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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白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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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的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象，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六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阑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六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市城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六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六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的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都用的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廓’、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克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五十余种，各种译本三十余种。九十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其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与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96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了，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象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象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96年起，你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你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中国文化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思想文化，这其中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块是生活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文化。而维护封建保垒的就是封建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东西。儒家文化保护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社会2000年基本不变。封建社会要保持超稳定，他必须要创造一种文化来维持这种超稳定。中国的文化不能把世界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所以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虚伪功利的自圆其说的东西。五四时期要变革，要激话中国这个沉睡的狮子，结束中国社会的停止不前，要找原因自然而然地要朝着封建社会去。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家文化“孔家店”便成了首当其冲要砸烂的对象。
张：你的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五四那样的新文化运动。
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现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时期。今天的变革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很冷静，我们甚至把传统文化都忘却了。从媒体上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存在，有的是流行和时尚的文化。现在看来五四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粗躁了。鲁迅就认为一切古代的“四书”、“五经”、“古塔”、“玉佛”，通通都应该踩在脚下。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变革所需要的。需要一种激烈，一种激情，需要要解决单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就不应该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需要批评，需要思辨。
张：你刚才说我们今天处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是对的。五四时期我们要砸烂封建传统的束缚，激活睡狮，然后去迎接现代文明的春风，如今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去“阻击”流行和时尚对我们的侵蚀。
冯：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文化不可能单独地逃脱出来。全球化是高科技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给这种全球化注人激素。虽然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事，但它已经是不可逆的。谁拒绝它，谁最终一定会被日益加速的地球甩掉。全球化是一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文化的雏形已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它乘驾着比上帝还神通广大的高科技，通过市场管道，流通于国际市场，并成为地球上最具强势的文化主流。
张：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显然处在弱势，所以我提出保护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80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五代（一代十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50年来，我们再也没出现象陈寅恪，王国维，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所以中国文坛尽是些是非，报纸一登就是什么“胡风案”，“老舍之死”之类的。这和文化无关，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事。
张：现在媒体对文化仿佛也十分关注了，比如今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前不久老山墓考古的现场直播，这一些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好处。
冯：是的，完全可以利用电视的传播手段，利用互联网，但是要有一个主题。比方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我们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向老百姓介绍藏经洞是怎么回事。当然一些启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整个纪念活动没有主题。我认为敦煌学本身应当纪念。敦煌学将近一百年了，过去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敦煌文物在国内，敦煌研究在国外，那么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位置如何应当搞清楚。还有应当纪念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抢救敦煌文化中所做的贡献。中国所有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敦煌文化的保护。这1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他们真正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正气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当代知识分子有吗？你现在去敦煌看看，搞临摹的开始向老外买临摹画了，找自己的路子了。连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都没有了。
张：这是另一种“卖国求荣”，出卖文化换取实惠。
冯：我们这个民族是重物质的民族，做为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很薄弱。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追求现世报，今天磕头是为了明天抱孙子，儿媳妇生了个儿子，然后弄个猪头去还愿。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讲参惮顿悟的小成佛教，做为灵魂自我修为的在中国没有流行，只是在知识界里有些人去参惮。但是所谓普渡众生的大成佛教，拜佛能得到实惠的却在中国大为流行了。中国人把佛教改了，因为改了适合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么一个实际的民族，在当前面临以商品经济为后盾的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对胃口。因为流行文化是最实用的文化。
张：听你一席话，觉得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很悲观。
冯：是的，我十分悲观。为什么呢？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由哪个朝代的变迁是思想的变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后来儒家的思想变成儒教了，道家的思想变成道教了，和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关系。所谓的魏晋风骨，无非是追求个人的旷达和潇洒，这潇洒和旷达只不过表达个人的气质，这和思想无关。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追求自由的，只追求自在。因为自由是集体行为，是社会的，是要冒犯朝廷的，而自在是个人的。所以中国古代绘画中在唐之后就没有人物画了，都变成了山水，基本上是消极的，遁世的。知识分子能发挥的空间有限，思想影响的可能性也十分小。
张：刚才我们谈的都是问题，悲观也好，失望也好，但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不会轻言放弃。你不就是一个例子嘛，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上了。
冯：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中也有很多光辉灿烂的东西，但问题也很多。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发扬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这个课题已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了。不久前我曾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76％的华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已无法解决新一代文化人的思想问题了。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个新儒学，就是修改传统的儒家学说。比方：长尊幼卑，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东西吸收进来。虽然要尊重长辈，但长幼之间又是平等的。让年轻人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又适应了新的时代。
张：这是个办法，我们能这样做吗？
冯：中国不行。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传统还是被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我们却把儒家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对人的管理。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惯性来延续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没有支撑点，今天我可以听父亲的，明天我看了电影、电视，就可能造父亲的反，说电影里的“约翰”都不听爸爸的。
张：那么该怎么办呢？
冯：面对着传播方式给文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业和市场而操纵，国家间高层次的、有计划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对市场化的广泛的民间交流给予指导。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之际，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应该保持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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