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上海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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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山南路上的潮惠会馆由广东潮州府属潮阳、潮州商人集资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创建，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花费6。5万两银子移建，整个建筑华丽精美，设有五层更楼和大型走马楼，这在上海的会馆公所中颇为少见。馆内的砖雕如八骏图、凤戏牡丹等，木雕如百鸟朝凤等，雕工精细，造型生动。正殿祀天后，后殿祀关帝诸神，殿前有戏台。会馆内立有“致馈本帮科第仕宦贺赆章程碑”，上面记载了会馆向新科文科状元、二至七品官以及上海籍举人、进士、翰林赴京考试或供职者所送仪程数额，从中可窥见官商间的经济关系，颇可以体会出一点上海方言中的“潮州门槛”。　　阳朔路（旧名洋行街），靠近黄浦江畔的十六铺码头。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上海潮州会馆就在这条小街上。最初的潮州会馆，在背井离乡的潮州人之间起着联络同乡、“同郡邸舍”的作用。在此后长达近二百年的时期里，特别是上海、汕头相继开埠后，两地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旅沪潮人激增，并在糖业、钱庄、典当、抽纱等行业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形成了足以与江浙帮、徽帮等鼎足而立的潮州帮。潮州会馆的功能也开始向维护潮商利益、维护正常商业秩序、调解本帮矛盾等方面转化。民国元年，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名义委派人员向上海潮州会馆及广肇公所等商借经费，曾得到有力支持。1954年，上海潮州会馆经政府批准结束，原洋行街馆舍归海平小学使用（后改为人民路第一小学）。如今，这所小学已人去楼空。作为上海南外滩整体开发的一部分，阳朔路周边约六公倾的街区以及隔街相望的十六铺码头已经被列入动迁范围。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穿越时光的会馆公所（2）…（图）

　　位于篾竹路荷花池弄的浙宁会馆又名“天后行宫”。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由宁波号商、船主集资创建，重建于光绪七年（1881年）。馆内的门楼、东西厢楼、大殿的建筑相当精致，墙上镶嵌着人物、走兽等砖石雕刻，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正殿称“正谊堂”，殿前有一对高1。2丈，直径2尺的石柱，雕有双龙，大部分镂空，据说是一位老工人花半身心血雕成。而最有特色的是殿前的一池荷花，每逢夏季，“荷花飘香，观者如云”。同治、光绪年间，浙江海运局曾设在此处。漕运业务归轮船招商局后，会馆渐趋衰落。　　木商会馆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坐落在生义码头街，规模虽不大，但砖木雕却异常精制而富有社会生活气息。除传统的神仙、鸟兽、花卉砖刻外，还雕有女子坐黄包车、官僚狎妓，洋人牵狗等形象。这在上海所有会馆公所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山会馆坐落于今中山南路1551号，由福建旅沪水果商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集资兴建，至民国二年（1913）竣工，是沪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晚清会馆。三山是福州市和福建省的别称，据《福州志》，福州城中三山：“东南曰于山，西南曰乌石山（一曰道山），北曰越王山（一曰闽山）”。红砖白缝的三山会馆，远看像一座封闭式的城堡，很有几分气势。其大门呈月洞形，上部半葫芦状的装饰又具西方风格，颇有海派建筑特色。从门楼入内，便是大殿，画栋雕梁，金碧辉煌。当年大殿前有个用巨木搭成的雨棚，在上海的会馆中非常少见。大殿内的柱子，下半部用粗大的花岗石，上半部用杉木拼接，并在每根石柱上都刻有对联，庄重别致，令人惊叹。原大殿内供奉一尊湄州天后神像。故门楼外面墙上嵌有“天后宫”三字的石雕和图案。大殿正前有一座古戏台，戏台上有一个螺旋形的藻井。与大殿遥相对应的古戏台两边建有观楼。古时演戏是敬神的，看戏的人只能位于两边。古戏台建造得非常精致，戏台中央顶上有覆盂形的藻井，全木质结构，四周雕有上海老城墙城门的模型，设计科学，台上演戏时能起到扩大音响的效果。楼房东西两边风火墙上饰有“将军帽”，又称马头墙，为福建古建筑的一大艺术特色。除此之外，三山会馆还是唯一保存完好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遗址之一。　　四明公所是旅沪宁波、绍兴地区同乡人会馆。宁波、绍兴为上海近邻，从明代开始已有宁波、绍兴人来沪经商。1797年由旅沪宁波人首领费元圭、潘风占、王秉刚等人倡导，号召甬人“日输一钱”筹建公所。1803年建成关帝殿，并正式成立公所，以宁波府四明山命名。1809年，又增建土地祠及停柩房，订立公所制度，成为沪上规模最大而管理有方的旅沪同乡人会馆。民国后，公所又相继创办四明医院和四明医院护士学校，解放后改组为中医学院附属曙光医院。1986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和南市区人民政府重修人民路上的四明公所门楼，以示纪念。今天的人民路852号，为四明公所遗址。四明公所戏楼，呈凸字形平面，前两柱设栏杆，现已迁到青浦大观园。　　除了上述几座会馆外，位于十六铺董家渡附近的会馆公所还有外马路如意里的皖商公所，小东门东马街西的江镇公所，位于外咸瓜街的泉漳会馆，大东门外仁谷堂的米麦杂粮业公所，会馆街的湖州会馆，中山南路的浦东会馆，大码头的淮扬公所，毛家弄的纱布业公所、水果业公所、梁烧酒业公所、二泰酒业公所，紫霞路的颜料杂货业公所、鱼皮炒货业公所，白渡路的茶业公所，十六铺留照堂的靛业公所，外马路的渔业公所，外聚码头的豆业公所，中华路的仁古公所、茶食公所，高家弄的梓业公所，小东门的磁业公所，豆市街的米行公所，花衣街的南帮米商公所，油车码头的酒烟业公所，梅园街的洋糖杂货公所，咸瓜街的天津水果业公所、信业公所、药业公所、参业公所、腌腊业公所，生义弄的木业公所，天灯弄的衣庄业公所，太平街的油麻公所，孙家弄的茶馆业公所、猪业公所等等。　　西方中世纪城市有“行会”（Trust），它是近代西方国家民主、自治制度的起源。有人认为，南市、十六铺的同乡、同业会馆，相当于西方的行会。这种比附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当江苏的巡抚将上海道的大印当作商品买卖的时候，会馆公所的董事们所做的事情，远比县官要多，而他们享有的威信也比城中的官吏和乡间的绅士高。小刀会起义，似乎就是会馆董事带领的和地方政府的对峙；抵制外货的时候，也是由商会和会馆的领袖出面号召，得到全市响应。但是，会馆公所能决定的事情，多数还是官员们不愿处理的繁难事务，而不能干预社会上的重大要务，他们所享有的权利，还仅仅是官方社会压制下的有限的权利。　　但是公所会馆在官方压制下的存在是这个商业城市自行确立起来的一种规范，仿佛穿透云层的数缕光线。熙熙攘攘的外来者是不是认同了这片嘈杂喧嚣的城厢，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似乎在急功近利之余，开始愿意在这里塑造一点家乡的痕迹和味道，愿意试图用一定的秩序来维持相对稳定的境况，而不再是留下些黑黑的斑驳脚印匆匆而去。当他们谈生意使用的语言渐渐演化成带了各种口音的上海话，上海也渐渐从一个落脚处，一个避难所，一个淘金点，变成了一个可以找到自己位置的地方，一个可以繁衍子息的地方，一个让你打消荣归故里的念头的地方。很多人从十六铺上了岸，走向上海的四面八方。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远去的钱庄银行（1）…（图）

　　我们已经知道，坐落在黄浦江畔的小小南市便是上海县城的最初雏形。13世纪的元朝在上海立县，至嘉庆年间，全城已有50万人口，钱庄和店铺鳞次栉比，俨然已是“商人如蚁货如织”的繁荣景象。　　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上海最早的钱庄是一个绍兴商人在沪开设的煤炭店，该店转而“专以兑换银钱，及放款于店铺船帮”，逐渐扩大，形成此后之钱业。这种商铺兼营兑换和存放款的经营方式，风行江南。到1858年，上海的钱庄已达120家之多，当时的兴旺可见一斑。　　穿过九曲桥走进豫园，可以找到旧时上海钱业公所的所在地。豫园内园1797年（清嘉庆二年）的石碑上刻着的《内园碑记》告诉我们上海的钱庄始于1776年前。碑文上刻有从1776到1795年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上海106家钱庄的名号，还有12位钱业公所董事的大名。　　　　

　　明清以后，上海已经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江海通津”，是明清时期上海水路交通重要枢纽地位的真实写照；“东南都会”，则是上海港口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偏偏明清货币制度又特别紊乱，银锭、银元、银角、铜元、制钱、纸币俱成为通行的货币，省与省间、城与城间的货币流通因此相当不便，必须经过兑换方能行使。通货形式既不一致，银铜比价又复变动不定，兑换之事，遂不得不仰赖专家。当时，上海的经济中心恰在南市，于是南市的钱庄恭逢其盛，肇家浜东门外（今白渡路）的沿江地带行号林立，在各业集中之处，就以行业作为街道的名称，如豆市街、糖坊弄、油车码头、竹行码头等等，比比皆是。经济的发展，带来兑换、收付的频繁，为钱庄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因当时上海的贸易输入以大豆、油脂、豆饼为主，为方便有关行号收付往来，因此钱庄就集中开设在豆市街一带。《竹枝词》所谓“青蚨兑出换银洋，小车经营亦立庄。南北纷纷开愈广，零星收放往来忙”，每天设早、中、晚三个钱市，摆足了“南市钱庄”的派头。　　南市钱庄的早期情况，因缺乏记载，仅能凭前辈传说中略知梗概。如有说是起源于上海开埠前甬商所创的借贷，有说是起源于殷商富户的外库；有说是起源于清朝中叶的现兑店。另一种比较共同的说法是，南市钱庄的发展与豆米业、沙船业的关系甚为密切。这一点可以从几个钱庄资本家的发家史中得到证实。　　如浙江镇海方家，早在清朝嘉庆年间，就开始经营粮食。后来，又发展到上海经营食糖、土布的贩运、买卖，并自制夹板船运输经营货物。为了调度和融通资金方便，到了方家第二代，由方性斋（上海人称他为方七老板），于1830年在开设“履和钱庄”，又称“南履和”，以区别于后来在租界开设的“北履和”。从履和钱庄开始，方家集团陆续在各地开设钱庄达30余家之多。　　又如镇海李家，其祖先李也亭于1822年来上海，先在南市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他每天送热酒到停泊在南市大码头的船上去。船上的老大（专管航行）和耆民（专管买卖货物，类似经理）见他勤恳老实，就劝他到沙船上去工作。李也亭到了沙船上工作后，一面做工，一面用少数本钱附带货物，继又由带货而投资，积资渐多，遂独资开设久大沙船字号。并发展到拥有十多只沙船，买下久大码头（与万聚码头并列，位于右侧）。李也亭经营沙船，从上海购进土布，运往南北销售；再从北方运回油、豆等，从南方运回木材等货物，需要资金颇巨。当时，得到曾在钱庄当跑街，后来当上钱业董事的赵朴斋很多帮助。李也亭发迹后，就投资、支持赵朴斋开设钱庄。接着，又自行在南市开设立余钱庄，并在北市开设慎余钱庄和崇余钱庄。


第一部分：海客城厢远去的钱庄银行（2）…（图）

　　从学徒到富豪，中国式的传奇，与其说是投机，不若说是天幸：方家在各地开设钱庄达30余家，李氏买下码头和数十只沙船，而他们的根基依然是在上海的老城厢，这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的发迹，于是也俨然占尽人世风景的繁华和现前。　　明朝中叶以后，上海逐渐形成了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及沿海的北洋、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五条航线，“襟江带海”的自然优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东北的大豆、豆饼，北方各省的杂粮，长江流域的药材，福建的木材等，均集中于上海，苏杭特产的棉布、丝绸则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向五湖四海。交易既盛，货币兑换的需求，自然随之高升；而贸易的繁盛，更刺激着商业资金融通需要的增强。自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上海钱庄出一庄票，交于掮客或华商，由其转交予洋商，洋商以之存入外国银行，届期由外国银行向钱庄收款，华商则待货物售出，付本息与钱庄。据估计，19世纪下半期，上海大宗之交易买卖，约有百分之七八十以庄票支付。由于庄票流通，钱庄地位提升、信用加强、业务扩张，渐由功能狭小之传统金融机构，发展成为资助对外贸易之金融组织。豆市一街，对民间游资转投工商企业可谓贡献良多；而上海钱庄，也终于逐渐由传统的金融机构，转化为具有买办性质及现代化银行功能的金融机构。　　　　

　　早期的南市钱庄，股东对钱庄负有无限责任。往往一家钱庄的资本仅几万两，而钱庄股东所负的经济责任可达上百万两；放款亦极少使用抵押，商家有融通资金之利而无积滞货物之虞。钱庄的服务也别具中国式的人情，不但星期天照常开门，而且营业时间特长：早晨商店开门，钱庄也开始营业；晚上商店打烊，钱庄才停止营业。那是在真枪实弹的金融商场中，中国人以自己传统的诚恳笃实和一点点盘划打下自己的半壁江山。　　而后，丝茶贸易日渐衰微，天灾和战乱却不期而至，世界经济恐慌波及上海，政府金融政策又再起波澜。上海钱庄的前景日薄西天，虽经多方挽救，究竟是愈来愈黯淡了。所幸彼时上海钱庄之股东早具未雨绸缪之眼光，大多身兼新式银行经理。今天来重新审视那些数据，我们发现，钱业工会董事长之二十七人中兼任新式银行经理者，至少达百分之二十五；且其任职的银行，均具较大的规模：如秦润卿之于中国通商银行、孙衡甫之于四明银行。这些金融界的精英们有的是深广的地缘人脉，更成无可挽回的事实之际，放宽视野，投身银行界，也带动了一大批资金和人员转投银行业。旧式的钱庄到新式的银行，因此衔接得不那么仓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