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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的身体-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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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为他对空间的考虑赋予了社会和政治维度的知识；在这种思考方式中，空间被注入了权力关系，这是梅洛…庞蒂所忽略的。但是，福柯的著作缺乏任何对于人如何经验空间、如何利用空间以及如何在空间中运动的意识；有关这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现象学中找到。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总是空间中的主体，但我们对空间的经验却来自我们在世界中的运动以及我们通过知觉意识对于空间中的物体的把握。
对于解释着衣的身体来说，一开始运用作为哲学方法的这些现象学概念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当梅洛…庞蒂将切身化置于显著位置并且强调所有人类的经验皆出自我们身体的位置时，他还是为我们提供可解释作为处境中的身体实践的一些非常有用的洞见。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总是落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着衣意味着个体要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即用特殊的方式对身体进行修饰。但是，个体修饰身体的时候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内在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自我的外壳。用上面援引的梅洛…
庞蒂的话来说，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意向的可见的形式”，它不能和自我的意识分开。那么，还有什么比衣着更可以充当身体/自我的看得见的方面呢？当梅洛…庞蒂将身体/自我统一起来并且关注那身体内部的经验的维度时，他的分析就显示了身体如何不仅仅是由散漫的实践所生产的文本实体，而是活跃的、具有知觉的存在的载体。
不过，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也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他忽视了性别。身体带着自身的性别意识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对工作的公共领域的空间会有不同的体验的原因，也是身体透过不同的衣服也会有不同的呈现的原因。此外，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过的，妇女似乎比男人更容易通过身体被确认身份，而这就有可能引出不同的切身化体验：人们会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形成强烈的身体意识也更留意自己的身体特征，而男人的自我认同较少附着于身体。其次，梅洛…庞蒂的研究方法仍然是过于哲学化的：作为一种方法，它不会很容易地被运用于对社会世界的分析。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克罗斯利（1995a）和乔尔达什（1993）都从梅洛…庞蒂的研究路向中看到了许多潜在的启示并进而分别审视戈夫曼和布尔迪厄的著作；后两位从现象学那里汲取了一些灵感，但他们由此发展出来的研究切身化的路向则是社会学的而非哲学的，在侧重社会学的研究路向中，他们依靠的是来自实践的经验的根据。以下的讨论将现象学概念运用于服装的研究，不仅要从梅洛…庞蒂那里获得启示，也要从这两位社会学家那里汲取灵感，以便能够发现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向，在这些路向上，衣着研究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切身化的实践而被建立起来。
衣着和切身化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提供了一种方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日常生活中被组建与被运用的衣着的功能。衣着经验是留心一个人的身体并使其身体成为一种意识对象的主体行为，也是主体留心自己的身体的行为。这样理解衣着就意味着理解身体和自我之间的这种不断的对话：它要求——正如梅洛…庞蒂所主张的——承认“身体是主体‘在世’的载体，而对于一个生命体来说，拥有身体就意味着被卷入到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以一定的投射行为来确认自己，以及不断地将自己交托给这些投射行为”（1981：82）。
采用梅洛…庞蒂的身体/自我辨证特性的概念，就有可能考察身体和自我的“统一体”并探索他们是怎样相互组建的。衣着行为因为一个人如何思考身体以及如何呈现其身体而牵涉不同的意识层次。如果我们正走进特定的社会空间，有时会意识到我们的身体是被别人观看的对象；但在另外的一些时间和空间——比如在家里——我们就不会因为意识到身体是别人观看的对象而对它有所调整。在公共空间对身体的这种调整和意识到身体是一种被观看的对象的心理，很像戈夫曼的“前台”概念（1971）：在公共空间我们会感到自己正被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好像站在台前的演员；而当我们独处或者在家里时，我们就回到了很安全的“后台”。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一个人还会被动地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和衣装——例如当他衣着不当的时候。如果衣着随时变化而且总是“取决于场合”（即为不同的场合而穿不同的服装），那么，情况就可能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些时候，穿着会变成某种非反思性的行为——类似于上杂货店购物或者去学校接孩子；而在另一些时候穿着又会引起对于穿着本身的意识和反思——比如在为了求职面试和参加重要会议而精心打扮自己的时候。因此不同的穿着实践就对自我意识提出了现象学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被他人留心的对象。车龙（1997）的研究似乎已经证实了存在着留意衣装和外表的不同的情态。当被要求描述她们在不同场合的着装时，接受调查的女性证实，根据留意或关心其衣着的程度，影响她们的情境会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对外表的自我意识的最高程度出现在一些特别正式的场合，如婚礼和求职面试；而操持家务或每星期的商场购物时，留心衣着的程度就较低。尽管她没有应用现象学的语言对自己的身体意识作出解释，但她的发现可以被用来说明外表（因而也包括衣着）是怎样从属于根据情境变化而变化的意识的不同层次。对身体外观的意识是有性别化差异的：伯杰（1972）已经指出，较之男人，女性更容易把她们的身体视为“被注视”的对象，而这种意识也确实会决定她们为了某种情境而对如何着衣作出选择。车龙（1997）对女性与她们的外表的关系的分析似乎也可以说明决定妇女着衣的身体意识的不同程度。接受调查的女性的陈述表明，她们是以复杂的方式意识到自我和外表的：根据这种自我意识的强弱变化，她们有时会在行为的瞬间迷失自己，但在另外的时间又会敏锐地意识到自身的行为。
身体意识和衣着实践的不同形式并非纯粹是个体化的，尽管它们可能被个体敏锐地经验到。然而，正如车龙（1997）所证实的，确实存在着超乎个体意识之上的衣着实践，这种衣着实践必须被看作是社会的和文化的。就像我在这一章的开始所论述的，衣着是人们依据他们日积月累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知识而培养的一种技术与实践技能。在对权力衣着的分析中（恩特维斯特尔1997b，2000），我认为衣着是一种必须学习才能掌握的一种实践行为：有时人们向工作场所的经验学习，有时则向某个想像中的顾问学习。许多职业和岗位仍然由男性把持，因此，对想在某一机构得到晋升的女性来说，小心地留意自己的身体与衣着以便“安排”或限制她们的身体的潜在的性感，就显得非常重要。
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需要我们考虑到经验的社会结构的范畴，也就是说，要考虑到时间地点。时间和空间都在整理着我们对于在世界中的自我的感觉，我们和别人的关系以及和别人的交往，以及我们透过衣着留意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方式。当一个人着衣的时候，不管他对这个行为有没有自觉，他都把自己组建为一系列连续的“现在”。日常着衣的实践涉及我们对时间的意识，因为当一个人（至少在西方）勤于更衣时，他通常就不能避免来自时尚方面的时间性的限制。时尚的经验把一个外在的时间感强加给我们：时尚不停地变化着，而这种变化确实取决于一定的时间性。这里所说的时间，是被时尚系统从社会方面组建的，时尚系统这样组建时间性是通过一定的人群的圈子、表演和季节来实现的，这些因素通过对于将来的预测阻挡永恒的“现在”之流。时尚用时间的形式来整理自我和身体的经验，而这种时间性的对经验的整理一定会考虑到主体通过衣着与风格修饰其身体的模式。时尚系统（一部分是时尚刊物）不停地冻结日常穿衣的经验之流，并把它整理进过去、现在、未来三种不同的时段（“今年冬天，棕色是时新的深色”，或者“忘掉去年的石灰绿，浅米色是今年夏天要穿的颜色”）。自我在经验着一种无差别的内在的时间的同时，在时间性生存上还永远被时尚所“攫获”、冻结、固定。只要想一想当你看到自己穿着不时兴的衣服的老照片时是多么的不舒服——这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经验——你就可以看到时尚是怎样将一种时间感强加于经过刻意修饰的自我的经验的。这种对自我的呈现方式的反思，也是你那内在的时间之流被阻挡、打断之时，而体验着“现在”的自我反过来也不得不对“旧”我的呈现有所反思。这样，服装社会学和时尚工业的实践就可以利用这些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关注和表现身体的经验是怎样在社会性和时间性两方面被组建的。
空间是我们的身体经验和自我认同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福柯把空间和社会秩序——最终则是权力——联系起来，而梅洛…庞蒂对空间现象学的解释则考虑到我们如何通过我们的身体的处境或者说“肉体或姿态的图式”来把握外在空间（1976：5）。福柯和梅洛…庞蒂著作中对空间的关注尽管在方法论观点上有所不同，克罗斯利（1996）却在这两位理论家之间找到了相通点。衣着的两种空间概念——如何被整理以及如何被经验到——都应该被了解，而在这一点上，戈夫曼的著作特别有用。空间对于个体来说既是外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将一些特殊的规则和模式强加给个体，同时也是内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空间又被个体所经验并且也被个体所转换。有一种强加于个体之上的社会世界的道德律令使得个体一般都会认识到在空间中有“对”和“错”的存在方式，“正确”和“不正确”的呈现（衣着）形式。在这方面，戈夫曼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埃米尔·涂尔干的理念，后者认为社会生活不仅在功能上被秩序化了，而且受到道德上的规范。做一个“好”人就要求符合这种道德秩序：比如着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使自己适应各种不同的空间，这些不同的空间要求我们接受关于如何表现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具体规则。如果我们不能顺应这些规则，我们就很有可能要受到指责与非难：女客在婚礼上如果胆敢穿白衣服，她常常就会碰到亲友们的不以为然的目光，他们认为这是对新娘的粗野而公然的无视。克罗斯利（1995a）根据他对于空间的道德与经验维度的了解，认为戈夫曼比莫斯和梅洛…庞蒂都更加注重从社会情境方面来解释人的身体行为。他指出戈夫曼发展了莫斯的身体技术的理念，不仅认为像走路这样的事情是被社会化地结构的，而且也考虑到，像走路这样的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以及如何走路不仅是相互作用的规则的一部分，而且也有复制这种规则的功能。因此对戈夫曼来说，街道、办公室和商店走道的空间将各自遵循不同的规则并由此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呈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和同在这些空间的其他人的关系。不同的时间里空间在经验上有所不同：夜间的街道是令人恐惧的，我们的知觉意识因此变得比白天更加敏锐，环绕我们身体的地带变得更加空旷，但在我们的心理上又会觉得来自各方面的监视变得更紧密了。戈夫曼提醒我们注意空间的令人恐惧的特性并且描述了我们如何不得不克服拥挤、寂静之类的空间在心理上引起的不适。我们要记住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行动会改变空间：遇见物体和他人就是对空间的超越。因为戈夫曼（1972）的空间感既是社会性的又是知觉性的，他就在道格拉斯（1979a）和福柯（1977）用社会准则和规范所描绘的结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对空间的解释和作为知觉经验的现象学的空间解释之间提供了一种联系。克罗斯利（1995b）认为，梅洛…庞蒂描述人对空间的知觉经验方面是可取的，而戈夫曼则就这种知觉经验如何发生于社会空间提供了具体的考量。
第一部分 给身体定位第6节 梅洛…庞蒂与切身化（2）
把空间理解为结构性的运动和自我的表达以及个体不得不把握和解释的某种东西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情境身体实践”（asituatedbodilypractice）的衣着。衣着构成了大多数社会空间的微型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当我们穿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使自己适应这些社会空间的不言而喻的法规：有什么我们必须遵循的穿衣的习俗吗？我们会遇见什么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想怎样出现在他人面前？（想站在大庭广众之中还是想避开喧嚣而退后一步？）诸如此类。我们并不总是有意识地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确实，只有在一些场合，如一些正式的场合，才会引发我们对于身体和衣着的较高级别的自我意识。但是，即使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留心这些问题，我们其实已经将这些特殊的衣着规则与习俗内在化了，我们自然而然会循着日常的惯例而不知不觉地运用这些已经内化了的规则与习俗。空间也是高度地性别化了的：至少在有些场合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有意识地想到她们应该怎样出现在公共空间；而女性对于诸如办公室、宽敞的房间、夜晚安静的街道的经验，也会和男性有所不同。我已另文探讨过（恩特维斯特尔1997a）职业女性在公共的工作场所比在家里乃至私人的办公室里更容易意识到她们的身体和衣着。职业女性更能够体会到空间的区域性特征，她们认为开会或在工作场所转悠的时候要穿夹克衫，而在她们的办公室的私人空间则要把夹克衫脱下来（理由是要遮住胸部以躲避男性色情味的打量）。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工作场所的空间带给女性完全不同的意义，而她们也已经学会了在公共的工作场所的特殊的着衣对策以应付别人特别是男性的注视。同样的道理，女性夜里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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