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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白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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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年把你从四川调到北京，就是因为你的《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也算是组织上对你的重视吧！红学界的一些事是应该和你分不开的。”
“可是，我调京之后，当年的十月就是批俞批胡运动的开始，我一步步地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以后所有红学界的事情不但不是我主持，我连知道的权力都没有，我是靠边站的。可是，不明真象的人，特别是学术界的一些人仍然认为我当初调来主持红学的一切。为此对我有很大的误解，有很多事认为是我干的，让我有嘴说不清。还有一点就是我和红学界的一些所谓红学家没有共同语言。”
“一部《红楼梦》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和我们新中国政治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抛开对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够让人深思的。你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红学的位置是由毛主席提高的，这事人人谐知。没有毛主席这部所谓的爱情小说还不知道是什么命运呢！解放以后红学的发展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没有毛主席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批俞批胡也是毛主席倡导的，但是运动扩大化了，有些一发而不可收。这已不是红学的问题了，这是学术思想的大运动。震惊了世界。”
“《红楼梦》不但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影响深远，同时也影响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有这样大的影响。”
“是的，《红楼梦》这种普遍地被重视、爱好、谈论、研究、表现、表演，这已不是简单一部书的问题了，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可称其为红楼梦现学。这种现象不仅包含了对它的研究，还包含了许多红学研究者，也包含了红学界这个特殊的团体。这种现象的根本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周汝昌的红与黑生命靠生命维持
“刚才我们谈论的大多是一些学术性话题，我现在想问一点你个人的问题。你的一生可谓是大起大落，由红变黑，有黑变红，你能否谈一下在你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是什么？”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真正的大悲痛是和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的。”
周汝昌说到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我望着他，默默地体会着他说的那种痛。过了一会他说：“你刚才问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回忆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珍珠港事变后，日本人把燕京大学封了，把学生遣散了，当时辅仁大学登出广告招编，很多同学都去了，很多同学为了求学都去了！我坚决没去，回到了天津老家，回到老家也不安宁，当地有一个叫新民会的汉奸组织专门搜罗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为他们服务，我当时只有藏在地窖里。我的老家离天津市四、五十里，属于一个大镇。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当地唯一的一个小学，教师领着一队小学生打着新制的太阳旗去村口去迎接日本驻军。那小太阳旗是用白纸制的，就是一张白纸中间用红墨水画了一个红圈圈。当时在阳光下，小学生手中的小太阳旗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时我欲哭无泪，欲喊不能，一种绝望，一种痛让我无法言表。我觉得我当时的心在流血，心都碎了。所以今天你问我最痛苦的记忆，那伤口一下便被触动了。唉——”
周汝昌的痛是我们民族的痛，他的伤也是我们民族的旧伤，民族的大悲痛绝不能也不会再重演。我触动了我们心中共同的伤疤。眼前的老人几乎被一种痛苦的回忆 攫住了，为了改变一下他的情绪，我连忙又问：“一生中让你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我1968年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差不多一年后，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去了11个月。由于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让我看菜园子。夜里4点起，满天星斗，柱着一个竹杆，淌着过膝的水，到一个大湖堤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菜地的情况。当时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站在堤上仰望东方，见启明星亮了，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太阳一点一点出来，充满了一种希望。当时我看到这个景象觉得十分特别，我突然对自己有了一种信心，觉得自己的前途也会象早晨的太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天亮后我被换回去，走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同志对我说，队部让你去一趟。当时我心中咯噔一下，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错误，害怕。去了队部，头头对我说，北京工作需要你，要调你回去。我当时一点都不敢相信。接着头头又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可以不劳动了，你收拾东西吧！愿意那天走和我们联系。我一听这不是一步登天嘛！到总部去拿公函，走在路上晃晃悠悠的象在梦里，连人家给我打招呼也听不到了。公函拿到一看，天哪！是周总理办公厅给湖北军区司令的书电，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这是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至今我还保存着专电的复制件。由此我一下又从黑人变成了红人。在回北京的路上，连服务员都给我配好了。那是1970年9月5日，这是我的纪念日，是周总理调我回来的。当时我一点也不知怎么回事，外面风传我和周总理有联系，这不是胡说吗！我一个小民当时那能和周总理联系上呀！”
我被周汝昌大起大落的经历弄得目瞪口呆后，面对眼前的耄耋老人，我问了一个十分坚锐的问题：“您今年已是82岁的高龄了，你是怎么看待生与死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多活几年。不是贪生怕死。像我这样一个又聋又瞎的人积累一些学时很艰苦。刚积累了一些东西，人刚成熟，理解认识刚开始深刻了，可是已到了快结束生命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不幸，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我认为人应多活几年，只有这样才能给后人多做一些贡献。我对生命的理解是一个综合性的，主要是精神智力，而不是纯自然的生命。其实延长一个纯生理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因为任何生命都是靠生命来维持的。动物的弱肉强食是靠弱小生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人类也一样，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是生命。米、麦、豆、蔬菜以及一切植物的根、茎、花朵都包含了生命力。肉食就更不用说了都是动物的生命。这是很残酷的。你的生命是靠无数的生命来延续的，认为自己的生命宝贵，其它生命就该结束，这是最自私的认识。所以说活着就要做贡献，否则你是在浪废生命。说到我自己，我是留恋人间事的。虽然我的一生有那么艰难困苦，有那么多不如意，特别是我现在耳聋眼瞎的。我现在半只眼睛拼命干，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完的工作，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我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人的生命不是到他身体死亡为止，用另外一个方式还可以延续，还可以做贡献。因为他死后思想还存在，他还有弟子、子女做为他的继承人，他还有著作存于世。”
黄苗子：笑面人生一对夫妻书画合一
黄苗子的笑是比较著名的。著名传记作家李辉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苗子爱笑，郁风也爱笑，笑得清脆，笑得爽朗，永远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美好的，快乐的，甚至苦难。微笑的人眼睛里没有阴影，哪怕心里有过阴影，微笑的人眼是在发现美，哪怕丑恶环绕在身边。微笑的人，在大自然，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美丽，因为他们有艺术家的心灵，有艺术家的热情。他们微笑着面对一切，他们微笑着用艺术充实生命，这样，艺术也就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景象。”
黄苗子已是88岁的耄耄老人了，说到黄苗子就不能不提郁风。这一对老夫妻风风雨雨几十年，一个书，一个画。他书中有她画配；她画中有他书和，书中有画，画中有书，成为中国美术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
在采访黄苗子时他让我欣赏了他和郁风合作的一幅作品。画是郁风的山水，由黄苗子题书，整幅作品天衣无缝，浑然一体。我说：“书和画在中国美术中合一的，你们一个为书，一个为画，正巧又是一对夫妻，从艺术到生活，你们是如何配合的？”
黄苗子说：“在中国四、五世纪就提到书、画同源。也就是说书法和绘画是一个源流。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用的都是毛笔，这一点外国人不太一样。工具都是相同的，用笔的方法也通，都是讲线条讲气韵的，用墨、用纸都是一样的，它的来源也通，都是从美的感受出发。中国画是半抽象画，不象西洋画是很工细的。这种半抽象和字的来源一样，汉字象形文字。郁风的早年是画西洋画的，后来受父亲郁华和叔叔郁达夫影响，从西洋画转向中国画。郁风后来觉得中国画表达人的情感更细致。不过郁风的中国画已不是传流意义上的中国画了，从构图到色彩都有了西洋画的特点。我的书法也不同于传统的书法，有自己的风格，也受到了西方及现代的影响。因为一个现代人不可能没有现代的感受。我对现代书法没有反感。”
“也就是说你们的文化观念是相通的。”
“是的，但是我们各有各的风格，我画中国画和郁风的完全不同。我多一些传统，她多一些现代。”
“你们俩在事业上是一对很好的合作者，在生活上又是一对夫妻，这就有别于一般传统的中国家庭了。在中国如果先生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么妻子肯定要为此牺牲的，而你们一起成功了，你能谈谈其中的诀窍吗？”
“这也没什么诀窍，主要是我们的艺术观点和观念比较一致，这一点是我们结合的基础。我们结婚后她画的多，我画得很少，我是在六十岁之后才完全把心思放在绘画和书法上的。最早我是搞漫画的，三、四十年代我和叶浅予、丁聪在上海一起画漫画。”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郁风？”
“我认识郁风是在漫画俱乐部。当时她也画一些漫画。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在艺术上有共同语言。”
“就是说在漫画俱乐部产生了你们的浪漫故事（笑）。”
“（笑）是的。”
“两个搞艺术的生活在一起，日常家庭生活是如何处理的？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你们的家务肯定要自己做，谁做的多？”
“文革之后，我们从监狱里放出来后，郁风要上班，家务活我干的多，经常买菜做饭的。这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解决这些家务事，她解决不了，只有我解决了。家务活大家分着干干就完了”。
“那么你做饭是不是她就要洗碗（笑）？”
“那不一定，哈哈――有时候她忙，我不能让脏碗老摆在那里不管呀！”
黄苗子的笑十分有感染力。他的笑使昔日的苦难荡然无存。黄苗子和郁风在艺术上互相影响，在家庭生活中相濡以沫，简直是珠联璧合。可是在文革中他们又是互受牵连的一对。在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1958年他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黄苗子曾笑着打趣说，扛木头我不怕，我个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黄苗子被划为右派之后，郁风受到了牵连，每一次批判都少不了的，无论怎么革命都逃不脱当过国民党官太太的烙印。文革时，黄苗子和郁风曾坐牢七年，原来只是江清一句话，说郁风是特务。郁风是特务黄苗子当然也受牵连了。
我问：“当时让你们坐牢告诉你们罪状了吗？”
黄苗子又哈哈笑笑，说：“当时有人突然向我宣布，奉命逮捕。我问犯了什么罪，对方回答说你犯了什么罪自己最清楚，你等着吧，绝没有好下场”。
“就这样你被关了7年，一般的受迫害最多是下放到“五七干校”，你却真正坐了牢。”
“直接关进监狱听起来当然严重，但可以少挨一点打，这反而因祸得福。当时我和郁风是一起关进去的，同在一个监狱互相却不知道。”
无论在什么状态下黄苗子那颗热爱生活的心都没有变，他总是笑着面对强加给他的苦难，在发配北大荒时，他居然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可是这一切都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花园被捣毁，黄苗子受到批斗。
黄苗子说：“在那时候连刑事犯都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才是敌我矛盾”。
“现在说起这些挺滑稽。”
“是呀！现在终于熬过来了，有好多人没熬过来，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呀。我这一生做过苦力，当过囚犯，什么苦都吃了。”
“现在对这段历史你有何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逃过去，要是没有挨过整才奇怪了。”
“解放的时候为什么不离开大陆呢？”
“刚解放时爱国所以不想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也太让人失望了，虽然我当时是国民党的官，但我却不愿和国民党走。”
“当时你加入国民党了吗？”
“我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我在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做了大官，有花园洋房，上、下班有车接送。”
“你是一个书法家，当时学的也不是财经，怎么在财政部当了官呢？”
“这是因为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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