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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白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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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日本和中国都是在两高冲击下被迫开放的,两个国家是在一条起跑线上,跑了几十年后中国被甩在了后头。中国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而日本却成为了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帝国主义,这又是怎么回事?”
王晓秋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比中国的戊戌变法早一些,但总体上还是在一个历史时期。日本成功了,中国失败了。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基本上偿失了自主改革的机会,也偿失了19世纪的最后一次崛起机会。日本改革摆脱了殖民统治,走向了资本主义‘脱亚入欧’,和欧列强并驾齐驱了。”
我问:“你能具体地谈谈的这是为什么吗?”
王晓秋答,“成败一个主要因素还是政权问题。中国的维新派没有真正掌握政权。光绪皇帝本人没有实权,他身边的人大部分是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都是知识分子。真正撑权的人是慈禧周围的贵族官僚。再者就是旧的势力太大。按严复的话说,新旧势力之比是千与一之比。旧势力都反对改革。以慈禧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反对就不必说了。当时改革要裁衙门,衙门的官僚就反对,有人造谣说康有为要把六部衙门全裁了。结果京城的官慌慌不可终日。军队也反对,当时要裁绿营呀!八旗子弟也反对,康有为认为八旗子弟整天玩鸟斗狗,是浪废国家财产,让自谋生路。还有书生也反对。康有为看到了科举的危害,他要废科举。可是那些旧书先生只会做八股,求功名,这就废了他们的出路。所以以旧文人就喊出了‘杀康、梁以谢天下’的口号。还一个失败的原因就是变法急于求成。戊戌维新103天的改革,下了二百多项命令。把改革困难看得不足,太乐观。康有为见光绪皇帝时说,西方改革三百年成,日本改革三十年成,中国改革有你这英明的皇帝三年就可成。这一方面是吹捧,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太乐观,认为改革易如反掌。还有一个革新者不会找同盟军。洋务派那些人开始是赞成改革的,李鸿章、张之洞开始还绢钱。康有为却把他们拒之门外,说李鸿章名声太臭。张之洞是儒学大师,他最烦康有为大谈”孔子改制“。这本来是学术问题你可以先摆在一边,康有为偏偏咬住不放,结果和张之洞闹翻了,后来张之洞不是写《劝学篇》反对改革吗?”
“反对来看人家日本,维新派掌握实权,而且都是少壮派,年轻有为,曾经都是武士。核心人物全体出动到欧洲考察。康有为也劝光绪皇帝到西方考察,结果遭到骂名,说是想害死皇上。后来有个考察团出国,团长是个美国人,也就是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看看风景而已。日本考察团走了一年多,走了欧美十二个国家,详细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而且每个考察人员都有分工。日本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叫‘富国强兵,文明开化,资产兴业’。全面进行了改革,而中国呢?搞的是‘中体两用’。只接受物质技术的。康有为也提出了制度上的改革,但很慢,最初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年,也只停留在物质上,最多搞了个海军。”
“所以,我们应研究国外的改革经验教训,他山现在之石可以攻击;回头再看看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现在: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
回顾历史再看看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要认清世界的潮流。现在是21世纪了,国际化、全球化。我们如何用历史的眼光看清这一点呢?
“过去我们讲近代史主要讲‘革命’,太平大国、辛亥革命……好象统治阶级搞的变法、改革都是不彻底的,都是一种改良,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是反动的,落后的,不去研究。其实,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历史上统治者的改革,因为现在我们也是统治阶级了。”
“历史的车轮有两个轮子,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改革。缺一不可。革命是一时的,改革却是经常性的。革命成功了,打上了天下。今后主要要靠改革才能发展。历史上的教训成份要吸取,外国的改革经验我们也要学习。
“在改革中有些阶层有些人会有利益上的损害,有阵痛,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如今下岗了。这个时候要给他们补偿,改革是整个民族的事,不能让一部分人完全承担损失。要善安排他们,要给他们出路。当年康有为搞改革,一声令下让旗人自谋生路。当时,旗人都游手好闲贯了,怎么谋取生路,光靠救济也不行,要引导他们,发挥他们的潜力。特别是那些在改革中被抛到边缘的人和集团,要充分利用他们。世界是大家的。”
“另外,要抓教育,我们的教育还很落后。二战的日本是战败国,在一片废中,他们首先抓得是教育。韩国在朝鲜战争后也是首先抓的教育。历史上康有为他们也抓了教育,提出‘变法以人才,人才以学校为本’,建立了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看看作用多大,北大现今还在为中国培养人才。”
“我们现在的改革出现的问题也不少。经济改革已搞了二十年了,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的,这要和经济改革相配套才行。当然我们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国情稳扎稳打。大跃进就是急躁,超美赶美,结果呢?改革要求实效,不要指标,上面一赶,下面就开始造指标,这对国家没好处。”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启蒙:从新文化运动到人文精神重铸
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新的世纪来了,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的剑,在我们经济得到了发展的同时,一些人的思想却显得越来越贫乏,很多人没有精神支柱,信仰危机,面对这些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也是救国运动。我们该怎么办?
“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前进,必须要有自己的指导思想,人民要有自己的信仰,精神要有支柱。发展经济思想应当走在前头,这样才能发展在前头。”
“新文化运动首先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思想。当时世界上各种思潮都传播到了中国。这就面临着选择,最初连无政府主义也当成社会主义了。后来通过几次大的论战才弄清。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过去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认为就是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对立的。其实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他们也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的儒家思想的,他们还是提倡传统和外国的新思想结合起来。吸收外来的先进的,结合自己传统,进行溶合、溶化,建立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新思想。”
“如今,正是21世纪了,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中华民族应当有一个新的精神状态。当然,马克思主义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是,其它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也应当吸收进来,就象当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国门开放、思想解放,各种思想都引进来,通过了解,通过选择,对每一种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寻找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先进的思想。”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的交替阶段,新的还没树起来,旧的已跟不上了历史的潮流,被人的冷漠。思想上比较混乱。这就是所谓的新的信仰危机。老百姓思想贫乏,最后就是练法轮功,信邪教。现在已是到了提倡一种新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要倡导人的精神。”
“科教兴国这个口号提得好,但是要强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不能只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是一种指导思想,是一种理论基础。人的精神、情操靠先进技术是无法给予我们的,而这些东西恰恰是铸造一个民族灵魂最重要的东西。”
“在我们学习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同时,我们的人民也出现了道德的滑坡,吸毒、卖淫这些在中国已绝迹的东西又泛出陈渣。现在是西方有邪教,我们也有了,法轮功就是一例。”
“五四时期出现了一批大师,一批思想文化的大师,而今我们还没有大师。要有这样的土壤还环境才能培养出大师。要鼓励人们去思考,不能先教下一代去怎么做,还要教下一代为什么去这样做。”
王晓秋:历史是一面镜子未来: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吗?
“21世纪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的世纪。”
“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种看法是对世界认识不足。中国是世界的一员,应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不应把自己提到一个过高的地位。从历史上来看,有几种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一种是盲目自大,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中心,有一种‘华夷思想’,认为中国是华,其它都是夷,以华夏为中心。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美国人打进来时,道光皇帝还不知英国在何处?问大臣,英国有多大,是不是和俄国接壤。你看他一点地理知识都没有!”
“但是,也不能自装,洋务运动中,就有些人太自悲,亦步亦趋地跟着外国走。把人家的不要废品,过时的东西高价买回来了,这样怎么能赶上人家呢!永远也赶不上。”
“另外,盲目地排外也是要不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排外、禁洋。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烧。铁路要寸儿掉,电线要割了。义和国在1900年,刚好是100年前。”
“我们不能自大、自悲、盲目排外,我们还要做到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照搬日本的不行,戊戌维新就是照搬日本,结果失败。照搬苏联那一套也不行,由于过去我们照搬苏联,在一些方面我们现在还在吃苦头。所以说这各种倾向在历史上都是有教训的。中国特色这个提法非常好,我们的改革开放要找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进行。”
“我认为21世纪不应该是中国的世纪,甚至说是太平洋世纪也不合适。大西洋也正在发展。前几年都说太平洋世纪到来了,亚洲出现了四小龙,四小虎。一场金融风暴,虎呀龙呀都消失了。历史的发展是起伏迭荡的,在发展好的时候也要有忧患意识。我有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他们狂得很,中呀!觉得自己了不起,根本看不起中国。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不吭声了,金融风暴后,他们头也抬不起来了,有的跳楼自杀。所以无论是从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从世界上横向比,中国都应当保持一种清醒,扎扎实实地干自己的事。”
“一个国家把自己搞好不行,还要为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因为很多事已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了,比方环境问题,我中国污染了,酸雨照样下到你日本去。你东南亚经济危机了,我中国保持人民币不贬值,可以起到稳定作用。”
让全世界的人民都牵起手来,共同努力,共同发展,21世纪是世界人民的世纪。
一、藏书:以近代史为主,一些重要的著作和史料该有的都有了。由于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中日关系,所以我几次去日本买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另外,其它人文学科的都有兴趣,政治、法律都有一些。
二、最新著作:《戊戌维新与清未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1998年版,北大出版社。《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三、推荐书目:《寻找历史的迷底》,扬天石的,力求从史实的真实中探求历史的面貌。另一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利著,有三卷,把近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百姓生活、民俗的生活从细部作手,很有意思,一的读者都可以读。
四、所读的文学作品:早期有巴金的《家》《春》《秋》,钱钟收先生的《围城》都是好小说。另外周而复《上海的早晨》也写的不错。
青年一代读得少,读过的如张承志、贾至凸都,他们都很有才华。张承志是我们系出去的,据他说听过我的课。我记不得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王晓秋个人档案:
王晓秋,1942年上海市出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义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等十几部。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稳为快
49年,我们有136个市,现在有668个市。建制镇1978年有2000个,现在有18800个。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全国有2亿5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21世纪也是城市化的世纪。21世纪中叶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是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据1998年统计,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4%,约为3。7亿。实现现代化城市人口要占总人口的70%。我国人口封值将为16亿。那时我们的城市人口将近12亿。这么多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其衣、食、住、行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难题。
这样21世纪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此,我们采访了建设部总规划师陈为邦先生,看他如何规划我们的21世纪。
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不到50%,发达国家在70%以上,发展中国家平均在37%左右,我国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此,很多人都呼吁加快城市化水平。这种心情是好的,但是城市化水平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在五、六十年代我们也曾经大张旗鼓地搞过城市化。在1958年6月以前,全国各地招工要中央统一批准。后来放开了。58年6月之后的三年中城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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