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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髦的身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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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斯利（1995a）认为，在戈夫曼和梅洛…庞蒂之间还可以建立很多其他的联系。他认为这两位的理论都来源于作为许多经典社会学思想的核心的笛卡儿的二元论。戈夫曼（1971）的分析解释了身体在社会成员的互动关系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的著作（1971，1972，1979）阐明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的表达”是怎样被切身化的。作为自我的载体的身体不得不被“安排”进日常的互动中，如果未能恰当地实现这种“安排”，就可能会使个体产生窘迫、被嘲笑与/或耻辱感。自我的这种表演性的方面尤其有助于理解和解释衣着实践。戴维斯认为衣着为身体的自我划定了基本框架，它的功能是“身份的一种视觉隐喻，在开放的西方社会，衣着尤其显示出文化积淀而成的缠绕着身份认同的那种矛盾心理”（1992：25）。换言之，不仅我们的衣着是我们的意图的可见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衣着还是别人解读我们以及我们解读别人的符号。衣着是自我表达的一部分；窘迫和耻辱的观念在日常的衣着经验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也可以用窘迫和耻辱的观念来讨论衣着不得不“安排”它们的方式，正像我们也可以由此讨论为什么衣着有时竟会成为我们的羞涩感产生的根源。然而，荒诞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跌份”的那种羞涩感，而是因为未能符合某个社会空间的道德秩序要求的那个标准所产生的羞耻感。一个经常被许多人提到的梦是我们忽然发现自己在大庭广众之前赤身裸体：衣着，或者在这个梦境中所表现的衣着的缺乏，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成为某种羞耻、窘迫和易受伤害的隐喻，正如衣着也指示着我们的道德秩序是以怎样的方式要求我们的身体必须有所遮蔽。着衣不当，我们就会感到易受攻击，万分窘迫；就像在公共场所当我们发现少了几枚纽扣，衣服上沾染了几滴污垢，或者裤子的前襟拉链没有拉上时我们的衣着让我们“丢脸”一样。这些例子说明衣服是以怎样的方式成为社会互动的微观规则的一部分并且内在地联系着我们的（十分脆弱）的自我意识。衣着因此也是个人身份的表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四章将更详细地探讨）。因此，要想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就要求我们不仅看到个体如何关心自己的身体，还要看到衣着是怎样在作为交往主体的个体经验和作为主体的个体经验之间不断变换它的功能。这就回到了我在本章开始所提出的问题，即衣着既是外在的社会行为又是主体的内在心理行为。
衣着，切身化和习俗布尔迪厄的著作（1984，1989，1994）提供了另一种潜在有用的有关切身化的社会学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在优先考虑客观结构或主体意义的各种论述方式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而且提供了一种深入思考作为情境实践的衣着的方法。对于无视社会结构及其媒介中介之间的辨证关系的那种研究方法，布尔迪厄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客观主义者将那些被认为是独立于媒介中介与实践的具体化的结构与规则强加给这个世界，但是抛弃这些客观主义者的世界结构的理论也并不能得出主观主义的结论，主观主义同样“不能证明社交界的必要性”（1994：96）。他的“实践的理论”就是企图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之间建立辨证关系的一种尝试。
他的“习俗”概念就标志着他试图超越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习俗”是“一种持久存在然而可以经常变换倾向的系统”，习俗被一定的阶层的特殊处境制造出来（1994：95）。这些倾向是切身化的：它们和身体在社会世界的呈现方式密切相关。所有的阶层都有他们自己的习俗，他们自己的来自正规与非正规教育（家庭、学校等等）的特殊倾向。因此，习俗是把个体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一个概念：我们生活在我们的身体里的方式是由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在布尔迪厄看来特别是由我们的阶级地位）所建构的。口味是习俗的一种最显在的表现，而且正如“口味”一词本身所显示的，它是高度切身化的概念。口味就是一个阶层的身体倾向的一部分：尤其在食物上面表现出来的口味——就拿鱼子酱来说吧——通常被说成是“后天养成的习惯”（也就是说，从一个人怎样选择以及怎样吃鱼子酱，可以看出他的学问、素质和教养）。这样的口味就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习俗就是特定社会条件所造成的客观的结果——“一些被构造的结构”，但我们仍然不能超出活生生的实践来了解这些结构。活生生的实践的概念并不是个体性的，它的内涵比“个体行为的简单的聚合”要丰富得多（詹金斯1992）。按照麦克内的说法（1999），布尔迪厄在习俗的概念中突出切身化的意义并且坚持认为权力异常活跃地通过身体而被不断地再造，因此他就为我们提供了比福柯更加复杂更加周详的对于身体的分析方法，他的“被动的身体”的概念是和权力以及权力的效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深入思考切身化的概念，“习俗”的潜在作用在于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有力的连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中生存的方式由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社会地位所建构，但是这些习俗结构只能通过个体的切身化行为而被不断地再造。一旦形成，习俗就能够通行于几代人的生活实践，永远适合于它所遇到的客观条件。
布尔迪厄的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我们克服对于文本（而非实践）的偏见，正如我将在第二章所说的，在实践方面，布尔迪厄只是对有关时尚的大量文献投去匆匆一瞥而已。他的著作还建立了有助于研究情境身体实践的一系列概念：日常生活中的衣着不能越过实践而单单通过考察时尚工业或时尚文本来了解。人们在衣着上的选择总是取决于特定的语境：时尚系统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了“素材”，但这些素材仅仅适合女性的具体经验的语境，比如她们的阶级、种族、年龄与职业。日常生活中的衣着是在作为结构性的系统的时尚系统、阶级、性别以及统治特定社会情境的“准则”与规范之类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情境之间作出务实的权衡的结果。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结果不能被预先了解，这主要是因为习俗本身会有临时变动并且将适应这些情境。作为一整套持久的并且可变换的生活倾向的习俗的概念可以具有某种替代的含义：它让我们可以将衣着作为一种个人的企图来谈论，这种个人企图旨在调整我们的装束以便适应特定的环境，因此一方面它可以让我们认清社会世界的结构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让我们认清个体的代理——最后实际上往往是个体的代理而不是个体自己选择穿什么和不穿什么。
习俗概念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衣着风格如何具有性别特征而性别又是如何通过衣着被不断地复制着。不管有多少性别身份问题，也不管有多少性别角色发生了转换，性别特征依然深植于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形态之中，或者如麦克内所指出的：“牢牢扎根于反复灌输的身体倾向之中”，而这种身体倾向“相对来说是非自觉的、条件反射性的”（1999：98）。回到工作场所的衣着问题，显然，在工作场所确实存在着服装的性别特征，特别在白领和职业化的工作场所。在这里我们发现，套装西服是标准的“男性化”服装，近年来白人妇女也接受了套装西服，当然她们的套装和穿在男人身上的有许多不同。妇女在穿着上有更多的可供挑选的余地，在大多数工作场所，她们可以穿各种各样的裙子、长裤和夹克；和传统的办公场所里大多数男人的套装通常的黑色、灰色和藏青色相比，女性服装的颜色变化的余地也更大，至于珠宝和其他的装饰性配件就更不用说了（莫洛伊1980；恩特维斯特尔1997a，1997b，2000）。
关键在于，妇女们接受统一制作的成衣是和这个事实有关：她们必须使她们的身体的呈现方式适合男性工作场所的具体语境，这个语境的习俗将男女的套装一律设计为标准的“制服”。在这种环境中，套装西服的功能，正如科利尔（1998）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就是掩盖男性的身体，模糊他们的性别特征。女性们活动于这个领域，无论是当秘书还是后来做正式雇员，都要求她们接受类似制服式的着装规则，以便将她们自己打扮成合格的雇员，将她们的公共形象和私下里的形象严格区别开来。但是，正像我们在第六章将要讨论到的，女性的身体至少潜在地总是性别化因而被认为是充满了性感的身体，女性无法完全逃避这种社会性的联想，不管她们怎样挑战传统，怎样要求获得性别的平等。换言之，女性仍然被看作是仅仅封闭于她们的身体之内，而男人却被看作是已经超越了他们的身体。因此，尽管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穿统一制作的套装西服，但是她们的身份将总是“职业女性”的身份，她们的身体、性别特征也将和标准的“男子汉”毫无关系（谢泼德1989，1993；恩特维斯特尔2000）。这倒并不是说，妇女是切身化的而男人不是，而只是说文化的联想不是像想像男人的身体那样想像女人的身体。所以，要想理解女性为了进入工作场所而进行的着装，要想理解她们怎样穿她们现在所穿的那些衣服，就要求我们把她们的身体放在特定的社会空间来理解，并且还要理解特定的习俗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作为一种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视野，布尔迪厄的习俗概念有助于我们把着衣的身体看成是情境身体实践的结果。布尔迪厄的研究的长处在于，一方面它既不把衣着看作是强制性的社会势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把衣着看作是代理的结果；它在决定论和主动论之间描画了一个稳定的过程。正如麦克内所说，“它比福柯著作更加富有切身化的动力学理论，相比之下，福柯就未能深思身体的物质性，因此一直在决定论与主动论之间犹豫不决”（1999：95）。布尔迪厄提供了一种对于主体性的思考，这个主体性既是切身性的（这一点不同于福柯的被动的身体和他的“自我呵护的技术”），在对于习俗的适应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布尔迪厄从他所谈论的主体性出发对于衣着的考察就不会落入主动论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不会假定一个人可以自动地自由地使自己变得时尚起来。波尔希默斯对于“街头流行色”的解释（1994）就阐明了这种研究时尚与衣着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规范着这个领域的晚近著作。在他的“风格的超级市场”的概念中，波尔希默斯认为，最近几年里年轻人的文化群落的聚合已经使得他们之间的明确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但他的超级市场的想像则指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地从众多的风格中作出他们自己的选择，就好像它们就摆放在超级市场的货架子上面一样。然而，这样强调选择的自由和创造性的表达，掩盖了阶级、性别、地域和收入的结构性的压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压制在年轻人中间建立了物质的界限，就像另外一些在更多的情境中起作用的压制性因素也可以作为衣着选择的参照一样。
本章已经为作为情境身体实践的衣着社会学提出了理论的框架。这种研究进路要求将身体把握为社会的实体，而将衣着把握为社会因素和个体行为的双重结果。福柯的著作有助于我们对于身体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但无视活生生的身体和它的实践，无视那作为自我的基点的身体是福柯的局限所在。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衣着，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身体怎样被呈现于时尚系统以及身体的主人关于衣着的话语，还要理解身体怎样被经验到、身体怎样存活以及服装在身体/自我的呈现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但是，放弃福柯有关身体的话语模式，并不等于放弃他的整个的理论。我们以上所示的这个研究框架有助于理解各种因素对于身体的结构性影响以及身体如何在特定语境中获得自身意义的方式。
衣着牵涉由身体所引导而又对身体施加影响的实践活动，而这又归结为身体存在的方式以及身体着装的方式，比如，为了适应高跟鞋而特别设计的那种走路的方式，为了适应紧身胸衣而改变的呼吸的方式，穿了短裙之后弯腰下蹲的方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面，把衣着解释为切身化和情境身体实践活动，就使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空间中的权力的运作（特别是可以看到这种权力是如何被性别化的）以及权力如何将自己强加于活生生的身体之上从而激发起个体的特定衣着策略。我一直试图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提供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恩特维斯特1997a，1997b，2000），这种方式将考察权力衣着作为一种权威的话语如何影响到职业女性在她们的工作场所的衣着方式，它还将考察这种权威的话语及其一系列的“规矩”是怎样转换为职业女性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具体的衣着实践。总之，对作为情境身体实践的衣着的研究，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顾及衣着的话语和呈现的方面以及身体/衣着如何和权力发生关联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必须顾及衣着的切身化经验以及作为个体使自己适应社会世界的手段的衣着的用处。
第二部分 建立时尚和服装的理论第7节 界定术语（1）
我们在前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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