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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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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的缄默和微笑中了解他们,有时在餐桌上比在会议上更能够洞察到他们的思想。伊波马居斯就曾经说过,他仅仅是根据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时的步态,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不是一名优秀的角斗士。 如果在与别人的谈话中涉及到了学说,那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不过这个时候的学说本身也会一改通常情况下的那种威严以及不容置疑和令人厌烦的面貌,而会变得温和谦恭起来。谈论学术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度过时间的方式,在应该接受教育和听从说教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进入学说的王国,而眼下只好让它屈尊来迁就我们了。因为,对于一种学说,不管它多么有用,也不管它多么受欢迎,我个人认为在必要的时候仍然可以抛开它,完全可以没有学说就开始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禀赋良好,并在与人的交往中得到磨炼的心灵自然而然地就会使人感到愉快。艺术不是其他的,正是这类心灵表现出来的归纳和汇集。
《善待生活》第二部分审视人性(图)
对于那些喜欢观察别人行为的人,难度最大的莫过于去探索人的行为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因为人的行为经常是自相矛盾和难以预料的,简直就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小马略忽而是马尔斯的儿子,忽而又是维纳斯的儿子。据说博尼费斯八世教皇在当权的时候像一只狐狸,在办事的时候则像一头狮子,死的时候却像一条狗。谁又会相信残暴的尼禄皇帝,在有人按照惯例把一份死刑判决书递给他签字时,他竟然会说:“上帝啊,我真愿意不会写字啊!”难道判处一个人的死刑会让他那么难过? 这样的事情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发生,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而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一些聪明人居然会费心地把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优柔寡断才是人性中最普遍、最明显的缺点,这里有滑稽诗人普布利厄斯的著名诗句为证:只有坏主意才一成不变。 根据一个人的日常举止来评论他,那是一种非常一般的做法。但是,因为人的行为和看法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所以我经常会觉得,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作家往往也会出现失误,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他们有始终如一、坚韧不拔的心理素质。 他们选择了一种公认的模式,然后再按照这个模式归纳和阐述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他们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就会说这个人非常虚伪。对于奥古斯都这个人他们就无法作出评判,因为他一生总是变化多端,出尔反尔,叫人捉摸不透,即使是最大胆的法官恐怕也不敢妄下结论。我相信对于人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始终如一,而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变幻无常。如果把人的行为都分割开来,就事论事,却更能够说到实处。 从历史中很难找出十多个人,他们一生的行为都是恒定专一的。恒定专一却是智慧的主要目的。因为,为了把生活归结为一个词,把生活的种种规则都归结为一条规则,一位古代的哲人曾经说过:“同样的东西,要或者不要都必须前后一致。”我想说的是:“但愿这种意愿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意愿不正确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坚定不移。”的确,我以前就听说过,恶行只不过是因为放纵和缺乏节制才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到始终如一。迪莫斯西尼曾经说过:“请教和审慎是一切德行的开端,而始终如一则是德行的圆满完成。”我们希望在言辞中选择一条道路,并且希望选择一条最好的道路,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去实践。 贺拉斯在谈论到这个问题时说,他不做自己要求做的事,他却又要求做自己已经放弃的事,他总是摇摆不定,那么他的一生也就会充满矛盾。 穆罕默德二世看到土耳其近卫军司令沙桑的军队被匈牙利人冲垮,而他自己在战斗中又贪生怕死,于是就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沙桑丝毫没有犹豫,转过身,单枪匹马地迎着敌人的先头部队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沙桑立刻陷在里面不能脱身,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并不是要为自己辩白,而只是回心转意,也可能并不是天性勇敢而是恨上加狠。 有的人在前一天你见到他时是视死如归的,但是第二天你再见到他时却胆小如鼠,那么也不必奇怪:因为他的那些表现或者是因为愤怒,或者是因为形势,或者是因为情面,或者是因为美酒下肚,还有可能当号角吹响,就会使他鼓起勇气;他的心不是单单靠思考就能够鼓动的,而是由于环境坚定了他的勇气,如果是截然不同的环境则又可能会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那也不必认为是什么意外。 在我们的身上可能会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致有的人认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两个灵魂,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身上有两种天性,它们永远伴随我们但又各行其是,一种是鼓励我们行善,而另一种则是鼓动我们去作恶。如果只有一个灵魂或者天性,那么就决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变化。 不但偶然事件的风向可能会吹得我任意摇摆,即使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只要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决不会两次都处在同一个心境里。从观测的角度来说,一会儿可以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儿又可以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在谈到自己时常常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也常常会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的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和由某种方式来决定的。恼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文弱、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所有这一切,在我自己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但要根据我是在朝向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在仔细探索自己时,都会看到自己的身上,甚至是自己对于事物的判断上,会有一些变幻不定、互相不一致的地方。我也说不出自己的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于自己也就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信奉的信条就是“各不相同”。
《善待生活》第二部分寻找失落的自己(图)
隐退和逃避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但是,人们并不能够很好地探求做到这一点的途径。有的人往往自以为已经抛开了各种事务,其实他只是舍此取彼而已。管理家政的麻烦并不会比管理整个国家少。人的心思不管放在哪里,都会全力以赴地工作。管理家政事情虽然小,但是麻烦却不会小。再说,虽然他们不再做官和经商,但他们还是摆脱不了生活中的一些烦恼。能够驱散我们烦恼的是智慧和理性,而不是远离人世的海角天涯。因为野心、贪财、踌躇、恐惧及淫欲并不会因为我们换了地方而离开我们。就像恼怒总是骑在鞍后跟随着骑士一样,它们往往会一直跟随着我们进入隐修院和哲学讲堂。即使是我们在沙漠、岩洞、玩牌、斋戒都不能够使我们摆脱它们。 有一个人告诉苏格拉底,说某个人在他旅行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变好。“我相信,”苏格拉底说道,“他是带着自己的毛病出发的。”去异国他乡求的是什么呢?不是逃避自我又何必背井离乡? 如果不首先除去心灵的负担,轻装上阵,那么这些负担就会使心灵遭受到更大的压迫。这就像是在一条船上,当装载的东西静止不动的时候,行走就会比较自如。 如果我们带着锁链离去,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依然要回首眺望一下抛下的东西,心中也就会念念不忘。我们的毛病总是牢牢地扎在我们的心里。然而,我们的心却不能够自己净化自己。所以就必须让它回归自我,让它自己来照管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清静,在城市和王宫都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还有其他的地方则会更好。 现在,我们既然准备闭门谢客并独自生活,那么我们的喜怒哀乐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把握。我们要摆脱同其他人的一切联系,自觉自愿地做到真正自由自在地独自生活。 当然,对于哲人来说,只要他自己还在,那么也就没有损失可言。当蛮族毁掉了诺拉城的时候,波利努就是城里的主教,他失去了一切,成了俘虏。他是这样向上帝祷告的:“主啊,请让我不要为了这些损失而感到惋惜吧,因为你知道的,他们丝毫没有触动那些属于我的东西。”使他成为“富翁”的那些财富,使他成为好人的那些“财富”依然完好无损。这也就是说要善于选择财富,它能够免受损失,这就叫善于收藏财富——藏到谁也找不到,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泄露秘密的地方。我们是需要妻子、儿女、财产,尤其是需要尽可能好的身体,但是对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够执着到影响我们幸福的地步。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就像店铺的后间,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清静。在那里,我们应该自己跟自己进行交谈,完全不涉及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要像没有妻子、儿女、没有财产、没有随从、没有仆人一样,在那里有说有笑,以便在失去他们的时候,也不会有异样的感觉出现,我们的心脏本身就是能屈能伸的。它可以与自己做伴,也可以攻、守、收、授,而不必担心在隐居中出现令人讨厌的无所事事的情况。就像提布卢斯所说的:“清静中把你自己当成一群人。” 安提西尼说:“道德是自足的,不需要约束,不需要宣扬,也不用问结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作假的时间够长的了,让我们至少留一段生命给自己吧。让我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幸福来思考和筹划吧。安然地隐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没有别的事情来牵扯,这件事本身也已经够我们麻烦的了。既然上帝允许我们迁走,那么就让我们作好准备吧。让我们打点好行李,早早地与同伴们告别,摆脱那些使人分心分神筋疲力尽的牵扯。 我们一定要冲破各种牢固的束缚,从现在起爱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自我之外,不再受任何约束。也就是说,让身外的一切都从属于我们,却不让它们同我们粘连得过分紧密。世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 既然我们不能够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那么就应该和它分手了。没有东西可以借给别人的人千万不要向别人借东西。因为我们已经气衰力乏了,那就把力气都收回来吧,集中到自己的身上。谁如果能够把自己对朋友和社会的责任都推卸掉,那么就让他这样做吧。这样一来,他在别人的眼睛里就会变得无用、累赘和讨厌了,他还应该当心不要让自己在自己的眼里也变得讨厌、无用和累赘。他要学会自我安慰,尤其是要学会自我劝导,完全尊重自己的理智和良心,不要直到在理智和良心的面前出了错才感到羞愧。“的确,很少有人能够充分地尊重自己。” 苏格拉底说年轻人应该学知识,成年人应该力争有所作为,老年人应该退出一切军民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不要被束缚在任何固定的职务上。 有的人领悟能力不强,他们的感情和意志都十分脆弱,不容易控制也不会轻易地投入。从本性和言论上来看,我就属于这一类人。有的人积极而且十分忙碌,他们事事都管,处处插手,热中于一切,一有机会就会自举自荐全力投入。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容易听从关于隐退的忠告。那些偶然的外在因素,只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要对其加以利用,但是不应该将其作为我们的主要依据,理智和天理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为什么要违背其自身的规律,让我们的幸福听凭别人的主宰呢?因此,像有的哲学家,出于宗教的虔诚或者是出于哲学的推理,为了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放弃已经到手的舒适生活,自己给自己盛饭端菜,睡硬板床,并且弄瞎自己的眼睛,将财产扔进了河里,自找苦吃;有的人是想通过今生所遭受的折磨来求得来世的幸福;有的人是为了让自己落到最后一个台阶上,从此也就不会再往下落了。这些都是把道德推向极端的行为。而那些天性更为倔强、更为坚强的人则会将他们的藏身之地弄得非常豪华,非常令人羡慕。就像贺拉斯所说的:“我虽然并不富有,但是却可以夸耀微薄而可靠的财产,哪怕是一丁点儿财产,也可以令我感到满足,如果有更好的命运可以使我发迹,那么我便会高声地说:‘只有那些将收入建立在肥沃土地上的人,才是世间幸福和明智的人。’” 对于我来说,即使没有想得那么远,但操心的事也是够多的了。在运气好的时候要作好倒霉的准备,在活得安逸的时候尽我的想像设想一下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不幸,这对于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像我们会经常操枪习武,在一派和平的景象中演练战争一样。 我知道,哲学家阿凯西洛斯在他财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曾经用过金银制作的器皿,但我并不因此而认为他就是不讲道德原则的,他适度地、大大方方地使用要比他丢开不用更令我敬重。 我注意到,人的正常需要是可以减少到一个限度的。看到上门乞讨的可怜乞丐往往比我快活、健康,我就会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上,尽量去体会他的心情。这样,我就会丢开自己的想法,我又可以借助其他的例子,来体验死亡、贫困、受气、生病等等这些磨难的滋味。于是,我很快就会断定,即使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人也可以用极大的毅力来承受巨大的磨难,这一切都不会吓倒我的。我不相信智力低下的人可以胜过智力很高的人。不相信习惯的作用会胜过思辨的作用。我知道财富是身外之物,是很不牢靠的。所以在我充分享用的时候,我仍然会作为我的最高要求,祈求上帝让我对自己、对我挣来的财产感到满足。我见到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却在箱子里带上一大堆的药丸,以便在感冒的时候服用。他们想到手头有药,也就不那么担心感冒了。这样做是应该的,再有,如果觉得自己有可能得更厉害的病,那么还应带上遏制和消除这种病的药。在隐退的生活中是应该有所选择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费力和乏味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去主动寻求这种生活也就毫无意义了。这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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