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野蛮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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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两个圆圆的小玻璃片架在他眼睛前的环形金属丝上。他是瞎子吗？如果他是个盲人想要掩饰这一点，我倒可以理解。但他并不瞎。那小圆玻璃片是暗色的，从里面看出来并不透明，但他就是能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过来。他告诉我，这是一种新发明的玩意儿：“它能保护眼睛，不受阳光的炫照，戴上它就不必成天眯缝着眼。也可减少头痛。瞧——　他轻轻触一下自己的眼角，“不长皱纹。”他重又架回那一对玻璃片。这倒不假，看皮肤他真比他的岁数显得年轻多了。“在我们那里，人人都戴这玩意儿。”　　　　
　　　　我们坐在旅馆最好的房间里，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长颈瓶，还有一盆坚果。彼此都没有提及他此行的目的，他来这儿肯定是出于事情的某种紧迫性，明白这一点就够了。我们只是谈些打猎的事儿。他说起前不久一次驱车大狩猎的经历，当时成百上千的鹿、猪和熊被杀死，漫山遍野都是动物尸体，多得没法收拾，只好让它们去烂掉（“那真是罪过”）。我告诉他每年都有成群的野鹅和野鸭迁徙到这儿的湖里，当地人怎样设陷阱去捕捉。我向他建议，到晚上带他去坐当地人的船钓鱼：“这可是不容错过的好事。”我说，“打鱼的人在水边擎着燃烧的火炬，敲着鼓把鱼驱赶到他们设下的网里。”他点点头。又跟我说起他曾去过的其他一些边境地区，那里人们把蛇肉当做美味佳肴，还有他射到一只大羚羊的事儿。　　　　
　　　　他在一堆陌生的家具当中走来走去时免不了有些磕磕碰碰，但他就是不肯取下遮挡眼睛的暗玻璃片。他很早就去歇息了。他被安置在这里，因为这是镇上食宿最好的旅馆。我对旅馆上上下下都强调过这是个重要的造访者。“乔尔上校是从第三局来的，”我告诉他们，“第三局是国防部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这是我们听来的，是很早以前就从首都那里传过来的消息。旅馆老板点了点头，旅馆女侍们也都跟着点头。“我们一定要给他留下好印象。”　　　　
　　　　我带着自己的睡席去屋顶的堞墙那边，那儿夜晚的凉风吹散了空气中的燠热。在屋顶上，借着月光，我可以辨认出其他睡觉人的身廓。广场胡桃树下人们交谈的喃喃之语依然会传入我的耳中。黑暗里，一根烟管点起来活像是一只萤火虫。火点小了，又亮了。夏天慢慢地转到了自己的尽头。果树林被累累硕果压得呻吟起来。我年轻时到过首都，以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儿。　　　　
　　　　天破晓前我就醒了，踮着脚尖经过睡得正香的士兵们，他们正打着呼噜、叹着长气，梦见自己的妈妈和情人。我走下楼去。我们这儿真正是在世界的屋顶上。在夜里、在空旷屋顶上醒过来时，你会感到星光璀璨、明亮撩人。　　　　
　　　　卫兵坐在门口，交叉着两腿支着枪正酣睡着。门房的小屋还关着，他的手推车停放在外面。我走了过去。　　　　
　　　　*　　　　　　　　　　　　　　　　　　　　　　*　　　　
　　　　“我们没有囚禁人犯的种种设施，”我解释说，“这儿没有多少犯罪的事，一般的处置也就是罚点款或是罚做劳役。你看到的这个小屋只是谷仓边上的一个储藏室。”那里边逼仄而臭气熏人。屋里没有窗子。两名被绑着的囚犯躺在地上。臭气是从他们身上发出来的，一股陈屎积尿的气味。我把卫兵叫进来：“让这两个人去洗洗干净，快一点。”　　　　
　　　　我让这个参观者视察了凉爽阴暗的谷仓。“我们期望今年公共土地的出产能达到三千蒲式耳。过去只有一次达到过这个产量。天气倒一直挺不错的。”我们又扯到老鼠和控制老鼠数量的办法什么的。回到小屋，那里面已经是一种干灰的气味了，两个犯人正准备受审，跪在角落里。一个是老人，一个是男孩。“他们是几天前被捕的，”我说。“离这里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发生了抢劫，这事很不寻常。一般来说，他们平常都离堡垒远远的，这两个人是事后被带来的。他们说自己跟抢劫的事一点都不沾边。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说的是实情。如果你想要和他们谈话，我一定乐意为您当翻译。”　　　　
　　　　男孩肿胀的脸带着瘀青，一只眼睛肿得睁不开。我在他面前蹲下来拍拍他的脸颊。“听着，孩子，”我用边境地区的方言对他说，“我们要跟你谈谈。”　　　　
　　　　他没有反应。　　　　
　　　　“他装蒜，”卫兵说，“他懂的。”　　　　
　　　　“谁打他的？”我问。　　　　
　　　　“不是我，”他说，“他来这儿的时候就是这模样。”　　　　
　　　　“谁打你的？”我问这孩子。　　　　
　　　　他没在听我说话。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却也没在看那卫兵，他在看卫兵旁边的乔尔上校。　　　　
　　　　我转向乔尔：“他可能以前从未见过这玩意儿。”我指着说，“我是说那眼睛玻璃。他肯定认为你是个盲人。”但乔尔没有回以微笑。在囚犯面前，他保持着某种威严的样子。　　　　
　　　　我又蹲到那个老人跟前：“老爹，听我说，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是因为发生了一桩库房抢劫案。你也知道这是件挺严重的事儿，你会为这事受罚，你知道的。”　　　　
　　　　他伸出舌头舐了舐嘴唇。他的脸色很灰很疲惫。　　　　
　　　　“老爹，你看见这位先生了？他是从首都过来的。他要视察所有边境线上的要塞。他的工作就是看每件案子是不是判得对，他干的就是这个，能分辨出案子的真假。如果你不愿意跟我说，就得跟他说。明白吗？”　　　　
　　　　“大人，”他说，他的声音深沉嘶哑。他清了清嗓子说，“大人，我们根本没偷什么。走在路上，这些士兵无缘无故地拦住我们就把我们绑了起来。我们到这儿来是瞧大夫的。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他身上的伤一直都没好过。我们不是小偷。让大人看看你的伤吧。”　　　　
　　　　这男孩连扯带咬地三下两下就把缠在胳膊上的绷带解了下来。解到最后一圈，那血痂把绷带和皮肉粘在了一起。他把绷带掀开一点让我们看那血红的伤口边缘。　　　　
　　　　“你们看，”这老人说，“治不好啦。我把他带去看大夫，士兵们却拦住我们。事情就这样。”　　　　
　　　　我和来访者一起走回到广场那儿。三个女人经过我们身边，她们头上顶着洗涮篮子，从灌溉堤坝那儿回来。她们好奇地看着我们，脖子却僵立在那里。太阳直射下来。　　　　
　　　　“那么长时间里，我们就只抓了那两个囚犯，”我说。“巧的是，通常情况下我们这里还根本没什么野蛮人能让你看到。这种所谓的抢劫行为平时很少发生。他们一般是偷几只羊或是从人家的牲畜群里牵走几头。有时我们对他们还以颜色。主要是沿河一带那些贫困部落的人干的。这都成了他们谋生的方式了。那老人说他们去看大夫，也许是真的。没人会把一个老人和一个病歪歪的孩子拉进抢劫团伙。”　　　　
　　　　我有意识地在为他们开脱。　　　　
　　　　“我当然不能确定他们是不是盗贼。但即便他们是在撒谎，这种头脑简单的人，对你有什么用？”　　　　
　　　　我抑制着自己心里的不快，瞧他那高深莫测的矜持，那健康无恙的眼睛前面遮着小而夸张的黑暗屏障的神秘样儿。他一边走路一边像女人似的两手绞在一起在胸前扭捏着。　　　　
　　　　“不过，”他说，“如果方便的话，我今晚应该审讯他们一下。我会带上我的助手。另外，我还需要有人帮我解决一下语言翻译问题。这个卫兵，他行不行？”　　　　
　　　　“我们都懂得的。你不想要我为您效劳吗？”　　　　
　　　　“你会觉得那是令人生厌的差事。我们有自己的办事程序。”　　　　
　　　　*　　　　　　　　　　　　　　　　　　　　　　　　　　　*　　　　
　　　　事后人们说起听见当晚从谷仓传出叫喊声，我却一点也没听到。但那天晚上在忙乎自己的事情的每时每刻，我都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的耳朵甚至调试到专门聆听人类痛苦的音频。但谷仓是一幢巨大的建筑物，门很厚重，窗子很小，坐落在屠宰场和磨坊的南边。何况，还有四周的喧嚣——这地方先是为前哨基地，后为边防要塞，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有三千之众农业人口定居的城镇了，所有这些人在温暖的夏夜发出的噪声，不会因为某处有某人在叫喊而停止的。（在某一点上，我开始为我自己的不作为辩护。）　　　　
　　　　当我再次见到乔尔上校时，他正闲着，我就把谈话引向拷打一事。“你的犯人说出什么实情了吗？”我问，“还是觉得他不可信？那不是一种挺糟糕的局面吗？我可以想像：他们想要招供，只为了招供，又没有更多东西可招供，于是被打断骨头，再次被迫招出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审讯所起的作用！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已经告诉你实话了呢？”　　　　
　　　　“有某种肯定的声调，”乔尔说，“某种肯定的声调会从说实话的人声音里表露出来。训练和经验教会我们去识别这种声调。”　　　　
　　　　“说真话的声调！你能从每天的讲话中辨别出这种声调来？你能听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第一章第一章（2）

　　　　这是我们之间最具敌意的一个时刻，他的手轻轻抖动了一下。“不，你误解了我。我说的只是目前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说的是我正在调查的这件事，我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动用强制性手段。首先，我听到了谎言，你明白——这是事情发生的原因——首先是说谎，然后才是强制手段，再后来，又是说谎，于是再施压，崩溃，再施压，然后才是真话。这就是你得到真相的方式。”　　　　
　　　　痛就是真相；所有其他的人都值得怀疑。这就是我从与乔尔上校的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人的尖尖手指甲、淡紫色手绢和穿在软鞋里的纤长的脚，使我一直想像着他在首都时的情景，他一准是那样，在剧场的幕间休息时，总是站在过道上对着同伴不耐烦地叽叽咕咕。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干吗非得要离他远远的？我和他一起吃、一起喝，我带他看风景，在他每一次写工作报告时给他当助手，我干的还不止这些。帝国并不要求效力于它的成员须互敬互爱，它只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　　　　
　　　　*　　　　　　　　　　　　　　　　*　　　　
　　　　下面这份给我的报告，以我一个地方治安官的眼光来看实在过于简短。　　　　
　　　　“在审讯过程中，囚犯的供词显然漏洞百出。这些漏洞百出的供词被揭穿后，囚犯变得狂怒起来并且攻击进行案件调查的长官。接着发生扭打的过程中，囚犯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经抢救无效死亡。”　　　　
　　　　为把这事情结束掉，根据法律条款，我唤来卫兵，要他作一个陈述。他叙述了一遍，我记下了他的话：“囚犯一下子失控了，攻击来作调查的长官。我被叫进去帮忙制住他。我进去时，厮打已经结束。那个囚犯失去了知觉，鼻孔里在流血。”我在他的证词上指了一下须签署自己名字的地方。他恭敬地朝我这里接过了钢笔。　　　　
　　　　“是那个长官要你这样跟我说的吧？”我柔声问他。　　　　
　　　　“是的，长官。”　　　　
　　　　“那个囚犯的手是被绑着的吗？”　　　　
　　　　“是的，长官，我是说，没有，长官。”　　　　
　　　　我打发走了他，填写丧葬许可证。　　　　
　　　　然而，在上床睡觉前，我提着一盏灯，穿过广场，绕过后面的街道走到谷仓那里。那小屋门口是一个新的卫兵，也是个农家子弟，裹着毯子正在睡觉。我走近时，蟋蟀停止了歌唱。可是拉开门闩的声音却没有把卫兵惊醒。我进入小屋把灯举高，我意识到自己擅自进入了一个存有国家机密的神圣或不神圣的地方（神圣不神圣又有什么分别）。　　　　
　　　　那个男孩睡在角落里一张铺着麦秸的床上，还活着。看上去是在睡觉，但从那紧张的身姿看来他并没睡着。他的两手被绑在胸前。另一个角落里是一长条白布裹着的东西。　　　　
　　　　我唤醒卫兵：“谁让你把尸体放在那儿的？谁把它缝上的？”　　　　
　　　　他听出了我声音里的愤怒。“是和另一个大人一起来的那个人，长官。我在值班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我听见他告诉那男孩说，‘和你爷爷睡在一起，让他的身子暖和一点。’他还假装要把那个男孩也缝进裹尸布里，用和他爷爷一样的裹尸布，但他后来没这样做。”　　　　
　　　　那男孩还是僵硬地躺在那里，眼睛紧紧地闭住。我们把尸体抬了出去。在院子里，就着卫兵举着的灯光，我找到裹尸布缝口的针脚，拿刀尖挑了开来，把那层布从老人头部那儿卷了下来。　　　　
　　　　他的灰色胡须上粘满了血。压破的嘴唇瘪了进去，牙齿都碎了。一只眼睛凹在里边，另一只眼眶成了一只血洞。“拉上吧。”我吩咐说。卫兵把打开的袋子扎了起来。但又散开了。“他们说他是头撞到墙上了，你怎么看？”他谨慎地看着我。“去拿些细绳来扎上。”　　　　
　　　　我把灯举到男孩头上照着他。他没有动，但是当我弯腰用手触摸他的脸颊时，他退缩了，开始发抖，整个身子哆嗦得上下起伏。“听我说，孩子，”我说，“我不会伤害你的。”他蜷缩起身子用捆着的手挡着自己的脸。两只手满是瘀肿和紫瘢。我摸到了他的骨头。凡我接触到这孩子身上的地方都极其可怕。“听着：你必须对那长官说实话。他就是要听你说真话——说实情。一旦他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就不会再伤着你了。但你得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痛得不行，也别太丧气。”我找到捆扎的绳结把绳子解了开来。“两只手互相搓搓，让血流动起来。”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摩擦着。他疼痛地蜷拢手指。我的行为很像是一个母亲在安慰被父亲暴怒地扁过一顿的孩子。因为有个念头一直挥之不去——审讯戴着两副面具，有两个声音，一个严厉，一个诱导。　　　　
　　　　“他今晚吃过什么吗？”我问卫兵。　　　　
　　　　“我不知道。”　　　　
　　　　“你吃什么没有？”我问那男孩。他摇摇头。我感到自己的心十分沉重。我从未想到要卷入到这种事情里去。我不知道这事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我转向卫兵。“我现在要离开了。有三件事要你去做。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