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白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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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在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既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纠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纠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慌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要活不成，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一位九十高龄的老人，在病中。“死亡”也许是他最忌讳的话题。可是他谈得是那样坦然，那样深刻。我想只有把生与死彻底悟透了的“得道高僧”才会有如此达观的心态。　　　　
　　　　


张中行：绝不宽恕文人多情

　　　　我问：“在死之前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象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你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你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是情人，你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你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你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你这样看中男女之情，你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得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你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你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杨沫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参不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谦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么感情呢？”　　　　
　　　　　　　　“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文革时杨沫单位的人来外调，希望他说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后来这个材料杨沫看到了，还写信表示感谢。　　　　
　　　　“在你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十七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象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你家乡，直到八十年代才去世，对于她你是否有话可说？”　　　　
　　　　“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你能谈你现在的夫人吗？”　　　　
　　　　“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坦然处之。”　　　　
　　　　“你有四个女儿，三代毕业于北大，你认为新北大和老北大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我二女儿、二女婿，四女儿、四女婿，三女儿的女儿，四女儿的女儿加我一共有七个人毕业于北大。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　　　　
　　　　


张中行：绝不宽恕教人不信

　　　　“你认为一个人影响一个时代这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过古来如此。谁拿到政权了谁就说了算。”　　　　
　　　　“你认为教育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德国的小学教课书说打败拿破伦完全是德国人的力量；英国的小学教课书说打败拿破伦是英国人的力量。罗素主张把这两种小学教科书放到一块让孩子念。有人就担心，说你这样让孩子信什么呢？罗素说，你教的学生他不信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　　　　
　　　　“你的一生‘多疑’、‘存疑’从来不信什么，一生无信仰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人什么都不信也很难。”　　　　
　　　　“你信什么？”　　　　
　　　　“有些不明确表示出来的其实也是信。比方活着比死好，每个人都相信。”　　　　
　　　　“你相信‘生命的价值’是吗？”　　　　
　　　　“是的。其实不信很难。不说别的，不信宣传那就很不容易。我好象记得也是罗素说的，英国人问他谁最伟大，他回答的很简单，说谁能杀我谁最伟大。是呀，不只是英国人，哪个国家的人都是这样，相信伟大的人物都能杀人。”　　　　
　　　　“你说的不信，首先是建立在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吧！一个无知的人他无法去不信。因为一个无知的人无法对一切事物作出判断，不能判断他如何去不信。”　　　　
　　　　“是的，要达到不信了，教育也就成功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　　　　
　　　　“你认为中国人有信仰吗？或者说有宗教信仰吗？”　　　　
　　　　“中国人过去没有宗教信仰，严格按西方的宗教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只有巫术，没有宗教。中国人讲实惠，让得到好处我才相信，才会感激，这是巫术。这和基督教不同。基督教认为得到实惠了，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没有得到实惠，不幸，是上帝在考验我，还得好好修炼。”　　　　
　　　　“你是共产党员吗？”　　　　
　　　　“不是，人家知道我这思想不可救药，人家不会要我。”　　　　
　　　　“你想过加入共产党吗？”　　　　
　　　　“我是任何党派不加入，为保留自己一点自由。”　　　　
　　　　“你是不是认为自由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拿儒家的话说我认为最重要是‘心之所安’。信什么不信什么要受内心的指引，心里认为应该信那就信，这就是心之所安。如果你明明不信，是为了某一种目的，逼着自己去信，那就不是心之所安了。这种信仰是一种假信，为了个人私利。有些人也许不是为了私利，但他也不是内心真信，只是听到了宣传，盲目地跟着走。罗素有一本书叫《怀疑论集》年轻人都应该看看。”　　　　
　　　　“总结一生你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合适？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　　　　
　　　　“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　　　　
　　　　“你一生最满意的著作是什么？”　　　　
　　　　“最用力的是《顺生论》。”　　　　
　　　　“在五四前后中国产生了一批文学大家，比方鲁迅他们。可是1949年之后却没有产生一位能望鲁迅之项背的，这是怎么回事？”　　　　
　　　　“人若是只遵命，上面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当然就产生不了大家。特别在文革时期，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哲学，不允许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这怎么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　　　　
　　　　“这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祖光曾当面跟我讲，曹禺一次因病住院，打电话让他去。他去了两人谈得很深。曹禺认为这些年没有一点成就，是混过来的。吴祖光说，我看你这些年就是太听话了。曹禺一听从病床上跳起来，拍案大叫，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太对了。”　　　　
　　　　“太听话了，说的再明白一些就是太信了。”　　　　
　　　　“所以我给现代年轻人一个忠告，这就是多念书，少信宣传。学问往上看，享受往下看。”　　　　
　　　　在采访张中行先生之前，我曾见到由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时，季先生用了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季先生的这段话可用四个字概括之，叫“文如其人。”我曾读过张中行先生的文章，如今又有幸和张中行先生面对面交谈。我真正见识到了什么叫文如其人。他平和、但平和中却有激情；他不信，但不信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之上的；他温情，却柔中见刚；他谈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犟。在采访张中行先生时，我曾临时问了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结束了我的采访。　　　　
　　　　我问：“在你一生中你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他答：“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如果他（她）忏悔了呢？”　　　　
　　　　“忏悔应有具体表示呀？其实忏悔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已经死了怎么忏悔。多少次运动给人家戴帽子，后来他说给人家戴帽子不应该。不应该就算了，你已把人家整得家破人亡了，你说不应该又能怎么样。”　　　　
　　　　“除了这种因政治运动而整人之事，还有什么事不能原谅？”　　　　
　　　　“有些事会影响一生，让你无法原谅和宽恕。”？　　　　
　　　　“什么事影响了你的一生？”　　　　
　　　　“不好说……”　　　　
　　　　“那你一生中有内疚的事吗？”　　　　
　　　　“谈不上内疚。但人一生做那么事哪能样样都对。如果做得不对，心里自然不会坦然。”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出你认为比较内疚的一件事？”　　　　
　　　　“我举不出来。我一生中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对不起人的事。”　　　　
　　　　


贾兰坡：怀念野外家中无古董

　　　　贾兰坡说他怀念野外，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和没去过的地方。贾兰坡说这番话是在2001年的早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九十高龄的贾兰坡坐在他家的小会客室内接受我采访。当时，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他也许看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身背行囊，手提铁铲，在茫茫旷野中踽踽而行，寻找着古人类的足迹。后来，贾兰坡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