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髦的身体-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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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欧洲越来越分崩离析，这样就不允许有某个单独的时尚中心，而是同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中心（斯蒂尔1988）。特别的，时尚开始着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不同的欧洲宫廷都有自己不同的衣着风格。作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在时尚方面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但是1492年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时尚方面的影响自然也不可小视（西班牙在时尚方面的影响力当然不是突然增强的）。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已经跃升为贸易大国，这使它在海外的地位骤然提升。人们普遍认为，是来自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王国的凯瑟琳和她的陪嫁的随从把西班牙的衬环裙介绍到了英国宫廷，除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妇女以外，当时所有的女人都穿这种风格的裙子。但是，这样从国外输入时尚有时会受到议论，被认为是有问题的。英国戏剧家托马斯·德克尔在他的《七宗死罪》中这样评论道：　　　　
　　　　英国男子的衣服就像被处以绞刑、被开膛破肚、被分尸肢解然后又被挂在欧洲各地的卖国贼的身体：男子紧身裤的饰袋（Codpiece）应该丢在丹麦；紧身上衣的领圈和前襟应该丢在法兰西；披风的双翼和窄袖应该丢在意大利；短背心应该挂在乌得勒支地方的荷兰屠夫的肉摊上；他的肥大的宽腿短裤则应该说西班牙语——我们可笑地模仿着每一个民族的衣着以追赶时尚的潮流，我们从人家那里偷来补丁残屑以此拼凑出我们自己的荣耀。（转引自布罗代尔1981：321）　　　　
　　　　这段引文中使用的“卖国贼的身体”的比喻，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人们是如何担心来自国外的商品的消费对于国内的身体政治的威胁；消费外国的商品，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就是背叛了本国的贸易利益。正如斯莱特所指出的：“健康的身体政治就表现为主权国家的健康的家庭消费。像那种追随时尚的不健康的消费将大大减少来自进口关税的财富。”（1997：176）毫不奇怪，正是这种商人的斤斤计较的思想路线确立了贸易在当时英格兰的重要地位。伦敦在16世纪中期作为主要的贸易口岸而被建造起来，在17和18世纪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伦敦因此也成为消费和时尚的中心。　　　　
　　　　随着像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日趋繁荣——这些城市人口的日趋上升——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判断迎面而来的陌生人的阶级地位了。同样的理由也使得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失效了：在充满着陌生面孔的大城市里，你怎么能够判断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穿着是否逾越了他或她的身份地位呢？按照塞科拉（1977）的说法，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反映了上流社会的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害怕一旦底层阶级的民众的消费超过了他们的基本需要或社会地位，会导致经济秩序或道德准则的崩溃。布鲁瓦德（1994）指出，有证据表明，1560年之前，神职人员和道德家们对秩序崩溃的担忧确实对于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的强制推行起了作用。这和同一个时期人们狂热的时尚消费的记载形成了鲜明对照，但对于布鲁瓦德来说，这两方面并不矛盾：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总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压制时尚，相反它倒是很容易刺激或纵容时尚的流行。正如布鲁瓦德所说，如果在16世纪这种限制个人消费的法令被更加严厉地执行，那么时尚就很可能蔓延得更广，也更加具有威胁性。　　　　
　　　　16世纪末精英阶级的服装模式的主导精神，表现为精雕细刻、不厌其烦和巧妙奇特。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外表以及对于外表的刻意修饰获得了举重足轻重的意义，这个时期对于艺术以及事物的外部结构的创造性构思的重视程度也史无前例。男人和女人的衣着风格，“此时就发生了两极分化：男子的服装尽量追求富于进取精神的男子气概，其突出的表现是在肩膀上，另外受到高度重视的还有窄窄的髋维、肌肉发达的双腿和有衬垫男子紧身裤的饰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棱角分明的女性的服装，比如均衡对称的穿在上衣或连衣裙外面、前胸扎带子的妇女紧身马甲和长及地面的连衣裙”（布鲁瓦德1994：44）。　　　　
　　　　男子和妇女的衣服制作精细而且一律紧绷绷的——不论男女，脖子都被白领勒得死死的。在所有富有的男性与女性的衣服上，都可以看到刺绣以及为了让不同颜色的衬里显露出来而设计的开叉切口。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17世纪早期，裁剪和颜色上的一些变化使得时尚的流行“似乎就建立在他们的自我克制的动力上面”（布鲁瓦德1994：52）。伊丽莎白时代的人对服装上的这些细枝末节十分讲究，几乎无所不用其极。衣着由复杂的规则统辖着，这些复杂的规则既有秘而不宣，也有公之于众而毫不隐晦的，只有那些斯文高雅之辈才能破译这些规则的灵活精妙之处：“伊丽莎白时代那些遍及全社会的服装的公开与间接的象征意味的重要性，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布鲁瓦德1994：63）衣着无关乎个人的选择，而是“被看作是、被理解为一整套复杂的可见的形式规则”（1994：65）。比如，有一种高度发达的由纹章学所提供的色彩语言，而外套则是显示家庭社会地位的一种工具。在布鲁瓦德看来，对衣着的象征意义的压倒一切的强调以及精英阶层的服装制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益求精的追求，给伊丽莎白时代流行的衣着观念带来了一种古色古香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多半来源于当时的服装设计者对绘画的借鉴。比如，在伊丽莎白一世的一幅肖像画中，她的衣服制作得如此考究，以至于完全遮盖了她的身体：　　　　
　　　　夸张的衣袖和像巨人一样庞大的裙子完全冲淡了藏在衣袖裙裾里的人类身体的一切表征……多皱的袖套让女王的肩部显得异常宽大（关际上，她并没有那么粗壮的骨架），使得她张开的双臂成为一个在解剖学上不可能的半环形。（贝尔西和贝尔西1990：11）　　　　
　　　　身体消失在衣服里，衣服和身体了无干系；四肢的线条与轮廓几乎完全被遮掩住了。　　　　
　　　　上图为尼古拉·希里阿德（1547—1619）所绘制的伊丽莎白一世的小画像，它清楚地说明了身体对于笨重而繁琐的衣服来说仅仅是一个服装模特儿，衣服完全将身体遮掩和抽象化了。此图的复制，得到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管理小组的慨然允许。　　　　
　　　　我们从绘画和雕塑著作中可以找到的历史证据使16世纪中期到晚期的那段时间突显出来，成为“对个体的态度的变化以及新的自我意识之发生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布鲁瓦德1994：69）。按照格林布拉特的意见，“在16世纪逐渐出现了一种把人类时尚的身份认同当作是可以操纵自如、随心所欲的工序的自我意识”。尽管“时尚”一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指“一种行为或一种制作工序，由此所要获取的是特殊的特征或外表，是与众不同的风格或样式——正是在16世纪，‘时尚’一词才在自我形象的设计方法这个意义上广泛流行开来”。这种意义上的时尚“可能意味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的成就，对于世界的具有个人特色的认识，一种持之以恒的思想与行为模式”（1980：2）。格林布拉特以那个时期像斯宾塞和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与作家为例，来具体说明新的自命时尚的绅士们是什么样子的。在一些指导什么是正确的仪礼以及怎样才能显示高雅的风度的手册中，我们还可以找到体现新的身体意识（包括对身体的修饰与风度举止的新的意识）的更多证据：“绅士”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必须以体面漂亮与合乎礼仪为标准（布赖森1990：141）。这种时尚的标准也并不限于男子：伊丽莎白一世对于作为一个伟大神秘的存在、一个童贞女女王和英格兰之母的自己怎样打扮才算合适，以及什么样的风度才算恰当，可谓了如指掌、应付裕如。正如格林布拉特所指出的，伊丽莎白一世将她在性生活上的“潜在的灾难性的不利地位”（1980：167）转化为国人对于百年一遇的童贞女的顶礼膜拜，充分说明了她的非凡的将自己的身份时尚化的能力。在西班牙无敌舰队横行四海的时候，乔治·高尔（GeorgeGower）的画像在她所有的画像中最能显示“君主的威仪和统治世界的权力：她的光华照人的风采、她的俯瞰一切的目光、她的极好的定力，在在显示了她作为一个女皇所固有的尊严与威仪”（贝尔西1990：15）。　　　　
　　　　道德家们指责对于时髦衣着过度的热衷是和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与社会责任不相符合的自负虚荣和放任自流的个人主义。城市里追逐时尚的风气远胜于乡村，在乡村，传统还能够鼓励人们“正视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当时的一些小册子和专门的著作都一致关注大都会里的道德滑坡现象，并具体地展示了16世纪一些人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时尚和制衣技巧的过分热衷（布鲁瓦德1994）。对于衣着的过于浓厚的兴趣就被一些作者们当作道德问题挑出来，他们批评这种不正当的兴趣搅乱了事物的“自然”秩序；这所谓的“自然”秩序，不仅指“自然的”阶级等级制度的秩序，还包括一个敬畏上帝的社会所应有的良好的道德规范。　　　　
　　　　犹太—基督教对身体的态度也给时尚的发展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马丁·路德到奥立维·克伦威尔时代的不信奉英国国教者一直反对在他们看来类似罗马的荒淫无度的时尚现象，并始终谴责服装制作上的铺张奢侈。宗教改革时期灰暗朴素的衣着风格在许多信奉新教的国家（特别是荷兰）一直保持着，并且被新移民带到了新大陆。在新大陆，这种衣着风格特别体现在从英国公谊会分出的美国基督教新教教派之一的“震颤派”信徒的服装上面。不过，随着西班牙的势力的日益加强，色彩凝重、式样拘谨刻板而又做工精细的西班牙风格，作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的一部分，迅速地在许多北欧基督教国家蔓延开来。这种风格被大多数欧洲宫廷所采纳；1554年玛丽·都铎（MaryTudor）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联姻确保了这种风格在欧洲王室圈子里的广泛流行。但是，即使在这种西班牙风格势头最强劲的时期，在德国也有许多人把它视为邪恶、荒淫无度和令人不快的东西加以拒绝。　　　　
　　　　在伊丽莎白时期的最后十年里，欧洲的时尚又出现了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服装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在1590年代，坐下来让人画像的人们“开始不想看到自己仅在象征的意义上被描绘，而更多地希望被刻画成某种人类的情绪与情感的载体”（布鲁瓦德特别强调这一点，1994：68）。这种倾向具体表现为坐着让人画像的人不修边幅的外表和对于田园牧歌式的背景的偏爱，这种时尚“最重要——在于意味着衣服开始获得了一种反映‘私秘性的自我’意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完全可以和从前那种象征人的公开的社会地位与历史内涵的能力相媲美”（1994：69）。


第三部分　时尚、衣着与社会变迁第19节　17世纪的时尚

　　　　17世纪是一个充满了大量政治与宗教动荡的时代。三十年战争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天主教国家和基督教新教国家的紧张对抗，这场战争所要争夺的不仅是对欧洲也是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权。查尔斯一世在位期间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王室统治在英国所达到的顶峰”（布鲁瓦德1997：5）。宫廷的富有、奢靡，一如它的庞大与闲散。当时宫廷是各类宗教仪式、展览和大型典礼活动的中心，其中有些活动就由国王和王后亲自举行，而王族成员则是唯一的观众（布鲁尔1997）。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都显得雍容华贵，精益求精——垫料、浆衣服的淀粉浆以及由各种面料制成的呈皱状悬垂的织物从天鹅绒的连衣裙到把整个身子都遮住的布满网眼的花边，无不华美夺目。这种服装风格和奥立维·克伦威尔的统治形成尖锐的对比，而国内战争经常就被视为崇尚朴素的清教徒、圆颅党人与衣着奢华的保皇党与皇权主义者之间的一次激烈冲突。清教徒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一扫詹姆斯一世与查尔斯一世奢华浮荡的风格，鼓励朴素无华、不事修饰的衣着。例如，当时妇女为衬托其皮肤的白皙而贴在脸上的“美人斑”的黑色绸片就被政府明令取缔。在清教徒的意识形态中，善良端方的品行，和朴实无华的衣着紧密相连，这种品行在“震颤派”的简朴的衣着风格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然而，这些都只是简单的特征，更有意思的则要看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变化，特别是私人生活领域的演变以及直接联系着人们对于外表与消费的态度的个体观念的发展。按照坎普贝尔（1989，1993）的说法，清教徒虽然看起来似乎是反时尚、反浪费的，但他们也给人们的生活态度带来了变化，正是由清教徒所带来的生活态度的这种变化，促成了现代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产生，因而也激发了18世纪的消费革命。　　　　
　　　　1660年查尔斯二世的王政复辟运动所带来的君主制度的恢复，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平静，相反宗教与政治的斗争依然如故。查尔斯二世试图仿效他父亲的豪华奢侈的王室统治，甚至竭力追赶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六的显赫荣耀，但他的宫廷只是“海峡对面那个飞扬跋扈的专制王朝的一个拙劣的摹本”（布鲁尔1997：8）。衣着一如从前的豪华奢侈，但随意的不拘礼节的因素也不知不觉混入了男人和女人们的服饰。性别差距被衣着的某些相似的方面大大缩小了：无论男女，都喜欢带花边的低低的硬领、戏剧化地拳曲着的长发和高跟鞋。女性衣着最突出的变化，是整合了紧身上衣、无袖紧身外套和裤脚束紧长及膝盖的马裤，作成完整统一的束腰外衣与外套；女性衣着的另一次类似的整合发生在17世纪的最后几个十年里，这回轮到了披风的外形，在晚礼服的基础上，被加以改造，使得上装或紧身马甲与裙子连成一片，成为罩住全身的长大衣（布鲁瓦德1994）。这些变化的作用在于使衣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