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7-大仲马俱乐部-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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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瞄了一下其他的档案，根据资料，大仲马在不同的时期曾雇用过52位写作的助手。其中有很多位最后都和大仲马关系决裂。但科尔索只对其中一个名字感兴趣：　　　　
　　　　奥吉斯特·马克（1813—1886年），是大仲马的19部小说和一些剧作的助手。主要作品有《基督山伯爵》、《红邸骑士》、《黑色郁金香》、《皇后的项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个火枪手》系列。他与大仲马的合作使他成名致富。大仲马死时完全破产，相反地，他安详地逝世于自己富丽堂皇的圣梅丝城堡中。其他不是与大仲马合作的个人，著作无一成名。　　　　
　　　　他跳到自传部分的注释查阅。有一段大仲马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　　　　
　　　　雨果、巴尔扎克、索里哀、德穆西和我都是大众通俗文学的创造者。我们也因此而得名，即使这是那么地容易……　　　　
　　　　……我揣摩史实的方式，就像一个人在参观历史遗迹时一样，必须踩在瓦砾堆中，沿着小径、钻进暗门，才能想像得出那建筑物当年的景况、听得到当时充满欢乐的笑声或悲痛的哀号声。　　　　
　　　　科尔索失去了耐性，关了屏幕，迷失在记忆的深处，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他站起身来在阴暗的房中踱步。然后，他把台灯转向，照向墙角放在地上的一堆书。他蹲下来拾起两册新版的大仲马《回忆录》，走回书桌前开始翻阅起来。有三张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其中一张大仲马坐着，从他的卷发和外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混血血统，他正微笑地望着伊莎贝尔·康斯坦——照片底下说明着，她成为他的情妇时才15岁；第二张是比较年长的大仲马和他的女儿玛莉。那时的他正处于事业的顶峰，在摄影师前的这位连载小说之父看来慈祥又喜悦；第三张，是最有趣也最有意义的一张，那时的他已65岁，头发斑白，但仍显得高大健壮，长礼服半开，露出圆滚滚的肚子，抱着爱达·梅肯——他最后的情妇之一。资料上写着：“除了沉迷神秘学和黑魔术之外，她也爱穿着极少的衣服和她生命中的大人物们照相……”照片中的她裸露着头颈、手臂和大腿，这在那个年代可算是十分伤风败俗的；而年轻的她只顾着注意镜头，将头依偎在老人强壮的肩上。至于他，从外貌就看得出来一辈子极尽逸乐留下的病态。臃肿的双颊明示他的享乐主义，那张嘴带着既满足又讽刺的表情。他那望着摄影师的眼里带着窃笑，像是有共谋的意味。那不端庄、火热的少女似乎把他当成自己的战利品一般地展示。他看来像是为了小女孩爱照相的癖好而让步。三年后他就死了，这个老风流。　　　　
　　　　科尔索打着呵欠盖上书，他手腕上那只常忘了上发条的表停在12点15分。他走向阳台，打开一扇，深吸一口夜里的冷冽空气。街道仍显得孤寂。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脸上有疤的男人（4）

　　　　一切都有点奇怪，他对自己说着，边走回桌前关掉电脑。他的眼睛停在手稿的文件夹上，机械性地打开它，再次翻看那15张有两种不同字体的手稿。11张蓝色的和四张白色的稿纸。“关于国王的健康，原本有过好些几乎令人绝望的消息……”他从地上的那堆书里挑出了一本厚重的有红色书皮的书，1988年版，书中汇集了《三个火枪手》系列的三部曲和瓦梭版的《基督山伯爵》，附版画。他在144页找到那篇《安茹产的葡萄酒》，开始读起来，一面和手边的手稿对照。除了一些印刷的小误，两篇文章是一模一样。在书中有墨利斯·雷落的插画。国王路易十三带着10000人的部队抵达了拉罗舍勒，在护卫队的前头是骑在马上的四位骑士，他们手里拿着火枪、戴着软帽、身着特来威勒护卫队的制服。无疑地，其中三位是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接驾的礼仪完成后，这四位好友立刻聚在一起。那时达太安没注意到酒是被米莱荻下了毒的。他曾经伪装成华德伯爵，钻进这个身为黎塞留红衣主教爪牙的女人床上，享受了一夜春宵。此外，他也发现了她的秘密——肩上百合的烙印，那是罪犯的象征。于是，她在所不惜地想置他于死地。第二幅插画画的就是替达太安当差的卜里斯蒙喝了毒酒后，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科尔索已经20年没有再翻过这本小说了，受到文字的魔力感染，他接下去看到三个火枪手和达太安讨论米莱荻的场景：　　　　
　　　　“好啊，”达太安向阿托斯说，“亲爱的朋友，您也看到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阿托斯摇摇头。　　　　
　　　　“没错，”他说，“我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您相信那是她吗？”　　　　
　　　　“毫无疑问。”　　　　
　　　　“坦白说，我仍然不敢确信。”　　　　
　　　　“但那朵烙在肩膀上的百合花呢？”　　　　
　　　　“也许她只是某个在法国犯过罪的英国女人，所以被烙上花印。”　　　　
　　　　“阿托斯，她就是您的妻子，”达太安接着又说，“您难道不记得这两个记号是多么相像？”　　　　
　　　　“然而我确信另一个已经死了，我明明把她吊死了。”　　　　
　　　　这一回轮到达太安摇头了，他说：　　　　
　　　　“不过，现在该怎么办呢？”　　　　
　　　　“一个人不能永远待在一柄悬在头顶上的剑底下苟活，”阿托斯说，“应该从这种困境中冲出去。”　　　　
　　　　“不过，怎样冲法？”　　　　
　　　　“您应该设法和她见面，要她说明自己的行为。您应当告诉她：‘讲和，不然就打仗！我用世家子弟的人格担保，永远不会说您的坏话，也不会做什么事来与您作对。您则应当发誓严守中立，尊重我。否则，我会找司法大臣、国王、刽子手，催促法庭来对付您，我会告发您是个受了烙印的人，我会把您送交审判。而且，倘若别人赦免您，我保证也会在大路上，如同宰一条疯狗似地宰掉您。’”　　　　
　　　　“这方法听起来很不错，”达太安说，“不过，怎么和她见面呢？”　　　　
　　　　更多的回忆涌现出来。他立刻抓住了在脑里一闪而过的熟悉影像。他这次终于在它消失前抓住了，又是那个在琳娜·泰耶菲家门前，穿深灰色制服坐在积架跑车中的司机；玛卡洛娃的店里出现过的家伙；在托雷多的巷子中差点撞上他的人……脸上有刀疤的人。是米莱荻唤醒了他的记忆。　　　　
　　　　他回想着，感到不解。突然间豁然开朗，他明白了。当然了，是米莱荻。在达太安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正从一辆四轮大马车里探出头来和一个男人在说话。科尔索迅速地翻着书，找到关于那男人的描述：　　　　
　　　　……那是一个40～45岁的人，一双锐利的黑眼睛，苍白的皮肤，很突出的鼻子，剪得整整齐齐的黑胡子……　　　　
　　　　是罗史伏尔，红衣主教的爪牙之一，达太安的敌人。也就是那个在第一章中让达太安挨一顿棍棒、抢走了他原本要给特来威勒队长看的介绍信和间接害他差点和三个火枪手们决斗的人……在联想起这些奇特的人物之后，科尔索诧异地搔搔头。这个罗史伏尔和在托雷多差点撞死他的司机有什么关联？然后他才想起了刀疤。刚看的那一段没提到刀疤，但他记得很清楚，罗史伏尔的脸上有个刀疤。他翻到第三章，达太安对特来威勒描述他的场景：　　　　
　　　　“请告诉我，”特来威勒继续说，“在那个世家子弟的太阳穴上，是不是有个小疤？”　　　　
　　　　“是的，像是一粒子弹擦过去弄出来的……”　　　　
　　　　太阳穴上的一个小疤。书上是这样写的，但科尔索觉得那个疤应该再大一点，而且不是在太阳穴上，而是在脸颊上，就像那个司机一样。他不解地想着，然后大笑起来。现在他的脑海里有了具体且有颜色的影像了，电影中的罗史伏尔是皮肤黝黑的，和小说中描述的肤色苍白不符。而且，那刀疤是整个从上到下划在他的右颊上的。可见影像的记忆是比文字的记忆要强多了，可怕的好莱坞。这让科尔索觉得有趣，却又令他战栗。　　　　
　　　　从拜访过琳娜·泰耶菲以来，他一直有种模糊的不安感。某些不论是现实或故事中的氛围和人物都以令他困惑的环节相扣着。大仲马和一本17世纪的书、恶魔和《三个火枪手》、米莱荻和宗教法庭的火刑……即使一切都显得荒谬和不实。　　　　
　　　　他关了灯，上床去睡觉。他过了一会儿才睡着，因为他甩不开那个影像，即使在黑暗中睁着眼也能看到。那是他20年前年轻的时候看过的书，那一直深藏在记忆中的影像如今具体成形了，而且几乎能用手摸到。那刀疤，罗史伏尔，红衣主教的爪牙。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1）

　　　　在火炉的面前，他保持当初在沙发里一模一样的坐姿。　　　　
　　　　——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克洛伊德的谋杀案》　　　　
　　　　这是我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科尔索再度来找我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他去葡萄牙的几天以前。据他说，那时他已经怀疑大仲马的手稿和《幽暗王国的九扇门》只是冰山的一角罢了，为了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必须去调查这两本书之间那如同死者泰耶菲手上打结的领带一样交缠的历史背景。这并不容易，我告诉他，文学领域里很难有清楚的分界线。所有的著作都与其他著作有某些关联，到最后成了镜子般的反射，或俄罗斯玩偶般彼此层层叠叠的文字游戏。胆敢去寻求其中的源头，或想从中架构出一套准则的人，若不是太过愚蠢，就是普通的文学研究者。至于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只会从书中去寻找答案，书本的记忆比我们人类好多了。　　　　
　　　　“罗史伏尔是《三个火枪手》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我对科尔索解释着，“他是红衣主教的助手，也是米莱荻的朋友，同时也是达太安树立的第一个敌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1625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默恩那个地方……当然了，我指的是故事中的达太安，而不是克尔琪尔斯·山多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中的那个真正存在过的达太安。不过罗史伏尔并没有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大仲马是从山多拉的另一本虚构的《罗史伏尔伯爵回忆录》中撷取这号人物来用的……有人说，他可能是罗史伏尔侯爵，也就是亨利·路易·阿罗尼，但这已经牵扯得太远了。”　　　　
　　　　我从茶会所在的咖啡厅里，望向窗外傍晚街道上的车流。我们身旁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桌上摆满了报纸、茶杯和正冒着烟的烟灰缸。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正走下坡路的画家、一位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女记者、一位舞台戏的演员和四五个坐在角落的学生，久久地目瞪口呆，看着我像望着上帝一样。在他们之间，科尔索穿着大衣，靠在窗玻璃上，喝着杜松子酒，不时地记着笔记。　　　　
　　　　“此外，”我接着说，“为了等着看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决斗，而从头到尾看完《三个火枪手》六十七章的读者们，最后都失望了。因为大仲马只用两三行字就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老是巧妙地为他们避开这个机会。在续集《20年后》一开始，作者就交代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而罗史伏尔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们已不再互相仇视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种只有在宿敌之间才有的奇异敬意。命运再度使他们为互相对立的两派人马奋战，只不过比从前多了一种友善的默契。罗史伏尔落入马札尼诺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监狱，参与了福伦德内乱，最后死在达太安的怀里——在一场混乱中，达太安没认出他来，失手一剑刺死了他……他对着达太安说：‘这是我的命运，我从你的三个剑伤中复原了，但我活不过你的第四个剑伤。’说完就死了。‘我刚杀死了一个老朋友。’达太安这么对波尔托说，这也就是他给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铭。”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热烈讨论。那位曾主演过《基督山伯爵》电视剧的过气小生，整个下午眼光都没离开过那名女记者，在画家和两位作家的鼓动之下，开始大谈他对剧中人物的回忆。我们就这样从大仲马谈到泽瓦科和保罗·费巴，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提到拉法叶·萨巴提尼的伟大。我记得还有人提到了胡里欧·维尼，但只是起哄的性质罢了。在这场有关剑术、英雄冒险小说的热烈讨论会中，维尼笔下那种缺乏灵魂的冷酷英雄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至于那位在周报中执笔某专栏的时髦女记者，她的文学知识只能从米兰·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缄默，惟有听到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人名、书名和轶事才松了一口气似地点头表示同意。在此同时，科尔索就像一贯静静等待的猎人一样，他以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慢慢地等待众人的讨论回到主题上。女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她认为冒险故事都太过肤浅，科尔索趁着众人处于窘迫的沉默中时，把话题再转回原点。　　　　
　　　　科尔索边咬着铅笔头的橡皮边问道：　　　　
　　　　“巴肯先生，您对于《三个火枪手》中罗史伏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着我，尤其是那些学生们，其中有两位女学生。我不懂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中，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开口，他们就目瞪口呆，一副准备聆听真理的模样。甚至于我在文学性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竟能对一些新进作家的命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没错，这真是荒谬极了，但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个愚人节，我随意地对那本一点都不怎么样的作品《我，奥南，寻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乱捧了一番。后来那本书不但大卖，还得了全国文学奖。为了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所谓的文学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三部分：脸上有疤的男人记忆（2）

　　　　“刚开始的时候，罗史伏尔是个敌人。”我说，“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剧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围绕着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恶魔般阴谋的爪牙，红衣主教暗中设的诡计，屡次让他们遭逢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