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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丁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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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海军学生究竟。（《记丁玲》）然而，在南京一无所获，沈从文和丁玲失望地回到上海。刚到上海，就得到胡也频等已经在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他们所熟悉所热爱的一个生命，就这样被黑暗势力扼杀了，留给他们的只是带着温馨友谊的往事回忆，只是无尽的悲哀和感伤。与胡也频永诀时的那场冬雨，久久地洒在他们心上。
丁玲乍一得知这个消息时的镇定，使在场的沈从文感到钦佩。后来，丁玲在熟人面前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对每一个前来向她表示慰问的人，她只是抿着嘴微笑，表现出一个女性少有的坚韧强毅。
早年在湘西军队中，沈从文见过多少厮杀和人的生命的消失，得知朋友的死讯，他除了痛苦和悲哀外，不会有恐怖。但一个女子表现出如此的镇静，他却不能不对丁玲产生敬意。丁玲多次说出的这席话，沈从文是记忆深刻的：死去的，倒下死去，躺入混合了泥土和积水的大坑，挤在一个地方，腐烂了，也就完事了，找寻它还有什么用处？我们不必作这种蠢事，费神来料理一个死人。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活人如何去好好的活，且预备怎么样同这种人类的愚蠢与残酷作战，如何活下去，又如何继续去死！（《记丁玲女士》）沈从文认为，丁玲的性格正是在此次悲剧事件之后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在北京与情人陶醉在浪漫爱情中的那个女子，温情，多愁善感，已经淡去。这种转变，便影响了她的创作和后来的生活道路。沈从文写到：在熟人中就可以看出她这种不将悲痛显出，不要人同情怜悯的精神，原近于一种矜持。她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情善怀的女子，而且也不把这样一个女子在这份生活中所应有的哀恸抹去。但她却要强，且能自持，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结实硬朗的人。因为她知道用理性来控制自己，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故她便始终节制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从不向人示弱。当时既不作儿女妇人的哭泣，此后在作品上也从不做出儿女妇人的陈述。（《记丁玲女士》）不管沈从文的印象或分析是否准确，胡也频的被害，对丁玲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从丁玲自己的叙述来看，她在此之前，只是思想左倾，也参加了左联，但并没有像胡也频一样参加具体的政治活动，只是专心于创作。但在这之后，她便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成为左联的一个重要领导人，实干家。
对沈从文来说，在胡也频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尽管最终没有改变朋友的悲惨结局，但他在那样复杂和充满危险的情况下，尽到了一个朋友的义务和责任。日以继夜的奔波，使他得以表现出他做人的基本信条——真诚，同时也表现出他的平和性格中所包含的湘西人的侠义之情。这一点，在随后护送丁玲母子回家乡的举动上，得到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一个熟悉的生命消失了，活着的丁玲，因他的消失，生活陷入更大的艰难。
第二部分第11节 离开上海
她顿时成为上海的一个新闻人物。围绕胡也频的遇难，对她的传言越来越多。沈从文这样说过：惟捕风捉影的传闻，则常常可从各小报或定期刊物上看到，对于死者已不能再说什么，惟对于还依然活着的丁玲，散布无数不实不尽的谣言，增加她活着的危险与困难。或者说她其人已过俄国，或者说人尚在上海有何活动，或者说她已同左翼某某同居，或者说……
总而言之，则不过一群上海闲人平日无正经事可作，上茶楼吃喝之余，互相以口耳在一入时题材上所作的无聊转述而已。（《记丁玲》）各种无聊的传言，并不能损害丁玲，也不会让她和友人们感到忧虑。只是当听说国民党当局可能要对她和孩子采取进一步迫害的传闻后，他们才焦虑万分。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国民党高压政策无动于衷的人，他甚至认为自己更明了政治的残酷。当胡也频遇害之后，他就为丁玲母子的安全，时时担忧。
胡也频被捕之后，为了避免特务的纠缠，丁玲搬到了与他们一家关系密切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家中。李达虽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但现在已不再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而是成为了一位学者。几年来，乃至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一直是关心帮助丁玲的挚友。
后来，随着风声一日紧似一日，再住在李达这种政治性人物的家中，很可能有种种难以预料的不测风云。沈从文和丁玲都为之担心，在这种局势下，什么样的可能都会发生。沈从文有种种顾虑：国民党方面，“既作得出在毫无罪名可以宣布的情形下把一群青年人用乱枪打死，则海军学生死去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想办法来处置这小小孤雏？”他和丁玲当即决定，离开李达的家，以免有人前来搜查，牵连他们夫妇。
沈从文在淮海路的万宜坊附近租下一个住处，他和丁玲都搬到这里。他住一间，丁玲和他的九妹住一间。这个住处是在一家杂货铺的楼上，比较寂静，来往的人极少，这样可以保证丁玲母子的安全。住在这里，丁玲很少下楼，只是在晚间才偶尔到街上走走。
由于忙于营救胡也频，沈从文耽误了回武汉大学开学的时间，他只好放弃大学讲师这一重要职位，留在上海。他不能不留下，丁玲和只有几个月的孩子需要他照应。虽然胡也频和丁玲有许多同志，但由于政治身份的原因，并不能冒这种风险。
这时，将胡也频的死讯瞒着丁玲的母亲，成了他俩共同的任务。
早在胡也频刚刚被捕时，他们就曾以胡也频的名义给丁玲的母亲写过信。信是由沈从文执笔的。他们用丁玲的母亲熟悉的笔迹、熟悉的口吻来哄骗她。他们三人笔迹的相似，此时在一种特殊的情形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沈从文谈到当时写信的情景：海军学生失踪后，湖南来信询及，为了安慰这个老年人起见，除了把稍前一时照就的相片，陆续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来代替海军学生，写过三次回信。每次信上皆加上一些轻松快乐的谐谑，以及惟那一家三数人所知的私事，作这工作时丁玲自然是在旁加以指导与修正的。我们三人笔迹从一个专家看来，虽可以一目了解，明白它的差别处，但几人即皆共同习惯了用钢笔头在白洋纸上抄写稿件，简单处与草率处却正相近。并且在同样的一张纸上，写上大小相等的字迹，所说的话又全是那老太太所熟悉的话，另外一方面，则又正是那么焦心等着远地消息，故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写过多少风格多姿的作品，而此时他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的信，对于后来的人们，却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独特的情感，而产生深深的感染力。这是他和丁玲的另一种创造。他能写出这些信，固然是因为他和胡也频的友谊，但更应看作他与丁玲的友谊体现。他和胡也频、丁玲的友谊，有着各种浪漫的故事，有《红黑》、《人间》，但仅仅这些信就是可以令人品赏久久的果实，它们会经岁月消磨而不减其色，更不会因为后来的纠葛而令人淡忘。
下面引用的一封信，集中反映了当时沈从文和丁玲所花费的心机。他们是想用亲切甚至带点撒娇的口气，来使丁玲的母亲相信胡也频还活在人间。
姆妈：得到你的信，你真会疑心。我近来忙得如转磨，冰之来信应当说得很明白，过不久不写信回来，难道就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吗？不要看那些报纸，不必相信那些报纸上的传说，那是假的。谁来捉我这样一个人呢？除了姆妈只想捉我们回家去陪大干干说西湖故事以外，谁也不想捉我，谁也捉不了我。
小频身体好，一天比一天壮实，将来长大了，恐怕只有回来在辰河作船夫，占据中南门小码头，包送老祖宗来往桃源同西湖。西湖如今与长江不通船，我明白，我明白，不必姆妈来说我就明白。可是二十年后，世界不会同今天一个样子，姆妈不相信吗？小频吃的多，我也吃的多。我极想吃腊肉同菌油，家中的廊檐下，这几天太阳很好，一定还悬挂得有一个火腿，一块黄黄的腊肉，留给我回来吃的。姆妈，你等着，事情若不太忙，我会把小频送回来换这块腊肉。
我想远行，去的地方也许极远，因为……这些事冰之信说得一定很清楚了，不明白的你将来也自然会明白，这时我不告你。我只预备回来时同你下棋。我的围棋近来真进步多了，我敢打赌，我不会再输给姆妈！
请替我们问大干干的好，说这里有三个人很念她，一个是干干还不曾见过面的，名字叫做小频。小频真是个厉害的小家伙，他那眼睛鼻子皆像他的外祖母，一个天生的领袖！
我这信简直写不下去，小家伙古怪得很，只麻烦我，其实他早就应当来麻烦姆妈了！……崇轩敬禀（《记丁玲女士》）在陆续寄出类似的信之后，丁母仍然屡屡来信催女儿女婿带外孙回来。这时，丁玲带着孩子在上海也极不方便，最后她和沈从文商量，决定回家。
丁玲决定把孩子送回常德，沈从文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她不愿意孩子为胡也频家中接走。
胡也频的父亲知道胡也频遇难的消息后，曾千里迢迢从福建赶到上海。他打听到沈从文的地址，便找到了他，希望能通过沈从文去见丁玲。沈从文把这消息转告了丁玲：丁玲明白这是为什么来的，虽一月以来成天只在打算把这小孩子交给一个什么地方去抚育教养，但却不预备把他交给家中人。她知道若果小孩子送回福建，将来就不容易见面，且小孩子的教育，将来也难过问。但如果抱了小孩子去见那老年人，那时若说及这件事，或一被挟持，小孩子就会被他们拿走。
（《记丁玲女士》）丁玲一个人去见了胡也频的父亲。她告诉他，孩子不能带回福建。他同意了，但提出离开上海之前，能与孩子见上一面。然而，还不等这个愿望实现，福建就来了电报，说胡也频的母亲病重，胡父不等见到孙子就只得匆匆离去，也带去了深深的遗憾。
现在，她和孩子要离开上海了，家乡的亲人，家乡的气息，等待着她。
此时的长江一带正是战事频繁的时候，丁玲孤儿寡母千里奔波非常艰难，且时时有生命危险。沈从文不放心让她去冒这种险，他放弃自己的创作，决定陪伴她，护送她和儿子回家乡。为了一路上通行的方便，他们以“夫妻”的名义走上了返回故里的旅程。
姚蓬子证实了他们一同回湖南的事：“决定由沈从文作伴，将小频送回外婆那里去，藉口也频被繁忙的事务牵住身子，不能片刻离开上海。”（《我们的朋友丁玲》）沈从文许多作品总是给人以淡泊静远的印象，熟悉他的人，也常常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平和。但是，自胡也频被捕以来，他的性格中的另一侧面便充分得以显示。
营救、探监，乃至此时决定护送母子千里远行，他似乎已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个与湘西古朴民风、与军人世家的特点更为吻合的人。能够使他这样的，只能是与胡、丁的友情，以及他做人的良知、热诚。而丁玲，此时也是以她真诚的友情接受沈从文伸出的援助的手。她需要他的帮助，同时，她也充分相信他，依靠他。
这是后来谁也不会否认、不会淡忘的友谊。丁玲80年代指责沈从文所写的《记丁玲》时，也仍然提到沈从文当年的侠义之举。
丁玲谈到这次远行：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魍魉世界》）关于回家路费，沈从文的记述有所不同。他说：“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先生借了一笔钱，我又从朋友王际真先生处得到了一笔钱，因此商量着，为图一劳永逸计，不如就冒一次大险，两人把小孩子送回家乡……。”（《记丁玲》）沈从文的说法比较可信。但书稿通过徐志摩不是卖给中华书局，而应是新月书店。新月书店在1931年5月出版了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诞生》，书中收入丁玲和胡也频的作品各两篇，但因为胡也频不能公开，便只署上丁玲的名字。
丁玲为这本书写的序，也证明了沈从文的说法，并且说是他帮助与新月书店联系的。在序中她说：原来《一九三○年春上海》在计划中一共是五篇，愿意集在一起，讲好归春秋书店出版，除《小说月报》已登载的二篇，和未曾登载的一篇，还有一篇未完，一篇刚开始，但是事变仓猝的看来，没有思虑的余地，便火剌剌地将手边所有的一些稿子凑拢来请从文卖给新月了，便成了这样的一部书。（《作者记》）丁玲和沈从文大约是在1931年4月左右踏上回乡之路的。离开上海之前，为了不让丁母见到没有胡也频同归而起疑心，沈从文和丁玲又以胡也频的名义写出七封信，交给沈的妹妹。嘱咐她在他们离开后，陆续寄给丁母。同时，还拟好三封电报，让按照秩序拍发。第一封电告动身时间，第二封祝贺到家快乐，第三封催丁玲回上海。他们所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造成胡也频仍在人间的假象。
千里旅途是艰辛的。一路上，沈从文帮助丁玲照料孩子。他们走的路线是由上海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经洞庭湖到常德，差不多用了10天时间。
第二部分第12节 沈从文走了
路途上的困难，两人都不曾作过叙述。但仅仅在船靠常德之后，他们就遇到多次士兵的搜查，整个旅行就可以想象了。沈从文下面写到的情况，在出书时把后面几句删除了：从离船到进城，总计不到一百步远近，便受当地驻防兵士施行过六次严密的检查，先还以为他们防匪防共那么办事认真，后来知道他们注意的，还只是烟土同吗啡，以及私行贩运的军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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