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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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年轻人以出国为荣，有些家长在孩子上小学、中学时就送出国了，对这种现象有何评价？”　　　　
　　　　“出国深造留学我不反对，但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文化根基就出国，出国后就变成外国人了。一被异化了。我不赞成很小就把孩子送出国。中国已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比任何西方文化差。出国留学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但不能丢了文化根基。我十分爱我们的文字，几千年中国的统一靠的就是汉字。你流浪到广东去了，听不懂他们的话，只要用汉字‘告一个地状’，人家就会向你抻出援助之手，你就可以回家。这就是中国汉字的好处。假如是拼音文字，一个村两头的读音都不一样，发音随着时间也变化。中国地域广大，可能都说同样的语音吗？”　　　　
　　　　“现在台湾又搞了一套拼音来给汉字注音，你认为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越南和中国以前用同一种文字。越南成了法国殖民地之后，法国人首先灭了他们的文字，改为拼音。我们出国时在船上碰到一个越南人，他痛哭流涕地说本来我们同用一种文字，现在不同了。那个人姓吴，可是拼音一变就成了“鹅”了，我都不记得是什么声音了。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统一全国的保证，因为文字的统一保存了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无论成吉思汗还是满清王朝，他们统治中国之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这可以看出我们文化的生命力。现在台湾搞的这一套完全是在搞分裂。汉字现在已有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分了，如果注音方法再不一样，那就完了。我们要想统一祖国，统一文字是非常重要的。”　　　　
　　　　“我十分理解您的爱国之情，可是国内历来的政治运动让你们吃了不少苦，现在后悔吗？”　　　　
　　　　“没有什么后悔的，人话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现在许多年轻人出国就是为了挣钱享受。活着为什么？挣钱，然后花钱，花钱又挣钱，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　　　　
　　　　“你已是九十高龄的人了，你是怎么看得生与死的？你怕死吗？”　　　　
　　　　“生、老、病、死都不由自主。死，想必不会舒服。不过死完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我觉得有许多人也不一定怕死，只是怕死后寂寞，怕死后默默无闻，没人记得了。这个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


张岱年：直道而行直道而行

　　　　做为“当代中国十哲”之一的张岱年先生今年已91岁高龄了。他在27岁便完成了洋洋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继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卷）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之后的第三部极为重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张岱年的一生可用四个字概括之，曰：“直道而行”。据冯友兰为《张岱年文集》所作序中说，张岱年有个学生爱好篆刻，想送导师一枚闲章，问先生刻什么字好。张岱年说就刻“直道而行”四个字吗！冯友兰闻之感叹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　　　　
　　　　“直道而行”见孔子《论语》，就是耿直、刚毅、充满正气，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部随风转舵，坚持原则。　　　　
　　　　张岱年家住北京大学中关园一套十分普通的单元楼里。当我们按响门铃时，心也不由随着门铃声叮叮咚咚地跳得急了。听到有人答应，可是窸窸嗦嗦半天没人开门，正纳闷，门被打开了，一位老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由吃了一惊，先生居然亲自为我们开门！在采访张岱年之前曾翻阅过先生学生的一些回忆文章，说家中来客先生必亲自开门相迎。果然如此。先生将我们让进他的书房兼客厅内，我们一下便被满屋的书包围了。书架对书已没有了约束力。四处都是。顺着书架码起一层层的书籍、报刊和杂志。在屋的正中央有一个不大的小圆桌。年代久了，手一按便咯咯作响。这时先生从门厅那边过来了，慢慢地挪着步子，鞋子和水泥地板磨察着发出窸窸嗦嗦的声音。不长的一段路挪了好一会。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等开门等了这么久，那窸窸嗦嗦的声音正是他挪步的声音。我连忙起身去扶他，却见他坚定地向我摆了摆手，嘴里叨口念着，我行，我还行。其实，我们知道先生病了一年了，刚刚病情好转归家不久。等先生坐下来，我便问了第一个问题，可是他却听不见，这样我只有对着他喊。我喊出的问题是：你是如何对待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被我喊出来显得十分怪诞。既便如此他还是听不清，于是我只有写成纸条让他看了。这样先生手中捏着纸条，开始回答问题。他的回答显示着哲学家的睿智和思辩，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他始终盯着那小纸条，目光专注，仿佛所有答案都在那纸条上。为此摄影记者无论怎么转换角度也拍不出一张显示着他充满了智慧目光的照片。无奈中我只有从他的对面，移到他身边，趴在他耳边喊。他听到了，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我喊道：“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先生说：“咳咳……”我喊：“你可以点出他们的名子！”先生说：“咳咳……”于是我只有住口，也许他正进入一种回忆。果然，不久他便开口说话了。先生说：“在学术方面有两个20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对我影响比较大，一个是罗素，一个是怀德海。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怀德海的过程哲学一直影响着我。怀德海的过程哲学认为世界的存在就是一个过程，过程才是最根本的。我最佩服的哲学家是恩格斯，另外还有马克思和列宁。”　　　　
　　　　“一方面我赞成罗素、怀德海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我又赞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辩证法，再结合中国的优秀哲学传统，来发展当代的中国哲学”。　　　　
　　　　“那么中国当代学者谁对你影响比较大呢？”我喊，我喊。　　　　
　　　　“一个是冯友兰，另一个是张申府。张申府是我的一个老兄，他赞同唯物论，又赞成罗素的分析方法。我同意他把唯物论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哲学观点。他常讲一句话，‘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要把列宁、罗素、孔子三种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可惜他没写出书来。我这一生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个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一个是研究哲学理论问题，另一个是研究文化问题。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所用的分析方法上，我和冯友兰先生的观点比较一致。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冯友兰先生有比较大的区别。他赞同心理学，其实就是客观唯心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后来他放弃这种思想，接受唯物论了。在哲学理论方面我和张申府比较一致。”　　　　
　　　　“那么一生中你最遗憾的事件是什么？”　　　　
　　　　“我一生中最遗憾的事就是在57年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戴了右派帽子，经过5年才摘帽，摘了也不行，到79年才改正。”张岱年提起这段往事不由笑出声来，我正觉诧异，他脸上却露出了遗憾。“可惜呀？20年中我什么工作也不许做。从50岁到70岁20年里光阴虚度。咳咳……从70岁到90岁又做了20年的工作，可惜精力差多了。”　　　　
　　　　“那么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呢？”　　　　
　　　　“那就是我早年从北师大刚毕业，经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推荐，到清华当助教。这是很幸运的事。一个大学本科生毕业就能上讲台，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所以我很感谢冯先生和金先生。”　　　　
　　　　“你桃李满天下，那么谁是你最得意的门生呢？”　　　　
　　　　“有好几个，一个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叫程宜山。文革前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他家境贫寒，为人忠厚老实，学习十分刻苦。搞起研究工作不要命，49岁那年就去世了。可惜……咳咳”。先生说到这里顿住了，脸上泛起暗然之光。“还有几个老学生，一个是清华的教授刘鄂培，还有一个叫李存山。李存山对我的思想比较了解，现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主编。另外，衷尔钜也不错，是我的第一位研究生。”在点了几个人的名后，先生又停了下来。末了，他说：“我有一个学生最让我放心不下。”我问：“谁呀？”先生说：“他叫范学德。”先生说到这个名子时目光一下投向了窗外。先生说：“89风波时，有人说他到了天安门，其实他没去天安门。当时他刚好从沈阳派到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他被开除了党籍。他本来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受了这个打击后，他到了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了。他现在在美国四处传教。”　　　　
　　　　“对此事你如何评价？”　　　　
　　　　“我认为沈阳方面应把此事调查清楚后再处理，这是一个好党员。”　　　　
　　　　　“你弟子信了基督教，你认为是正确的吗？”　　　　
　　　　“我认为他是无可奈何。为什么信教，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也不太了解，后来他成了一个虔城的基督徒了，我认为这件事很可悲。”　　　　
　　　　“为什么一个人无可奈何了就皈依宗教呢？”　　　　
　　　　“宗教这东西，马克思说是邪片。确实是的。我到现在还是相信唯物论，不相信上帝。”　　　　
　　　　“即然宗教是鸦片，那为什么不禁止，却提倡宗教自由呢？”　　　　
　　　　“马克思说宗教是鸦片，可他也认为宗教取消不了。人类一时还离不开宗教，还不能强制取消。”　　　　
　　　　“为什么？”　　　　
　　　　“人类本身有许多问题，这是人类的自自弱点决定的。从唯物论的观点来看，没有证据证明有上帝。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每天晚上要跪着向上帝祷告，通过祷告心里就有一种安慰。我的学生范学德也劝我信教，说祷告真解决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如果真有上帝这个世界就不会这么矛盾重重，乱七八糟，相信上帝没有社会的理由。”　　　　
　　　　“你不信上帝，你信佛吗？你认为有轮回吗？”　　　　
　　　　“我认为没有轮回。佛教的轮回是胡说八道。这一点我赞同孔子，根本不谈死后问题，不讲轮回，只讲人生的义务。这一点儒家比较高明。”　　　　
　　　　“请谈谈你对生与死的思考？”　　　　
　　　　“宋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张载，他说。活着的时候，努力按着道理做事，死后就能得到安宁。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很深刻。其实，也无所谓安宁，死了也就完了。有生必有死，这是一个必然。这是自然规律。庄子也说过，在生的时候尽力做好。死，顺其自然。反正一个人无论活到多大岁数早晚要死。”　　　　
　　　　“你怕死吗？”　　　　
　　　　这样问一个90多岁的老人多少有些唐突。我正后悔，先生却爽朗地笑了。这是他第二次笑了。他说：“我就是希望死不要太痛苦，平平安安的就死了，那就好了。北大有了老教授才活了83岁，得了肺癌受了半年罪才死。我的老兄张申府死的时候什么痛苦也没有，得了感冒才两天就死了，活了93岁”。　　　　
　　　　“谈一下你的老伴好吗？”　　　　
　　　　“老伴对我帮助很大，我写起文章来什么也不管，生活全靠老伴来维持。原先身体好时我还帮助买菜。这一点和冯友兰不一样，他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他只看书写文章上课，家务全靠老伴。现在我也买不动菜了，全靠老伴了。老伴和我同岁，可身体比我好。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完全可以写文章和做学问。可她却为我放弃了。为我牺性了一切。”说到这里他顿了顿，脸色歉然。　　　　
　　　　“你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大学毕业后。她还比我早一年毕业。在大学时我是一个不守规距的学生。学分不够，后来就补了一年学。她是1932年毕业，我是1933年毕业”。　　　　
　　　　据冯友兰在《张岱年文集》序中记录。张岱年中学毕业曾同时被清华和北师大录取，后因不习惯清华的军训，从清华退学到北师大就读。这样张岱年便成了冯友兰堂妹冯让兰的同学，两人相识。张岱年毕业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助教，后张岱年和冯让兰结婚。　　　　
　　　　“你能谈谈爱情观吗？”　　　　
　　　　“我认为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则要闹矛盾。一个人的一生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　　　　
　　　　“罗素一生结过四次婚，可谓是不专一吧！可是他却成了大哲学家。如何解释？”　　　　
　　　　“罗素是哲学家，但他又是文学家，文学家都是比较浪漫的，罗素最后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谈到这一点张岱年开怀大笑起来。没想到91岁的老人还如此机智。　　　　
　　　　“现在已是网络时代了，你对这个时代怎么看？”　　　　
　　　　“我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到现在我也没去买电脑。我是旧时代的人，不赶那时髦了。”　　　　
　　　　我和张岱年先生的对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我和他靠得那么近，我时不时闻到他身上有一股檀香味。这种气味就象长期保存在图书馆里线装书的气味，古色古香，给了人一种历史感。由于他耳背，每一次问话我都趴在他耳边喊，我觉自己象一个不懂事的孙儿，缠着他问这问那的。我的这些问题在他看来肯定显得又幼稚又可笑，可是，他却十分有兴致地回答了我。他几乎是每问必答，显示了他的直率。这使我不由想起了他的人生格言——直道而行。


张岱年：直道而行张岱年自述

　　　　我是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因为我已发表了很多文章，所以清华大学哲学系聘我为助教。七·七事变，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随校南迁，资格比较浅的助教留在了北京。我闭户不出，和敌伪没有联系。1943年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鞏先生，听说我写出了《中国哲学大纲》，他聘我到中国大学讲课，并将书稿印成讲义。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清华大学复课，聘我为副教授，1951年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1954~1955年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讲授中国哲学史。由冯友兰讲第一学期，我讲第二学期。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