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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上海滩-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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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海客城厢南市自治（2）…（图）
早在1900年，已有地方士绅开始研究如何“仿行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以图自强。又自筹款项，承揽开辟一个华人商场的事宜，以阻遏租界的扩张，还建议在沪开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到1905年，以郭怀珠、李钟珏为代表的上海地方绅商建议：鉴于“惕于外权日张，主权落”，“道路不治，沟渠渍污，市政衰败”，应创设总工程局，以整顿地方，立自治之基础。当时的苏松太道袁树勋对此深表赞赏，这个提议，也正合了他以地方之人兴地方之利，“以地方之款行地方之政的想法，便决定撤销原下属的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交付地方绅商公举董事承办。 &；nbsp；走访了曾在国外游历考察过的政法学家，了解了东西方各国有关地方自治的规章制度，有板有眼的，总工程局的组织章程被制定出来。然后在1905年9月，上海各善堂、书院、警务的所有董事及各铺、各段的所有董事被召集来举行选举大会，最后由李钟珏任领袖总董，接管了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正式开张。 这个总工程局设有户政（下设户籍处、地产登记处、收捐处）、警政（下设巡警处、消防处、卫生处）、工政（下设测绘处、路工处、路灯处）三科，此外还设有裁判所。凡户籍的编查管理、地产的注册转让、房屋的登记翻造、道路的开拓修建、河渠的填筑疏浚、路灯的维修添设、巡警的募训设置、地方捐税的收支以及违警事件的处理等等，皆归其管。总工程局在其行权的四年中，共辟建、修筑道路六十多条，修理、拆建桥梁五十来座，新辟、改建城门三个，疏浚浜河9处，修筑驳岸7个，修造码头四座；设置巡警人员398人，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一千七百多起；岁收入从九万三千六百多两增加到十六万四千多两。可以看到，总工程局拥有的已经不仅仅是市政建设权，还有民政管理权、公共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和地方税收权。虽然这些权力是有限的，也一定程度的受到清政府的监控，但是拥有这些权力，事实上已经具有了地方行政机构的性能。而这一切，也实在反衬出朝廷的无能为力。
清中期以后，中央政府权威渐落，朝廷对于基层社会的行政管理积弊丛生，趋于失控。而作为统治基础的地方绅权逐渐上升，让人感叹：“乡绅之势，驯至大于县官矣”。历来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士绅阶层，或投资工商事业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或办学办刊办报成为自由职业者，或与会党结合走向社会下层，分化剧烈且日益觉醒。已无力强化地方政府统驭能力的晚清政府，只能顺时施宜，开放部分地方权力，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包括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地方士绅参与地方管理。20世纪初，一部分官僚主张立宪的同时，纷纷上奏主张对地方政权加以改造，实行地方自治。同时由于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原以本地方之财用，办本地方之公益”，似乎也是一个遮掩的手段。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各地都应筹办地方自治。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应势改组为上海城自治公所。先前的地方人士自发自办的南市地方机构变成整个上海华界的地方自治总机关。近水楼台，其组织结构基本上仿照租界市政，分为议事会和董事会两部分。同时，也努力仿租界制度，将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纳入公所的主要工作。和总工程局时期的不同有：除拥有一部分本地的市政建设权、民政管理权、地方税收权和公用事业管理权外，还拥有了部分工商管理权和文教、卫生管理权。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城自治公所共辟建、修筑道路4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1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6座，建造小学校舍7所，建筑驳岸3个，码头2个，设立、补助小学校6所，巡警人员扩充至455人。 辛亥革命后，1911年11月，上海光复，清政府在上海的地方统治崩溃，原来的上海自治公所建制也进行改组：原自治公所改组为上海县民政厅，该机构形同于工部局。原自治公所董事会改组为上海县参事会，相当于工部局的董事会。原自治公所议事会仍保留议事会名称，其相当于工部局的纳税人会议。这样，民政厅既是一个权力机构，又是一个办事机构，同时，民政厅受参事会和议事会的监督，就这样形成了一套资本主义的城市市政系统。昔日只能在清朝地方官眼里监督下形式部分地方行政权的城自治公所一变而成了正式的资产阶级行政机关。所有工程、善举、卫生、捐税等各项事务，均暂照旧章继续办理；原部属城自治公所征收的房捐等，亦归市政厅办理。自1912年至1914年，市政厅共设立、接办小学校19所，在校学生数达五千多人，辟建、修筑道路七十来条，此外，还拆除了旧城墙。 1914年2月3日，袁世凯下令停办地方自治，上海市政厅随后宣告解散，上海自治告一段落。 &；nbsp；一脉相承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城自治公所和上海市政厅，以“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为宗旨，均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工务性机构，也不是简单的办事机构，而成为具有多方面权力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地方行政机关。就自治机关的结构而言，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市政机关的一些体制，采用了代议机关和执行机关的立法权和行政分离、制约的方式，相对清政府的地方政权已不乏先进之处。自治机关还采取了民主选举议董、领袖总董、办事总董，尽管这种选举不是地区市民的普选，而只是一部分有产者的限选，但在当时的华界内能实行这样的制度，本身就是比较民主、开明的一种做法。上海自治机关的设置，既是上海华界在近代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变革，也为中国地方传统的、凝固的政治制度的突破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南市兴衰（图）
如今的怀旧漫溢着三十年代的所谓上海风情，少不了外滩的那一抹万国城市建筑，法国租界里西班牙式的房子，似乎这个城市从溪涧纵横到后来的欣欣向荣，应该归于美英人商业眼光之透辟。但是在百多年前，也有人这样指出：上海开埠后的十年间，租界还是芦苇为邻，商市萧条，烟户零落，并没有很大的进展。倒是数次战事所导引的社会变迁，由于切断了南市自身的发展，资金人力，涌入向相对安全的租界，将那里由最初的“华洋分居”一变而为“华洋杂处”反而刺激了贸易交通，才以空前的速度，造就了这个都市。 近代的上海租界，成为过远近避难者的世外桃源，但是上海县城，却担负了深重的苦难。太平军、小刀会和清军的战火中，清军大肆焚掠，由小南门至大小东门，纵火延烧，通宵连日。百年富庶精华，席卷殆尽，城厢三分之一被毁，县城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1937年的沪淞战事中，南市又受到近三个月的狂轰滥炸，提倡国货的商市被焚毁，公共设施全遭破坏，沿浦地区延烧一空。 楼屋被毁了，商铺被烧了，繁华中止了，但从南市流向租界去的，却造就了那里的另一波喧嚣。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南市，一次次地在废墟中站起来，抹平身上的创痛，看一眼身旁无恙的万国建筑，默默地埋下头去从头开始。是不是发现了，浪漫时髦精美的上海风情背后，还有这样一分坚韧和忍耐；而沧海桑田这四个字，复兴路边的花园，武康路上的房子还了解得太少太少。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穿越时光的会馆公所（2）…（图）
从老城厢到十六铺沿江，是上海城的发祥地，各地商人操持着不同领域的买卖。山东人做杂粮、生茧；徽州人做竹、茶、墨、纸；江西人做瓷、布、药；无锡人做铁工、棉织、丝织；绍兴人做酒和钱庄；杭州人做绸缎；宁波人做煤、钱、鱼、药等；福建人做米、糖、木、漆器和烟土；广东人做烟土、杂货、买办等。生意分疆划土，站稳脚跟，停留寄居者日增，为了便于旅沪同乡之间的交往，维护同乡利益和举办互济慈善事业，同时也谋求商业发展，城厢内出现了以联络乡谊为主的会馆，它们往往直接以地域为名目标识划分：如宁波、绍兴、山东、泉州、广东、潮州、四明、三山、苏州、徽宁、江阴等共计三十余个会馆；同时，由于上海市场的扩大和竞争的激烈，商人们为维护自己行业的利益，控制经营特权和统一商品质量、价格，又出现了以同行业为组织的同业公所。这些会所常常按行业命名，如沙船业、镌刻、钱庄、米豆、粮食、渔业、棉花、布业、花押业、药业、木商、油麻、梨园、珠宝等共147所。选择落址的时候，商人们的眼光分外集中，城厢内外的豫园、十六铺地区成为了上海同乡、同业会馆的发源地。
同乡会馆多集中于县城东、南门外工商业繁华之地。同业公所多集中于县城内邑庙旁侧东西两园。于是产生以会馆命名的“会馆码头”、“会馆弄”、“会馆街”等。许多街坊以行业命名，如糖坊弄、硝皮弄、面筋弄、蔑竹街、豆市街、草鞋湾等。可见，会馆公所这种工商业组织已经深入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面对“商民刁滑”，“市井繁剧”，五方杂处的复杂市情，同乡、同业会馆充当了维持社会一般秩序的权威，在推卸责任的政府和散乱难统的民间中间管理组织。同乡会馆的义务包括帮助新到上海的同乡人找房子住，找工作做，办义学，培养同乡子弟，完成教育，设义冢，负责把死者的遗孤送回家乡等。同业会馆则出面仲裁成员之间的财产纠纷，协调与各方的关系，制裁违规人员。经费由各工商业行捐献和分摊。 上海开埠前所建会馆、公所一般规模宏大，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多碑碣；开埠后所建会馆、公所规模稍小，而造型别致，融汇东西方建筑风格。会馆、公所的大殿按地域和行业不同，分别供奉天后、关帝或孔子、朱文公、许真君以及鲁班、杜康、陆羽、轩辕、药王等。殿前有酬神演剧的戏台。每逢天后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城厢一带沿街鸣锣，码头舟船密泊，帆樯如林，各会馆、公所张灯结彩，百技杂陈，笙歌乐舞，一派喜庆景象。清咸丰年间，不少会馆、公所遭战争破坏，有的因商人四散而中止职能，有的因建筑、簿籍毁失而机构瘫痪，至上世纪50年代全部结束活动。 如今怀旧的年轻人，会到淮海路、复兴路一带的法国租界寻访南欧式的房子，英式的烟囱。而在南市，也有不少存在了百多年的遗迹，好像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杯，片片撒落在小巷深处。上海老城厢地区，在清代和民国时期，先后建造了会馆和公所147座，占上海全市会馆和公所总计248座的二分之一还多。 位于南浦大桥中山南路引桥下会馆街38号的商船会馆，是上海最大的会馆之一，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所会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大东门外老白渡设置了第一个江海关，关税岁征额达白银5万两左右。从此，小东门外沿黄浦江一带万商云集，人马喧闹，货物上落顿繁，热闹非凡，诗歌中的上海呈现着“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的华靡景象。随着沙船业的兴旺，“敦乡谊，相同帮”的需求也应运而生，上海崇明船商遂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集资造了一座占地面积近二十亩的商船会馆。入口是高大的方砖砌的门头，正门正好像一座城门，两侧放着两只龇牙咧嘴的大石狮子；门头上的大方砖上吊着立体的“商船会馆”字样。迎面而来的是两层楼的戏台，以上面八角形的漆画藻井为特色，在上海众多的会馆公所中独树一帜。左右两侧各有两层楼的厢房作看戏用，戏台的后面是双合式的大殿，殿后有集会议事的大厅，殿右有两层楼的会务楼。商船会馆的大沙船主如南市的郁家、郭家是传统会馆中声望最高的，他们主持天后宫中的祭祀，请妈祖保佑航海船民，请戏班子在城隍庙唱戏，逢年过节周济急难之人。直到今天，商船会馆还剩下较完整的门楼、戏台和大殿。 坐落在今天中山南路上的潮惠会馆由广东潮州府属潮阳、潮州商人集资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创建，并在光绪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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