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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学人-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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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方令孺先生（图）
这里所说复旦的新月，是指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新月派关系密切的两位教授：余上沅先生和方令孺先生。 余上沅先生担任过新月书店的经理和编辑，书上有名，说他是新月派是没有问题的。而方令孺先生在建国后却一直讳言新月派，且该派又并非一个严密的组织，并没有入会表格或会员名单之类，硬要将她派进去，似乎过于武断。但方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又与新月派中人过往甚密，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记他们聚集在青岛的“酒中八仙”，就有方先生在内，说她与新月派关系密切，倒也并不违背事实。朱文华、许道明两位老弟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在介绍方令孺先生时，用了“新月派背景”几个字，十分机智。好在现在文学界较前宽松，新月派的背景和关系已经算不得是什么污点了。 不过，我在这里提到他们，并非打算研究文学流派问题，而是想写出这两位与新月派有关系的老师在建国后的不同遭遇。 方令孺先生是安徽桐城人氏。桐城方家在近世文学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清朝初期桐城派三位开创者之一：方苞，就是她们的祖上。由于有着家学渊源，桐城方家一向文星高照，出了不少知名作家。直到方令孺先生这一辈及其后，仍是如此。方先生本人是教授兼诗人，而新月派诗人方玮德、原胡风派理论家舒芜、1950年代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永直，都是她的侄子。大概因为杨永直的关系，方先生在上海文化教育界很受尊敬。方先生排行老九，杨永直叫她九姑，于是很多文人，甚至连复旦党委副书记，也都称她为九姑。 方令孺 由于对腐败的旧政府的厌恶，建国初的知识分子对于新政权大都抱着欢迎的态度。方先生是诗人，更加表现出诗人的激情，她成为教授中的积极分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当然也对她相当器重。于是她非常之忙，经常到北京去参加文代会、妇代会等。她还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复旦的四位代表开完人代会回来时，曾在登辉堂作过传达。记得陈建功先生在介绍苏联代表团时，怎么也说不清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字，布——布——布——布了好久，还是把布尔加宁说成是布加尔宁，引得哄堂大笑。他长年沉浸在数学的世界里，对现实社会实在过于隔膜。方先生则以抒情的语调描写他们怎样见到毛主席，抒发她对于大会的感受，处处洋溢着诗意。听讲者说：毕竟是中文系教授，她是在写诗。其实方先生在给我们讲课时，也是抒情多于分析，而且讲得非常激动。她的风格，还影响了一些女同学，她们发起言来，也是激动异常，被调皮的男生称之为感动派诗人。而且还排定了感动诗派的一祖三宗名单。一祖，当然是方令孺先生了。 那时方先生的确还写“感动派”的诗。记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方先生听到广播，很是激动，马上写了一首颂诗，报上发表，电台播送。但是我更喜欢她写的一些散文。以前出版的散文集《信》，很有特色，不必说了，就在我读书时，她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山阴道上》，很是优美。我把我的看法跟她说了，她也表示赞成。她说：“《山阴道上》我是花了很多心思写成的，而这首写卫星上天的诗，则是坐在摇椅里听到广播，一激动就写下来了。” 方先生好客，只要她一回上海，徐汇村她家的客厅里就不断来客人。有教师，有同学，有文科的，有理科的，还有外面来的作家。听消息，谈诗文，总是非常热闹。所以，她虽然独居，倒也并不寂寞。听说在美国时，她的客厅也就是一个文学沙龙。方先生对学生很好。我是她的课代表，后来她又做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所以对我特别关照。她怕学生生活太清苦，常要保姆烧一罐红烧肉，叫我去吃。其实那时学生的伙食标准很高，我们已吃得相当满意了。但我那时毕竟年轻，正在长身体阶段，胃口特好，每次去都把一罐肉吃得所剩无几。方先生看我吃得起劲，也非常高兴。
1957年反右运动，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上面就调方先生到杭州去接任此职。对于这场运动，方先生内心是很矛盾的。从理智上说，她要拥护，要紧跟；但在感情上，却又很惶惑。她从北京回来后，一面传达了文联作协的反右情况，但私下里却对我叹气，特别表现出对她侄儿舒芜的关心：“唉，他逃过了55年的劫难，没有成为反革命，但终于逃不过57年这场运动，还是被打成右派分子了。”
第二部分复旦的新月——记余上沅先生（图）
1960年代初，我到杭州去看望过方先生。她住在灵隐附近的一幢小别墅里，背后是青山，四周有小溪围绕，风景非常优美。但是方先生心情很不好，她感到寂寞。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这里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是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她怀念复旦的生活，想回复旦去。但是，她不知道，1957年以后，复旦也已人事全非，风气大变了，同事师生之间颇多顾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地来往，轻松地交谈了。当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还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但是，她对我说，她这个新党员，别人还是把她作为党内的统战对象看待的。文联的事有党组书记做主，她很少过问。这时，她大概已不写新诗了，她给我看她近年所写的一些旧诗，诗中反映了她的寂寞心情。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没有再见到她，听说她很受了些冲击。1976年，突然收到讣告，知道方先生去世了。但其时我尚未平反，不能到杭州去吊唁，只发去一份唁电。 余上沅先生的遭遇，就差得远了。 余先生年轻时热心于社会活动。五四时期他担任武昌文华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并以武汉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后来进北京大学读英文系，又留学美国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运动，是有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写过不少著作，有《上沅剧本集》、《戏剧论集》、《编剧概论》、《中世纪的戏剧》、《西洋戏剧理论批评》、《资产阶级全盛时期的戏剧》等；他又是重要的戏剧活动家和教育家，1926年，与赵太侔等主办《晨报》副刊《剧刊》，提倡“国剧运动”，很有影响，他做过梅兰芳的艺术顾问，曾陪同梅兰芳到苏联演出。1935年以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说他门生遍于全国戏剧界，大概不算是夸大其词。 但是，建国以后他却远离了戏剧界。起始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他受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不愿接受国民党政府要把剧专迁往台湾的命令，辞去校长职务，避居上海，等到解放军一打下南京、上海，他就赶回南京，把剧专移交给解放军的军代表了。但余先生还是念念不忘他所热爱的戏剧工作。1950年他到北京参观学习，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叫他归队搞戏剧，他非常高兴，很想借此机会调回戏剧界工作。但是，却长期未能如愿。我实在搞不懂是什么缘故了。 在上海，他先是受聘于沪江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1951年10月，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听说先是讲授现代文学的戏剧部分，但到我1953年入学时，他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解放区文艺部分。这一方面并非先生所长，但是他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下任务，努力备课。当时他住在筑庄，与我叔父吴斐丹是隔壁邻居，我曾进入他的书房，见他的书桌上摆满解放区文艺作品。但同学们并没有忘记他是戏剧家，复旦剧团的人常向他请教。听说，余先生不用看剧本，只要同学向他讲一遍剧情，他就可以导演了，余师母陈衡粹女士（女作家陈衡哲的妹妹）还帮着给演员化装。那时，同学们对余先生还是很尊敬的。但是，到了1955年，就出事了。 1955年，余先生正担任我们班的课程，我是课代表。一天下午，我到余先生家送同学们的作业，进门后叫了好几声，余师母才下楼，气色很不好，淡淡地说：“余先生出去了，你把作业放下吧。”其实正是那一天，余先生被捕了，听说家里还有公安埋伏着准备逮捕同党。不过我是过后才知道的，好在我一进门就说是来交作业的，才没有被当作余先生的同党抓走。那时由反胡风集团而引发了全国性的肃反运动，此类事情时有发生，也并不奇怪。约有一年多之后，余先生又回到系里，据说是涉嫌杨帆案件，但查不出什么，就放回来了。潘汉年、杨帆事件本是一件冤案，余先生因为做过杨帆的老师和上级而被捕，就更冤了。其实，余先生是很热爱新中国的。要不然，1949年初，他在英国讲学时，就不会谢绝英国的留请，毅然回国；也不会在解放军进军上海前夕，退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湾机票，决定留在大陆了。 回校之后，余先生给下面班级教“中国现代文学史”，仍是讲有关解放区文艺部分。这时，余先生已经失却昔日的风采，如履如临，战战兢兢，再也讲不好课了。后来调往上海戏剧学院，这本来可以发挥他的专长的，但是他已没有这份心情了，而且当时正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校方自然也不敢重用他。开始还让他讲授西洋戏剧理论等课程，后来就调他到研究室，从事戏剧理论的翻译和有关教材的编写工作。但余先生还是努力从事，翻译了贝克的《戏剧技巧》等名著。而不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像余先生这样经历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被整得很惨。余先生胆子小，不敢抗争，日子就更难过了。听说有一次下乡劳动回来，他跟余师母说很想吃肉，余师母把全家所有肉票集中起来买了肉，做他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他吃，但余先生将肉夹到嘴边却放回碗里，不敢吃，余师母问他为何不吃，他说回来时监督小组吩咐过，不准吃肉，如果他们知道我回家吃肉，又要打我了。 他没有熬到“文革”结束，在1970年就去世了。
第二部分月亮上的顽石——记孙大雨先生（图）
我在《文学报》上发表记叙方令孺、余上沅二位老师的文章《复旦的新月》之后，即有朋友对我说：外文系还有一轮新月，也应该写一写。他指的是孙大雨先生。 是的，孙大雨先生也是新月派，但他不是柔和的月光，而是月亮上的顽石，其硬无比，殊堪敬佩。 孙大雨（字子潜）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颇有诗名。他与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杨世恩（子惠）合称“清华四子”，后来都加入了新月社，所以又称“新月四子”。孙大雨不但从事诗歌创作，而且在理论上亦自有主张。大概是受到他的学长闻一多的影响，他也大力提倡现代格律诗，但具体见解又与闻一多有所不同。闻一多有“三美”说，认为诗歌不但应有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而且还要有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孙大雨则觉得这会导致形式化的倾向，他另外根据语言节奏原理，提出了音组理论。他不但将此种理论付诸创作实践，而且还用来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写的原是诗剧，但我们常见的朱生豪译本、曹未风译本，以及台湾的梁实秋译本，都是化为散文体了，只有孙大雨是用格律诗体来翻译的。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一个译本《黎琊王》（上下二册，今译《李尔王》），还有连载在《复旦学报》上的长篇论文《诗歌的格律》，但因弄不懂他的“音组”、“音步”理论，只好囫囵吞枣地翻过去。我想，弄不懂他理论的人大概不少，所以他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名气，似乎只有圈内人知道；而孙大雨之所以声名远扬，有一段时期弄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团体，大多数成员是欧美留学生，他们的政治倾向可想而知。但经过抗日战争的磨难，特别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们之间分化很大。毛泽东在唤醒“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文章中所称颂的那位“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闻一多，就是新月派成员。其实，第二条战线不仅在昆明展开，而且在上海也很活跃；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手枪的，也远不止闻一多一个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产生，就是第二条战线的产物，这个组织一成立即与蒋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孙大雨是大教联的活跃分子，在反蒋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大教联那封致美国特使魏特迈的英文信，就是孙大雨起草的，据说此信很起了些作用，促使魏特迈注意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并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指责。 因为有这么点历史功绩，建国初期领导上对于孙大雨还是比较重视的，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让他当了小组长。这个官儿虽然不能算大，却也表示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因为大部分教师都处于被审查地位，所以小组长的位置也就显得相当的突出了。但这之后，他与领导层就日见疏离以至于对立了。我曾向外文系的朋友打听个中原因，他们也说不清其间具体的过节，只知孙大雨当时反对“李、全、杨”甚为激烈。李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正文，全是西方哲学史教授全增嘏，杨是外文系系主任杨岂深。推论起来大概与位置的安排有关。全增嘏曾当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现在照样受到重视；杨岂深与前校长章益关系密切，时常出入章公馆，被指责为“公馆派”，现在却做了外文系系主任；而孙大雨自己呢，则被冷落在一边。他受不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认为都是党委书记李正文搞的鬼，所以就情绪对立起来。其实，这种人事安排也是势所必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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