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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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数量急剧下滑，到1885年，公共租界内的广东籍移民仅有21013人，福建籍有708人。与此相对应，江浙籍移民人数迅速增长，逐渐成为客籍移民的主体。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难民来了（图）

　　历时17个月的小刀会的结果，使广东、福建人暂时离开了上海。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掀起，却使这里成了全国的避难所，人满为患，上海因为租界这块“安全区”的存在，几乎成了全国各地的难民所。　　太平军的江浙战事以及于1860年6月及1862年1月、5月三次进攻上海，兵临上海城下，一路袭来，强力冲击了原本富庶的江南，以前人口稠密的江浙地区变得一片荒凉，“各厅州县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大量人口外逃避难，涌入上海租界及城内。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作为江苏籍商人，明清时代素有“钻天洞庭”之称的苏州洞庭商人在这股声势浩荡的人口大迁移中避难来沪。严国芬在《洞庭东山会馆记》中说：“初我山人素善贾，精华萃江皖淮河间。前清咸丰朝，发匪蹂躏东南，商业荡然，征贵贱，群趋沪江，迨苏城陷，东山继之。。。。。。”江浙两地的其他商帮结集来沪也与洞庭商相似。他们的到来，使上海的江浙移民势力迅速壮大，逐渐成为上海客籍移民中最有影响力的移民群体。　　在“丛集沪上”的难民中，除了较邻近上海的周边邻县、苏南、杭嘉湖等地来的难民，宁波及浙江其他县市来的难民，也有从远道而来的安徽、江西、福建、山东等地辗转来沪的难民；有中等殷实之家和万贯家私的官绅、地主、商人及并不富裕的文人学士，也有成群结队的贫民，都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1862年五月初，太平军围攻嘉定、浏河、昆山一带，“得生逃者，自昆山以东俱向沪地而来，蒲汇溏、漕河泾、老闸、徐家汇诸港口尽塞难船”。逃难人数之多，一度使“昆山河路为难民挤断，不能往返”。据说，最集中时，市区每6个居民中就有5个难民。　　近郊的难民在战事稍平息时可还乡暂住，绝大部分难民则栖身艰难。黄浦江、苏州河、洋泾浜及大大小小水道上排列着各式难船，市内各处空地上盖起竹棚、草棚，在今天河南路以西，浙江路、湖北路以东的地段内，到处是像蚁巢、蜂巢似的简易窝棚，至于风餐露宿者更是比比皆是。　　　　

　　　　

　　小刀会与太平军战事，对上海的社会与人口变迁造成深刻的影响，上海城市发展的趋向和重心也由原来的城厢北移租界。上海客籍移民的构成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江浙商民逐渐取代了开埠初期闽广商民在上海移民中的传统地位和经济势力。上海的城市空间有了大幅度的拓展，在城厢和租界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众多的新市镇。上海也便迎来了不久后的破城发展。　　700年过去，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山东人、洋人。。。。。。是近是远，是爱是恨，无论哪一拨人，都从黄浦江边上岸，来到了在这片老城厢，他们来过，看过，经历过，生活过，也离开过。是这样的一组组身影融铸了这一地方的文化和这一地人的气质、风格包融、精明、视野开阔、务实。他们称作为“海派”。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能听到他们的后代在这条条小弄中，调拨欣赏着自己的故地之音：宛约的苏州评弹、清亮的粤剧、曲折宛转的宁波滩簧、悠扬的越剧、高亢激昂的绍兴大板、爽利的山东快板。。。。。。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集市（1）…（图）

　　　　　

　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常是以一个小小的触媒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的第一华埠—上海十六铺的繁华，应该就是从这只小小的沙船开始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三桅沙船还被这个城市定为市标之一。　　　　沙船！沙船！　　　　1995年1月23日，一代沙船巨商“郁森盛”号的后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重游故地，踏看了上海旧城墙遗址大境关帝庙，并出席了一个小小的上海城厢历史旧展，但是这个展览却与他的家族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有关。咸丰五年（1855年）小刀会被清军镇压后，上海城市经清兵纵火洗劫，连烧三日，城厢三分之一街坊被毁，县城几乎沦为废墟，城市遭到严重破坏，急待修复重建。当时清廷国库空虚，多用来镇压太平天国，没有足够资金来修复城市，上海城内众多富商又因小刀会起义蒙受重创，无力筹款修城。唯独郁森盛的沙船商号出资20万两，部分作灾后善事，部分用来修复城墙。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能看到的旧城墙上仍嵌有少量钤有“咸丰五年上海县城墙”字样的城砖，就是当年郁氏修城的见证。　　　　

　　2004年底的一则新闻称：老城厢上海一代船王清代沙船巨子郁泰峰的旧宅，在沉寂了近一个世纪后，又被重新发现。专家称，“郁家大院”建筑风貌、建筑艺术匠心独具，应予以保存修缮，尽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这座位于南市区乔家路东端“三进九庭”的郁家大院，已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虽经风雨侵蚀、战乱破坏，却基本保持完整，朴实中显得豪华，凸显江南大宅风貌。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快要被人遗忘的院落中，却曾住着中国近代史上名噪大江南北的二品红顶商人、宜稼堂藏书楼主人、沙船巨子“郁森盛”号创始人郁泰峰。　　沙船商为什么能够如此富甲一方呢？这是与十六铺这个中华第一埠成为南北货运集散地分不开的。　　如果拉一根绳子去量量中国的海岸线，上海大致就在这根线的中间，于是它就先天的占地理优势加上后天不断完善的港口条件，使它成为20世纪的东方第一大港，不但承担中国本国的南北货运交融中心，还成为东南亚周边国家大宗商品的物贸交易的集散地。北方的大豆、豆饼、油料、肉类、小麦、药材、木材、水果。南方的糖、胡椒、海参、燕窝、苏木、烟、甘薯、咸鱼、玻璃、肥皂。日本产的银、铜、海货、漆器、珍珠，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鱼翅、象牙、藤器、樟器、檀香、玳瑁、洋红、鸦片等都汇在了这里，完成它们南来北上的交易。　　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造成上海强势贸易中枢的一个核心，其实是棉布。　　“沙船之集于上海，实缘布市。”上海是海内优质棉的产地。上海出产的棉布，厚实耐用，从元代起就很闻名，“松（江）太（仓）所产，为天下甲”，而上海的棉布又“甲于松太”，明代就销行“秦、晋、京、边”、“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外国人称之为“南京布”的这种布匹，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曾大量转销到美国、拉丁美洲和西欧等地，驰誉国外。如1809年从中国运到美国的这种布匹达三百七十六万多匹，1819年达三百十三万多匹。英国商人从1817年到1827年每年自中国输入布匹多达八十万匹，少也有二十万匹。甚至在法国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中也描写了一位穿着“南京布”的长裤的纨绔公子，可见中国手工织造的土布影响之大。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集市（2）…（图）

　　由宋至明，正由于不断地普及推广，上海县及其周边的松江府棉纺织业日益兴盛，产量越来越高，质量越来越好，松江棉布在全国声誉鹊起。叶梦珠《阅世编》：“吾邑地产木棉，行于浙西诸郡，纺织成布，衣被天下。”《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俗务纺织，他技不多”，所织的精线绫、三梭布、绫纱方巾、剪绒毯“皆天下第一”，“吾乡所出皆切实用，如绫、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　　明代，松江府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外地商人纷纷到松江来收布，布商挟重资而来，白银动以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以致明代的小说，如《金瓶梅》等，都有到松江贩卖棉布的情节。松江棉布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棉布贸易在上海的南北贸易中有重要地位。是形成上海南北贸易频繁，“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原因。南市的花衣街就是当时专营棉布生意的交易街。　　清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后，上海港已形成多条航线：北洋航线、南洋航线、长江航线、江南内河航线以及海外贸易航线。所谓的南洋、北洋，是指古代中国一直沿用的称谓，南北洋的界线其实就是长江。古代习惯上将长江以南的洋面叫作“南洋”，长江以北的洋面叫作“北洋”。　　　　

　　南北洋的海面航运条件是不同的，北洋水面多沙洪，海水处于低潮时，沙滩露出海面，给海上航运带来不少麻烦和困难，因此航行于北洋的海船大多设计为平底浅船，而不是南方的尖底船。平底船吃水浅，能在沙洪中航行，一旦被搁浅，船也不会翻掉，可以等潮水上涨时继续航行。所以，这种适宜多沙海面航行的海船就被叫作“沙船”。　　广东、福建、浙江人所用的蛋船、鸟船、三不象等南洋航线上的海船，由于不适宜去到北洋航线，每次都需经十六铺码头换为北运的平底沙船不可。而运营沙船为主的上海船帮，基本不参与南洋航线。包世臣《海运南漕议》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　　海运的客观阻限，就这样为上海创造了绝好的北运垄断机会，由此沙船商成为了上海县城中的暴富群体。到清代，沙船业一直是上海县城内最兴旺获利最丰的产业，它不仅带动了南北贸易，而且形成了海内少见的巨大的南北贸易的集市十六铺。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沙船业兴起（2）…（图）

　　至迟在南宋后年，上海的沙船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沙船业的暴富其实是与漕运密切相关的。元朝建都北京后，元帝为把在南京和临安掠来的大批宫廷档案、图书、珍宝运往大都，派投靠元朝的朱、张二人，承担此次海上运输，从此开辟了沙船承运官方货物的航运任务。由于元朝建都北方，而中国的主要产粮区都在江南，官方的皇粮每年都必须从江南征收，再将大米运往北方，这种米被称为“漕米”，承运漕米叫作“漕运”。于是，适合北方沙洪航运的沙船成为承担漕运的主要船只。几乎垄断了北洋航线与“漕运”的货物海运任务。所以自元代而起的漕运使用沙船运输后，极大刺激了上海沙船业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上海港的兴起和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唐时措在《上海县学记》是谈到宋末元初的上海时描述上海当时的盛况：“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宫、亡廛、贾肆，鳞次而栉比，实华亭东北一巨镇也。”也正是因为此，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由原来的一个小镇升为上海县。其中沙船和海上航运、贸易起到了关键作用。　　明代，朱元璋登基后，一纸海禁令贯穿了整个明朝，所以上海港也随着沙船航运业衰弱而衰退了。海上漕运也改道为运河漕运。　　　　

　　清康熙中年颁布“弛海禁”令，放宽对近海航运、贸易后，才发挥出沙船巨大的货运能量。上海船商仍是以北方贸易为主，使用的仍是沙船，但随着造船技术的改进，承载能力比元代已经强许多。由元代的载重1000石（50吨）发展到3000到4000石之间。据记载，乾隆年间上海有沙船3500条左右，年运输能力在30万吨左右。　　道光初年北运河淤塞，枯水季节连小船也难通过，江苏的漕运委托上海沙船商号海运，开始了漕米海运的回归。当时规定“每运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且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卸载时以平斛收”，即规定每运一石漕米，商船可得四钱银子的运费，同时，每运一石（约160斤）的漕米，商船可得五升的损耗补贴（约3％）。以一条载重3000石的沙船为例，运一船漕米，商人可获4（钱）×3000=1200（两）的白银和5（升）×3000≈90（石）的粮食补贴，而沙船在顺风时一年可往返4次，即仅漕运一项，一条沙船即可获利4800两和大米360石，所以漕运改为沙船海运后立即得到沙船商的拥护，也给上海沙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道光五年（1825年），江苏巡抚到上海，在大东门老白渡建立了“江苏海运”，具体负责海上漕运，仅此后的一年中就有1526船次的沙船，共计装运糟米1429000石，白粮81500石从上海出发，平安抵达天津卸货。　　漕运是最大的货物运输，只要有船就保证有货源；同时，在没有承揽漕运之前，由于上海发出的货物少而北方运入上海港的货物多，所以必须有一部分船空驶北方，承运漕米后填补了上海货源不足的缺陷，使沙船南北航运均为满载。据当时的估计，一条载重3000石的沙船年收入在7000两以上，而当时“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见闻读笔　。　海运南漕议》）。也就是说一条沙船一年的利润可购置一条新船。　　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记载“上海港内35003600”号沙船的总资本，少说也有三千百万两白银，可以算得上当时全国最大的资本了。”而这些沙船有一半集中在十余家沙船号中。于光远先生的曾祖父郁松年（泰峰）和曾伯祖父郁彭年（尧封）就是上海郁森盛沙船号的创办人。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中华第一埠（图）

　　从元初朱清督造六十多只沙船起，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它会繁衍到3000多只的硕大规模，康熙解禁令后，历史统计，上海港年进出船只达到约1。4…2万艘次，货运量50…60万吨。清代上海港的规模已达到相当程度。港区主要在大、小东门和大、小南门外沿黄浦江一段，港内货物的装运则集中在南码头、董家渡和十六铺。从大小东门至南码头一带数里长的黄浦沿岸，都已成为各有其主的泊岸码头，宽敞的码头与巨大的货栈占据了整个河岸。　　如果以现代港口的商贸格局来看，大吞吐量的港口，一定伴随着的是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商贸中心。清开禁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