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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9-一代名士张伯驹:文化高原上的奇峰(选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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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求史料翔实、自得一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文字明畅、图文并茂,总之,以读者喜闻乐见为首要。    
    《百年文化中国》丛书是为广大作者、读者提供的一块开放的文化园地。称其为开放,意在解放思想,不因旧物陈说束缚灼见,不拘题材大小遮掩真知;称其为园地,唯愿作者也是读者,读者也是作者,你植一株苗,我培一锹土,你浇一杯水,我施一捧肥,共同耕耘、共同培育,使其生长为茂密的森林。此即编者之愿矣。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一代名士张伯驹》 总 序《一代名士张伯驹》 序 言

    序言    
    张伯驹先生的传记一稿,已经杀青,承作者前来索序,不禁欣慨相兼,百端交集。若论为兹传撰序,我并非堪任之人,但先生生前交契,俱叹凋零,当日拈韵倡酬、接席言笑者,今唯我在,义不容辞,因粗纪前尘,申我衷曲,岂敢曰序,亦聊寄所怀而已。    
    自太史公创纪传,于是中华之史,不独纪事,转重传人。传人者何?传其品,传其节,传其才德,传其神采,使其人跃跃然于纸上,令后世如目接耳亲,而不胜其追慕慨念之情,是以其人虽往,犹凛凛生气,在我左右。是所以同为不朽之胜业,而三才之中心亦于焉斯在。然欲传其人如伯驹先生者,其事实非易易。盖事可纪,言可采,岁月可罗列,而丰采神情,音容意度,则至难为力。以上之理,犹易晓喻。至于所传之人,评价如何,其历史位置如何?则更难片言居要,数语得中。此在作传与作序,皆是至难之事。    
    我获交于伯驹先生,一在词学,一在红学,两者交逢,不期然而有会心不远之欢,投契日深,相知遂久。其时,我在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续业,先生居于展春园,相去数步。展春者,因收藏展子虔《游春图》而取名,其地实为康熙时果亲王胤礼之故园,先生得其东半(其西半为当时名人吴氏所有),景物无多,有小楼二处,回廊相接,外楼袁大公子居之,时已年迈,犹攻德文书籍,恂恂如也。内楼为大客厅,有前厦,厦前莲池,厅后植芭蕉。我从燕园循野径,过小溪,入园门,有一大过堂,穿之而达客厅。入厅则巨案数条,目中琴棋卷轴,名砚佳印之属,此外无一尘俗事物。我每日下午课余,常闲步而造园,入厅后,自寻座,宾主往往不交一言,亦无俗礼揖让之烦。我由此深知,先生为人,坦荡超逸,潇洒天真,世所罕见。他见了名人贵人,是如此;见了青衿学子,草野村氓,亦是如此。在他眼中心中,并无尊卑贫富之分,只有高下雅俗之别。这种人品性情,我只在书册中似乎依稀仿佛知之,如明末清初张宗子(岱),大略相似。我深重其为人,过于他的其他方面。    
    我与先生相交,始自一次展览会——先生将自藏的珍贵书画精品,在燕大中文系楼上举办了一个小型展览。其时我正致力于研求曹雪芹的家世背景,闻得此展品中竟有《楝亭图》,大喜!立时趋而就观——只见大玻璃柜展出了巨轴的一小段。墙上则悬有饮水词人纳兰性德的小照,彩色立幅,诧为异品。见其四围绫边上,名家题咏已无隙地。这当中首先是藏主张先生的《贺新郎》,词句中涉及了红学旧说贾宝玉即纳兰一义。我于是一时乘兴,步韵连和了两三首,每句下都有细注,句句是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张先生看了,见我年少(我比他小20岁),以为文笔不差。他因此将刊本《丛碧词》送我一部。我拜读了,在音律上提出了七十多条拙见,先生一一从善如流。这样的事,在古人中也是难得有之的,我益发钦服他的雅量。但我们的交契犹不在一端。随后,我为词集撰有跋文一则,其中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有别于诗人之词、文人之词、学人之词、杂流之词),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由于我是从学术、文艺上从公论断,并无丝毫阿谀献颂之心,这使他非常感动。从此,更引我以为知音。他以后凡作词,没有一篇不是写与我看,听我意见的。记得一次同游大觉寺,他年事已高了,坐在玉兰花下,袖出一词稿让我看,两眼全神贯注地望着我——看我读词时的“面部表情”!这种情景,我自然是很难忘记的。    
    如前所叙,我们友谊的一开头就包含着红学的因素在内。由于我的缘故,张先生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也日益加深起来。事实上,他对我的研究历程是起过作用的。举例而言,我与陶心如(洙)先生结识,是由于张先生的中介,而我们三个是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版本之后,廿余年无人过问的情势下,把“甲戌本”、“庚辰本”的重要重新提起,并促使“庚辰本”出世,得为燕大图书善本室所妥藏——这又一直引向了日后的古钞影印与研究的崭新时期与步调。今日的很多研红之人,花上几个钱,便也手此一编,方便无比地发表文章,却不知早年我们那种缔造艰难的经历。有一年的新正“人日”(初七),张先生兴致勃勃地来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敝寓,探怀摸出一件宝物给我鉴赏——就是举世闻名的脂砚斋藏砚那件罕有的文物异品。又有一年的重阳节,他来信特将“三六桥本”《石头记》珍本的消息与情况写示于我,因此还各赋《风入松》新词叠韵唱和……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由此可知张先生对红学研究进展屡有贡献,只是世人知者不多罢了。    
    这还都是展春园时的旧事。那时天天见面,我到先生之厅,视同家人,有时名贵书画舒卷之事,也要我动手帮忙。但满案珍宝,没有主人的话,我严守自己的戒条:不妄动一指头。这是因为当时张先生仍然被视为“凋人”,我去走动,就要避嫌。记得很清楚:《楝亭图》四大轴,有一回摆在大案上为日甚久。我原非不想一见之人,且渴望已久,但终未触动,也未启请一观——我至今真正目睹的,仍然是数十年前在燕大中文系所见的那一小段!再如,家父自津抵京,曾暂借寓于斯园,居室案上陈有柳如是女史的黄玉凤砚,紫檀匣上镂有钱牧斋的篆书铭记。主人并不害怕我们“顺手牵羊”,我们临辞也不请主人检核器物(因有男仆,每日入室收拾,假使丢了东西,岂不皂白难分……),我们宾主双方,就是这样相互信任,超脱世态,全以坦荡相待。    
    这种值得追怀的日子,当然是会发生变化的。我离开了燕园入蜀,先生专邀一社,请众多名家赋词惜别。别后时寄新句见怀,情见于辞。及返京,先生亦已迁居城内后海南沿。因为路远,见面就不频数了。再后来,我目坏,行动需人,于是造访先生的机会,愈见稀少。所余者,词翰诗笺,鳞鸿传字,种种情事,始终如旧也难悉记。    
    不知过了多久,先生遭到了一生中最为艰困的时期,他从吉林回京暂避时,也来见访,当时已非复昔年光景。因户口不在北京,口粮自成问题,因而有时在小寓留饭,粗馔劣茶,先生亦不嫌弃,仍尽主客之欢。我因无力相济,只能将所节省的粮票,邮寄先生,聊当濡沫。对此,他也还要笔札相谢。那时读了他的信,真是心中感到难过得很。但又想,如先生之为人,对国家对人民是无愧于怀的,浮云蔽日,终有清明之期,尔时快阁眺晴,联吟赋句,先生必定一如既往,霁月光风,曾何滓秽太清之可云哉。    
    先生酷爱中华艺术,举凡书画词章、歌弦筝柱,无不诣习。因有同好,共语易投。先生工余派须生,我亦尝为之操琴,高唱“卧龙岗散淡之人”。音容宛在,而斯人不作,后之来者,又何能尽挹其清芬乎。今幸有任凤霞女士,不辞心力之苦,多年以来,经营访察,成此良传,则先生风规不泯,足以告慰于当世与来者,岂非至幸。    
    我识先生晚,不足以知其万一,草草为文,莫能委曲,粗陋之笔,有余愧焉。然而中华文化所孕育之高流名士,应存典型,昭示于寰宇,故我序之,又非徒念私谊,而所怀者多且远矣。    
    周汝昌    
    辛未中元前挥汗写记于庙红轩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一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重瞳乡人贵胄门第(1)

    “重瞳乡人”贵胄门第    
    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滂沱大雨,本来明朗的天空,瞬间变成了昏黑的夜幕。碗大的冰雹,像一颗颗呼啸而来的重型炮弹,无情地袭击着项城的村庄、树木、良田……冰雹砸在地上足有一尺多深,人畜一时躲避不及,多被击伤、砸死,凄凉景象,令人惨不忍睹。这便是18世纪70年代末年的河南项城。历史上罕见的冰雹灾害就在这里发生。    
    转年春天,斗粮千钱,灾民逃荒四野,卖儿鬻女者无数。老百姓度日如年,饱受岁月煎熬。尽管过了一年又一年,眼巴巴地盼来了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然而,连年灾害,人们如堕烟海,如陷深渊。    
    项城东西宽约35公里,南北长55公里,地势低洼,东南尤甚。颖河从境内穿流而过,注入淮河,向称“泽国”。18世纪末叶,项城一带瘟疫流行。黄河决堤,洪水直达周口入颍河。颍河南岸河堤将崩,项城义行人张海晏、监生杨崇德率众奋力补筑薄堤,加固险段,日夜防守,终保无患。    
    戊戌(1898年)春节。项城阎楼富豪大族张家,老小喜着新装,燃鞭放炮,接神祭祖,焚香叩头。全家无不沉浸在愉悦、祥和的节日气氛里。张家大院大门框上贴着醒目的春联,上联为“国兴家兴,三阳开泰”,下联为“山好水好,六合同春”。这是张家老爷嘱人专门书写的。张家老爷选择此联,除了庆贺新春佳节外,还有一层不易言传的含义,即二儿媳怀孕在身,眼看着就要临盆。他盼望二儿媳妇能为他生个孙子,并借“三阳开泰”之吉言,从此带来“家兴”、“族旺”。    
    光阴似箭,一晃过了元宵佳节。老爷次子张锦芳(字■庵)不时地窥视夫人笨拙的身躯,见仍不曾有什么动静,几欲问之,却难以启齿。正月十六,项城历来有逛城的习俗,尤其是妇女们。老婆常说“逛逛城,不腰疼”。■庵夫人在佣人的陪伴下,也闲逛了一圈,回来便一头扎到坑上,一动也不想动了。    
    正月二十二,张家大院里传出一阵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乡邑邻里无不疑惑:春节刚过,张家为何又燃起了鞭炮?一个消息灵通的媳妇快嘴快舌地说:“喜事,喜事!张家二房添了小少爷啦!”    
    这位小少爷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张伯驹。小伯驹来到这个大千世界时,家中已十分富有,不过,曾祖时生活还是很贫困的。小伯驹的出生,不仅给张家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也为张氏家族的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带来了希望。小伯驹无疑成了张家的宠儿。张锦芳弟兄二人,其兄张镇芳,字馨庵,进士,在清朝累官长芦盐运使,署理直隶总督。馨庵“为清朝宰相状元孙家鼐之门生”。①孙家鼐为寿州人,是清代同治皇帝载淳和光绪皇帝载湉的老师,故有联贺曰:“寿州相国寿者相,天子师傅天下师。”馨庵是经过名师点化的。他虽已有妻室多载,惜膝下无子。■庵喜得长子,立即将佳音通知了远在天津任职的哥哥。镇芳喜出望外,一厢复信汇款志贺,一厢设宴,相邀佳宾,喜讯不胫而走,一时成为张家亲朋至友间流传的快事。    
    伯驹出生以后,由乳母哺养。乳母精心护理,喂奶、饮水、睡眠,备极讲究。气候冷暖,增减衣服,无不细致入微。乳母每日将小伯驹抱至双亲面前,双亲欢喜之余,又常常面带愁容。原来小伯驹生来面黄肌瘦,又经常发病。怎样使这株独苗苗健壮起来,成了张家人的一块心病。■庵只得嘱咐佣人不惜重金,延请名医,精心调治,然均无明显效果。一日,夫人对丈夫说:“孩儿多病,如遇酬神演戏,当为小儿开开脸,也可消灾延寿啊!”“这倒合吾邑乡俗,安排吧!”■庵顺口答道。    
    不久,项城阎楼果然酬神演戏。■庵夫人将此事交付伯驹乳母,并千叮咛万嘱咐:“要倍加小心,可不要吓着小少爷。”乳母小心翼翼,抱着三岁多的小伯驹,来到了戏场后台。戏班班主闻听是豪富张锦芳的小少爷前来开脸,便立即嘱人好生伺候。一老生欣然命笔,顷刻,将小伯驹蜡黄白晳的面庞涂成红色,脸上还飞舞着小龙,眉毛涂为白色;并告之,开的脸是赵匡胤皇帝的脸儿。乳母谢过班主,抱着小伯驹从后台缓缓地走了出来。这时有人奇怪地问,红脸为忠臣,白脸为奸臣,赵匡胤皇帝脸为什么是红脸白眉?乳母不能作答。抱至家中,乳母请教伯驹母亲。她摇了摇头,也无法作答。当乳母将小伯驹抱至爷爷面前观看,爷爷哈哈大笑:吾孙的脸成了赵匡胤的脸儿啦!乳母不由问起皇帝为何是红脸白眉?爷爷欣喜地看着孙子,讲了一段传说:那是在后周时期,老皇帝驾崩,小皇帝继位。大辽乘机侵犯中原,赵匡胤奉命抵抗,兵马驻扎在陈桥。不料,手下一伙人发动兵变,把赵匡胤从床上拉起来,定要拥立他为皇帝。赵匡胤一再推辞,但诸将已把皇袍披在他的身上。后人提起此事,都说赵做皇帝并非本意,他还算是忠臣,所以给他画副红脸;不久,他的母亲对人说:“吾儿素有大志,今果及矣。”一语道破了赵早有做皇帝的心意,所以人们在他的红脸上又添了两道白眉,给了他一个忠中藏奸的脸谱。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一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重瞳乡人贵胄门第(2)

    爷爷讲完停顿一下,又瞅了小孙子一眼,接着说:“忠奸莫论,此乃传说,而吾邑习俗,开赵匡胤脸,定可驱灾避邪矣!”    
    说来也怪,打那以后,小伯驹的身体真的渐渐强壮起来,矮矮的个子猛蹿。伯驹从小喜欢涓涓流淌的小溪和郁郁葱葱的草地。项城的四周有像玉带一样的河流,邑东有谷河与颍河汇入大沙河,邑南有泥沙河,邑西有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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