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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白书-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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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鼓地搞过城市化。在1958年6月以前，全国各地招工要中央统一批准。后来放开了。58年6月之后的三年中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了3124万人，城市化水平一下就上去了，当时达到19％。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成了问题，1962年5月中央又决定精简职工，一年内减少1887万人，加上家属减少了2600万人。这么多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当时《人民日报》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认为在城里就是吃闲饭的。老百姓有顺口溜，叫“城市老爷，卫生部”。可见当时人们对城市的态度是有逆反心理的。
我们现在搞城市化要吸取过去的教训，目前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30％左右，根据国际一般的经验，达到30％之后，城市化会进入加速期，城市人口将急剧增长。达到70％后又放缓。目前我国正处在这个临界点上，即将加速。我们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0％，这意味着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每年将有1300万人口成为城市人口。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在这样一个急剧增长的加速期，我认为最好平缓一点，每年增长达到0。8％就非常不得了。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外国领导人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国是一艘非常大的船，在航行当中要稳，就是快。在转弯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中国这艘船太大了，有12亿人口在这艘船上，要城市化就会有五、六亿人口从农村走向城镇，特别在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正是这条大船转弯的时候，这么多人从船的这边走向那边，如果来的太急不翻船才怪呢！
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使我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五、六亿，这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我们要让这个大船平稳地行进，城市人口从现在的30％达到50％，60％，不造成社会的大动荡，了不起。现在每年的民工潮政府这么重视，就是求一个稳定。
另外，我们的城市化不能象西方国家那样集中在几个特大城市，比如：墨西哥，墨西哥城的人口是全国人口的一半，这在我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发展小城镇，叫“小城镇，大战略”。用小城镇容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我们的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中央现在提出开发西部，那么西部的发展要依托城市，要以城市为中心。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中国城市建设成绩裴然举世瞩目
城市化过程表现为城市规模的发展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比例只是一方面，同时还要看城市本身的现代化水平。这需要有一个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很快。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在这个期间我们建立起了自己的城市规划体系，并把城市规划纳入到法制化轨道。
49年，我们有136个市，现在有668个市。建制镇1978年有2000个，现在有18800个。值得提出的是深圳，人称“一夜城”呀！在短短的十年里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大城市，1979年深圳只有两万人，三平方公里，1999年达到400万人，320平方公里。深圳的城市总体规划在世界第20届建筑师大会上获奖。还有一批城市得到了联合国人居奖，象大连、珠海、厦门等。
九十年代后期，我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是2万亿，有一半在城市建设上。也就是说我国每年有一万亿的资金用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了。在近20年内我们建造了47亿平方米的城市住宅，在90年代后期，每年有3亿平方米的住宅峻工。98年达到4。7亿平方米。我们建成了几千个住宅小区。有些住宅小区的规划是非常成功的。甚至成了城市对外的窗口。比方说北京的恩济里，上海的三林苑小区是我国参加伊斯坦布尔人居一Ⅱ大会的示范小区。最近反映不错的是浙江湖洲市的白渔潭小区。环境是很优美的。很多小区还没有建成，就卖完了。北京正在兴建的回龙观的龙宛小区也是很不错的。
最关健的是我们的群众的规划意识，对住宅的环境意识都增强了。“为了阳光、百姓告状”的事时有发生。人们越来越注意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兰州的规划局长就成了被告。他先批准建一栋住宅，然后离住宅不到十米的地方又批了一栋综合楼，综合楼起了两层居民不干了。说是遮当了阳光。联名告状。这是一种进步。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城市建设问题很多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由于体制的原因出现了很多混乱的情况。首先是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数量很多，屡尽不止。简直可以称得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全国有2亿5千万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北京市有730万平方米。在50年大庆时加强了治理力度，拆除了430万平方米，广州拆了230万平方米、上海拆了100多万平方米。贵阳有一个违法建筑盖到城市主干道上面了。后来坚决拆除了解。损失2000多万元人民币，真让人心疼呀！西部贵州有多少贫困人口呀！把2000万元的房子拆了，你说老百姓骂不骂呀？可是不拆不行呀！不拆整个城市建设布局就乱了。
现在最难治理的是城乡结合部，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部。这些地区有大批农民盖的违法建筑，这些房子租给外地来打工的，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藏污纳垢，成了犯罪分子藏身的地方。打架的斗欧的，吸毒的，卖淫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们称之为“市区边缘溃症”。有些基层组织和企业之间有利益关系，去治里的时候交点罚款就算过去了，违法建筑就算合法了。利益趋动使一些基层政权组织不舍得下大力度管理。对于这个问题听说北京已把一些街道区办工业和政府脱钩了。
还有就是开发区的问题比较严重。开发区布局松散，用地浪废。全国有四千多个开发区，有一半以上都是随意搞的，有的镇上也在搞什么开发区。
大城市的中心区建筑密度过高也是一个问题。东方广场做为国庆的成就向世人展示，猛一看是挺气派的。但是从规划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成就。盖得太高太大，它的容积率是8，它超过我们的规划标准2。7倍。现在比原来的还好一点，原来设计的更高、更大，一直从麦当劳到菜市场。我们规划界不断反映，后来是一个妥协的产物，成了一个集装箱，从西往东高一点，高一点，又高一点。这那里是东方广场，这是东方大楼。
还有就是交通不畅。特别是北京，汽车塞车的时候，排放氮氧化物最多，所以叫“交通不畅，环境够呛。”
在北京人们批评最多的就是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妇女活动中心，交通部、海关大厦。什么原因呢？交通部、妇联、海关各有各的要求；建筑师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地产商尽可能多赚钱，这些要求交织在一起。这些建筑单独建立一个地方都不错，但盖在一起就要考虑相互关系。形象图出来后别的楼都是虚拟的，以自我为中心，其它楼都是配角。好啦，几个主角都站出来后就显得极不协调。这里面有有长官意志，高科技领导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建筑这种东西哪个领导都敢说话，就是用红的，就是用白的，你敢不听。搞东方广场时，当时的市长陈某人就一迫桌子说，就这样干，不赞成你回家。把我们北京市一个老总心脏病都气出来了，后来死了。因为城市规划没有绝对错和对的问题，只有好与不好的问题，而好与不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好不好只有让大家评价，而大家看到效果后都建成了，可是建成后不好也没办法了，你不能去扒了它。现在我们的市长管得细，连拉圾箱的颜色也管。
另外，我们的小城镇建设比较混乱。发达地区农民有了钱就盖房子，房子盖成什么样呢，有一句顺口溜叫：“室内大洋全，室外脏乱差，室内绣花鞋，室外穿雨鞋，新人进不去，死人出不来”。怎么样回事呢！就是结婚时新娘车开不进去，死了人连尸体也拉不出来。没规划，没路。在湖北有一个小城镇走了另一个极端，修了一条宽70米的大道，号称“楚天第一大道”。
区域建设也很够呛，长江下游三百多公里的地带有一百多个码头，江阴以下每公里都有一个码头。这都是浪废。有些地方没有水就靠路吃路，沿高速公路两边搞建设，还美其名曰“工业走廊”，“路边经济”。这也许只对那个具体企业有好处，但实际上是降低了交通效率，也不安全。把城市建设拉成条型，各种基础设施都无法跟上，同时也是一种浪废。
陈为邦：五十年城市发展反思我们的家园是花园
如何建设好我们未来的家园，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来讲有几个方面。首先要讲整体美，一个城市的设计是群体形象设计。一个街区，一条路，一个地段都要讲究一种整体美。然后是协调美，北京火车站那一片就属于不协调，所以难看。还有一种真实美，商业可以搞包装，城市不能搞单纯的外部包装，没有功能只是为了好看，这种设计非失败不可，所以要体现一个真实。
最重要的是自然美，要尊重自然，有山有水自然是美的，这是人的天性。北京花这么多钱制理水系就是为了使城市有水的滋润。
还有就是道路，道路是城市规划的骨架。道路合理布局，交通才方便，人们的生存才方便。
另外，要有广场。现在我们的广场建设有点热。有些求大。山车有个小城填，搞了一个广场和天安门差不多，连灯都是用的天安门广场上的那种华灯，显得不伦不类。广场要有绿化，否则人留不住。绿化不等于草坪，绿化是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结合的体系，在城市规划中叫点、线、面的体系。
点就是公园，线就是街道绿化，面是指整个城市。花园在城市中，城市在花园中。要搞草坪，但不能只有草坪。草坪很重要，但是草坪只是绿化的一种。
雕塑是城市一道风景，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比方深圳的“拓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失败的作品，成了雕塑垃圾。北方某城市搞了一个什么“明珠”。有四根不锈钢的柱子把一个不锈钢的球托起来。四周是政府、党委、人大、政协的办公所在地。由于这个城市经济搞得一团糟，老百姓就编着顺口溜骂，叫“四大班子顶个球”。在整个城市经济、文化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搞雕塑适得其反，雕塑是纯艺术化的东西，没有实际的用处，要搞就要是精品，拿出来就能站得住。否则只能遭老百姓骂。要画龙点晴，不能搞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我们要建设好我们的家园，搞城市的现代化就要和国际接轨。不能简单地把现代化看成是“高楼大厦，玻璃墨墙，立体交叉，汽车排成队。”要建立指标体系，从各个方面来考核。最终，我相信我们未来的家园一定会象我们小时候唱得儿歌那样。
我们的家园象花园。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象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蓝。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19岁，大冯这名子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60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你这么多的头衔，你最愿意别人称你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碎是见面寒暄的问侯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憾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96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96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五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的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五年拍了三万多张照片，请了100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已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12月份，天津有一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三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应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三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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