好的纱或织好的棉布到街头去出售，再买回棉花或棉纱，晚上在家挑灯开夜工纺纱或织布。《茸城竹枝词》赞道：“关山东去复山西，棉布松江尺阔齐。似比蚕桑衣被广，空梭停织唱头鸡。”在织布的大军中，除了妇女，甚至还有男子参与。 这里的贸易是越做越红火了，广东人、福建人不但带来了糖，茶叶，还有一口嚼下去满嘴吐血的槟榔，怎么那么有趣又够味呢；浙江人的咸鱼、海鲜，闻着臭吃起来那么鲜呢。本地人也坐不住了，街坊添了更多的棉花铺、绸布庄、食肆、客栈、勾栏，糖再也不怕买不到了，也没那么贵，街上的灯像街上的人一样慢慢多起来，亮起来了。看着广东人又想着把货运到更北的北方，甚至秦始皇想去的瀛洲海外，原本稳健的本地人也开始不服气，想着把广东、福建人的货试着运去北方看看，他们本来就善长造船出海打鱼，只是出海做生意的时机被广东、福建人赶了个先。可是还没等想好，广东人、浙江人的船居然已经将山东的大枣、红彤彤的苹果、香喷喷的腌腊肉；牛庄、天津的大豆、豆饼运到了这里。稍后不久，一群身板强壮，个头高大，嗓门粗大的山东人、天津人、关东客也开始跟着来到了这里。他们将大批的豆子、水果、粉丝、大枣运来，再大船大船的将南方人运来这里的茶叶，还有本地的丝、布运回老家去。于是，街上擦肩而过时，耳边经常有很多听不懂的声音，说话开始变得南腔北调了，特别是跟外地人说话，时不时要打个手势。但是方言通晓最快的还属那些店铺里的伙计和船上的商人。 然而好景不长，朝代改了，明代，新皇帝朱元璋一坐朝，颁下“禁海令”，多年习惯的海上贸易从此变得稀疏，来往的船只几乎没了。 直到康熙朝，放松海禁令后，上海设海关，通市贸易，江南沿海诸港顿时又繁盛起来。上海人重操旧业，造船下海，捕鱼贸易，贩货海外。崇明、上海的本地船帮表现异常海跃，私造大船，满载南北货物，终年往来于南洋、北洋。沟通琉球、日本、满剌、交趾等番地。于是“地方赖以富饶”。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一拨跨入上海的异乡人（2）…（图）
当时所有的远近贸易，都入吴淞口进泊黄浦江，上海县城东门外舳舻头尾相接，帆樯如林，蔚为奇观。“每日满载东北、闽广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闽广浙鲁客商云集，兑相逐利。上海港便迎来了真正的起飞。 再来看看这时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关东的商人吧。 历史记载，“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楼船千百”，广东、福建人把槟榔这些具有南国特色的土产带到上海，其中糖、烟、苏木、染料、药品等类，每年运往江南的数量极大。广东的糖，在上海占有很大市场，《阅世编》提到：“糖蔗，取其浆为糖，产于江右，岭南诸郡，此地从未有也”。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二月，广东兵叛，江西吉安道梗，糖价骤贵，其后平藩归正，广糖大至，糖价就下来了。事实上，明清时期，在上海的广东商人中，经营糖业占了相当比例。返回家乡时，时常满载棉布、丝绸、陶器、茶叶等江南所产的货品，有时则单单运装棉花原料。“秋则不买布而止买棉花以归”，为什么不买现成的棉布，而要采购在运输上并不方便的棉花呢，主要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用江南的棉花纺纱织布，满足本地需要，甚至还可出口东南亚。
福建泉、漳商人头脑灵活，善于经营，他们还把生意做到了台湾。在台湾与大陆沿海的贸易中，多的便是泉、漳商贾。从上海到台湾，这些福建商人“或载糖、靛、鱼翅到上海，小艇拨运姑苏行市，船回则载布匹、纱缎、丝绵、凉暖帽子、牛油、金腿、包酒、惠泉酒”。从上海港运回的这些江南货品深受海岛人民的欢迎。 “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广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乾隆《上洋竹枝词》曾提到闽广船及从那里贩过至上海的物产：“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樯桅闽广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上海的客商属粤商、潮州人多势众，两地又下分帮派，仅潮州一地就有“八邑”之分：潮阳、惠来、海阳、澄海、饶平、揭阳、普宁、丰顺等县，福建则以漳州、泉州两地商民最多，下涉龙溪、同安、海澄等县。 浙江毗邻上海，地理相近，习俗相通。浙江素以经商见长，而宁、绍两府之民更因“襟山带海，地狭民稠”，长期以来一直有出外经商谋生的习惯与传统。与上海近在咫尺、宁、绍人捷足先登，早早来到上海开铺设店，他们带来一些咸鱼、干果、笋干、火腿、但更多的是从事区域间转输贸易，买进卖出，从中谋取利润。 此外清初期，上海港前往关东、山东的航线也十分繁忙。每年从关东运抵上海的豆麦数额巨大。豆以豆油、豆饼、大豆为主，由牛庄（今营口）、天津等口岸装载。另外，还从山东运回枣子、水果、腌腊制品、线粉丝等土产。而布、茶叶等南货也由沙船载往北方返销山东、直隶、关东一带。这条就是上海港的北洋航线。这条航线货运数量属大品种多，在当时上海各大航线中占据突出地位。北洋航运，除上海本地船户有所参与，较多的还是山东商人，其中，胶州、登州等帮派的船商都具有很强的势力，甚至能与上海税行协议航运贸易规则。道光七年（1827年），来自西帮及胶帮、登帮、文莱帮、诸城帮等船商代表，连同上海税行共同集议“关山东各口贸易规条”，制定航运贸易规章。 随着港口贸易的逐年扩大，客商在上海的势力日益壮大。宁绍、潮州以及泉、漳等地的商帮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上海立足发展，必须设铺列肆，买房置地，“计在久长”。早在乾隆年间，潮州人便在上海县城内外大量购置房地，位置大约在上海县城小东门外一带，靠近黄浦江，便于商人们进出港口。几乎与潮州人同时，泉、漳两府客帮集会公议，捐资置买大东门外浜浦房屋基地，并很早建立他们的同乡会馆。于是县城东门外一带成了闽粤一带客商集聚之地。 从籍贯来看，近代上海开埠以前，在上海的客商除个别来自内陆府县外，大多数是沿海数省的商人，主要来自闽粤浙鲁。与因大运河成为“百货聚集之区”的苏州相比，苏州的往来商贾以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内陆省份多，而上海完全靠着海船、海运吸引了沿海诸地的商帮。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第二拨上海异乡人（图）
江浙商人兴起，各地难民、流民 如果不是太平军与小刀会的出现，造成上海客商与移民的大洗牌，顺着清初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沪的广东人毫无疑问会成为沪籍客民的主力军。 开埠后的上海，洋人和商人纷纷来沪，原本在广州贸易的也转向上海。广东的买办商人看到这种形势，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所以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三分之二的惊人比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广东商人同样极其敏感，对上海产生浓厚兴趣，易地而来。 广东人、福建人与上海人相当不同，几位细心的外国人很快就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看来，“上海人，几乎是跟广东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而上一世纪来华的外侨，却只跟广东人十分相熟”，“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 广东人到沪的特点是线拉绳团式的发展，因家族、宗族、邻里关系，互相牵引，像滚雪球一样，人数越来越多。有名的买办、官僚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徐润的伯父徐钰亭在沪任宝顺洋行总办；四叔徐瑞珩在沪经营绿茶业，徐润即由其四叔于1852年带到上海；徐润跟从小叔徐关大于1855年到沪当礼记洋行学徒；1875年徐润在沪举行家宴，出席的有其堂弟臣、笏臣、赞臣、枚臣、揆臣及玉生、小勤、述斋等人，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在沪人口之众。香山唐廷枢、廷植、杰臣、纪常、廷庚、国泰也都在沪经营生意。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也在上海做柯化威洋行买办。 然而19世纪中叶上海本地发起的小刀会，由于主要首领刘丽川、陈阿林、林阿福、李咸池都是客居上海的广东、福建人。小刀会起义也始终以闽广籍商民为主体。因此，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之后，闽广游民便在劫难逃。清政府制订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多达18条，都“以清厘闽、广游民为第一要义”，对福建、广东籍居民进行大清洗。直接导致了广东、福建帮在沪势力的重创，他们在上海客籍商帮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江浙商帮所取代，居民数量也锐减。 从此，上海再也不是广东福建移民的天下了。小刀会被镇压之前，广东在沪移民约有8万人，福建籍移民约有6万人，之后闽广两地移民数量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有21013人，福建籍有708人。与此相对应，江浙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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