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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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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高高耸立，瀑布沿着山坡飞流直下，如水从天降。色彩艳丽的鹦鹉喧闹地飞翔，其他美丽的热带鸟在岛屿间飞来飞去，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9）所谓“火山山峰”是指瓜德鲁普岛上的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 在西北18英里的地方。拉苏富里耶勒在内陆，它的山峰常常被云彩和雨覆盖，7条河从它的东坡流下来，其中最壮观的是120米的卡鲁克拉（Karukera）瀑布。中国船队很可能在海上停留了至少3个星期。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汲取饮用水的机会。他们想必改变航向而朝瀑布驶去了。 我转而注意匹兹加诺航海图上标示的地名Con和Ymana。我起初试图请教一位纵横字谜专家来解决这些名词的谜团，他将Con构拟为贝壳（shell）、圆锥形山或火山—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但是没有多大帮助。后来，效力于葡萄牙驻伦敦大使馆的中世纪葡萄牙语专家若昂·卡米罗·多斯桑托斯（Jo媜 Camilo Dos Santos）教授为我翻译这些名词，译作“一座火山”（Con）“在那里喷发”（Ymana）。这一描述具有重要意义。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这些名词的位置重新定位到现代地图的相应位置上，径直将它们放到了拉苏富里耶勒（La Souffriere）火山、拉西腾纳（La Citerne）火山和勒埃谢勒（L’Echele）火山上方。这些火山在1421年爆发了吗？史密森学会证实这3座火山在1400年和1440年之间爆发了两次，经过放射性碳测定，无法确定更准确的时间。（10）这些火山在以后的250年再没有爆发过，加勒比海其他火山在整个15世纪也没有爆发。（11）因为匹兹加诺航海图只能记录了南部瓜德鲁普岛上火山的一次爆发，我就掌握了第一手的证据证明，在哥伦布到来的68年以前，至迟不晚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有一个地图学家就曾经来到过加勒比海地区。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3
航海图上有一些不规则之处，但是只要沿着当年船队想必经过的航线回溯，这些不规则之处完全可以轻易地解释。当中国船队掉转船头朝瓜德鲁普的瀑布航行的时候，那么他们一定会越来越向勒桑特斯群岛靠近，尽管当时洋流将他们向西推进。当他们经过勒桑特斯群岛的东北角时，那位制图师在早晨背对着阳光，在一英里半以外的地方将拜埃·杜·马里果特（Baie du Marigot）画下来了。因为这个海湾是如此之近如此明亮，它的规格在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画得有点夸张。当船队靠近陆地，制图师在Saya 岛北岸又画了两个海湾。第三是潘·苏杜苏克勒关口（Passe du Pain du Sucre） 被画在7英里外的地方，比第一次画的远得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中午，（假设他们穿过这一水域的速度是4。8海里/小时）所以阳光已经照在制图师的眼睛上，太阳位置的作用加上远距离观测，导致第三个海湾比本来的规格画得小了许多。为了检验我的结论的精确，我将航海图和我自己航海画的图展示给皇家地理学会的一位专家看，他和我一样，是职业航海家。他也确信Saya就是勒桑特斯；它画得很精确，应该是从东南方向靠近时在海平面观察的结果。 在计算了制图师描绘勒桑特斯群岛的那一天的时间以后，我就可以有把握地估计船队到中午时在南瓜德鲁普岛的大海湾（Baie de Grande Anse）登陆了。可以想象他们在白色、粉色和蓝色芙蓉花兰花竞相开放的背景之下补充饮用水的情景—“岛上的风充满了芬芳的气息”—那里有木薯、胡椒和丝兰可供采摘。大海是个鱼类的万花筒，螃蟹在裸露的珊瑚上晒太阳，小龙虾也非常多。我可以生动地想象水手们在宴会开始前在甲板上欢呼雀跃，他们洗衣服，将水果装满船。在海上漂流了近一个月之后，在温暖的水里游泳该会是多么畅快呀！当我指挥皇家海军鲸号潜艇（HMS Rorqual）在一个有人居住的海湾抛锚时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我们派遣水手乘我们携带的充气橡皮艇到岸上，那总是受欢迎的美差—在海里游泳，然后享用朗姆酒配上烤龙虾。 在加勒比海东部，陆地在傍晚降温以后，海面吹来阵阵微风。中国人在暴露的大西洋海岸登陆以后，可能找到掩蔽的停泊处过夜。朝东海岸航行两个小时，他们想必进入了圣玛丽湾（Baie de Sainte）南部两个珊瑚岛之间僻静的停泊处。我的推论是：中国人登陆、取水并停泊的地方与70年后哥伦布发现的地方、法国和英国的舰队在几个世纪后到达的地方刚好是同一个地点。乍一看，这好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观点，这么多国家的船队在几个世纪里到远在数千里之遥的加勒比海，怎么会停泊在同一个地点？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因为他们都同样只能受制于自然力量。 朝顺时针方向流动的洋流和季风将周闻的舰队从北纬18°，赤道洋流会聚地佛得角群岛推到多米尼加海峡。当他们进入加勒比海，被瓜德鲁普岛的拉苏富里耶勒火山的“水从天降”的壮丽瀑布景色所吸引。在大西洋海岸加过水以后，舰队需要找掩蔽处来过夜。他们停泊的地方是距离瀑布最近的可供栖身的海湾。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个看似天堂的地方竟然是“撒旦之岛”—撒旦岛，居住着加勒比食人部落。瓜德鲁普是加勒比人主要的窠穴。即使在游泳的时候，他们也是捕猎人类的高手。我在不列颠图书馆花一天时间熟读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的日记，日记有关加勒比人攻击他们舰队的记录：“这些加勒比人在水中也能战斗，就像他们在独木舟里时一样……结果有西班牙人死了。”在一个西班牙水手被杀死以后，哥伦布进行报复。一个加勒比人的腹部被划开了。根据西班牙文的记录，内脏漂在水上，但那个受伤的加勒比人用一只手把内脏塞到肚子里，另一只手还在箭头上点火。（12） 看到这令人毛骨耸然的记述，我决定将工作暂停一天。但是那天傍晚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如果中国人在那个岛上登陆，应该也会像哥伦布一样受到加勒比人的攻击。会不会有关于那次登陆的记录或遗物留下来。当我回到不列颠图书馆重新翻阅哥伦布第二次航海的日志的时候，又有别的特别的发现，如下一段记录： 在一所房子里他们发现一件类似铁碗的东西……但这在野蛮人中是新奇的）—一艘船的船尾的柱子。这肯定是从哪个文明国家漂洋过海而来的。可能这是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残骸的一部分。现在它们都立在一堆人骨—可能是多次血腥宴会的残留吧？（13） 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甚至在中美洲也没发现铁器。岛民们用挖空的树干做船，他们从不用它们做设计复杂的船尾柱。船尾柱从公元5世纪开始在中国使用；到14世纪时尚未在欧洲出现。哥伦布的圣玛丽娅（Santa Maria）号在海地北岸失事，在瓜德鲁普岛西北很远的地方，海湾的急流也会将残骸的漂浮物带向相反方向，西北方向的新西兰。我很怀疑那个船尾柱来自中国船， 而那个铁碗是那些中国人带来的。 中国人可能是将它们抛到海里，以逃脱加勒比人的攻击，就像哥伦布逃跑时一样。到了离岸5公里的安全的开阔水域以后，他们可能从瓜德鲁普南端绕行，在风起之前，驶向他们曾经画过海图的西海岸，维克斯·哈比腾（Vieux Habitants）岛的“小船之湾”（Bay of Anse de la Barque）和“德沙伊”（Bay of Deshaies）湾。到第二天晚间时，他们可能驶入那个海湾，就是今天的“大死巷”（Le Grand cul de sac Marin）湾，制图师从那个角度画下了他能看到的瓜德鲁普的东岛“大地”（Grand Terre）。它是个地势低平的岛，近岸高不过50米，最高处也不超过100米。但是这个时段可能是黄昏之后，而“大地”（Grand Terre）岛可能显现在薄雾笼罩的朦胧之中，制图师可能没怎么看清它，所以没有画好它。中国人又一次赶在季风和洋流之前扬帆起航，朝西北方向穿过加勒比海，可能驶向了北纬39°53′，就是今天新泽西州的亚特兰大城，也就是北京的纬度，中国船队会选择的另一个明显的参考点。 当制图师从海平面看到勒桑特斯岛的时候，已经画下了它，并将它置于相对于瓜德鲁普的西岛“下地岛”的准确位置。他已经准确地绘出了“下地岛”和“大死巷”岛的东、南、西海岸，把海湾和河流置于其准确的位置，并描绘了勒苏富里耶勒火山和它的喷发。同时发现另一个火山正在喷发的岛和南部相同形状的群岛和北部海湾的机会为零；毫无疑问，撒旦岛就是瓜德鲁普岛，Saya 岛就是勒桑特斯岛。知道了“下地岛”的真实大小，我就能将撒旦岛的大小调整到相应的尺寸。由于匹兹加诺航海图给出了安的列亚（Antilia） 岛相对于撒旦岛的尺寸和方向，我也就能够计算它的真实的尺寸和方向。匹兹加诺航海图也标出了撒旦岛和安的列亚岛的相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距离。为了寻找安的列亚岛，我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查找一个135公里长，50公里宽，东西走向，位于瓜德鲁普群岛西北约六百公里且在季风和洋流经过处的岛屿。
第五部分：周闻的远航撒旦之岛 4
我求助于现代地图看是否能够发现与安的列亚相对应的岛。地图显示波多黎各恰好在那个位置上，它有正确的走向和规模且正在季风和洋流的通道上。季风和洋流可能席卷了离开“下地岛”的中国船队。 我比较了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岛和波多黎各岛的形状，非常吻合，我至今仍然记得得到这个重大的突破沉浸在兴奋和快乐之中，我在夜里走到街上去找点喝的来庆祝胜利。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不列颠图书馆。我担心是不是疲惫和兴奋使我误读了那个证据。但是经过比较大号的波多黎各现代地图和匹兹加诺航海图上的安的列亚，所有残留的疑虑都消失了。它们有很多惊人的相同点，尤其是瓜亚尼拉湾（Guayanilla）、圣胡安（San Juan）和玛亚圭兹湾（Mayaguez）的形状。除了东南角，安的列亚岛和它的海港与波多黎各岛契合得像戴手套。制图师的水平惊人，超过了葡萄牙人在1424年可能达到的程度。 但是被夸张的东南角轻易地得到了解释。离开瓜德鲁普以后，季风和洋流可能迫使中国船队向西北漂移—后来哥伦布所走的相同路线—到了波多黎各以东一百多公里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可能看到了东海岸附近的险恶的砧骨形埃勒·云格（El Yunque）火山，就转而朝那里去取水。就像在航行途中考察岛屿时多次做的那样，这群中国人可能分成了两路，一路向其北侧，另一路则驶向其南侧以同时绘制两个海岸。如果他们在夜里看到了火山，如果他们以平均4。8海里/小时的速度航行，那么他们就可能在夜里经过了维格斯（Vieques Island）岛的南面。在黑夜他们可能看不清维格斯岛是个独立的岛，就把它绘成了安的列亚岛（Antilia）大陆的一部分。（14）匹兹加诺航海图也以名词“乌拉”（ura） —飓风—记录了波多黎各岛东岸的邻近地区，明显地暗示周闻的舰队在驶离该岛时被飓风猛击。周闻可能是出于谨慎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起航，而很少有船可能在避风港里找到锚地。这个情况与航海图所绘波多黎各南、西、北面港口惊人准确是一致的。绘制于哥伦布出生前。 遭风暴袭击的中国舰队已经完成了他们对波多黎各岛的考察。我能想象那支船队在飓风结束后重展大帆并从波多黎各扬帆向北京的纬度进发。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那个纬度上一定会有他们航行的证据。我相信中国人曾经航行到北大西洋，因为郑和在他第六次史诗般的航行以后在南中国的刘家港树立的石碑中说：“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15）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迤北之国”和“西域之西”无非是指北美洲的大西洋海岸。但是，我的问题是中国官方把宝船队的所有记录都毁了，我不得不又一次求助于地图以寻找线索，而北半球的航海图早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之前就有了。我必须找到一个匹兹加诺航海图的配对物。 一幅众所周知的坎提诺世界地图进入我的视野。我在研究周满访问美洲问题期间，从意大利摩德纳（Modena）①埃斯腾斯（Estense）图书馆找出了这个非凡的航海图。它是由一个匿名的葡萄牙制图师绘制并被费拉拉的埃尔科里·德·埃斯特（Ercoli d’Este of Ferrara）公爵的代理人阿尔贝托·坎提诺（Alberto Cantino）阴谋攫取。坎提诺航海图的真实性从未受到过怀疑，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获取它的时间是1502年10月。中国舰队必须在季风和洋流到来之前起航；离开波多黎各以后他们可能被刮向西北方，到了“西班牙”和古巴，然后穿过加勒比海到了佛罗里达海岸。坎提诺航海图的确反映了这一点，因为它标示了“西班牙”岛和古巴和加勒比海、佛罗里达海域很多其他的岛屿。但是尽管此图在描绘非洲海岸和印度洋及其群岛时反映出非凡的准确性，但一眼即可看出它在描绘加勒比海域时所表现的缺憾。很多岛屿与实际的尺寸和形状似乎没有什么关联。我对于图中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错误而困惑。 我努力使之在相当多的时间变得有意义。然后，几乎在那一刻，我想到了答案。1421年的海平面是要比现在低的。全球气候变暖使极地冰层融化，缓慢而无情地抬升着海平面。英国比尔肯海德（Birkenhead）的“骄人”（Proudman）海洋实验室的最精确估计是海平面在过去的100年中每年上升约1～2毫米。其他著名的海洋学者则估计得稍高一些，认为平均每年提高四毫米。可以有把握地说，在1421年迄今差不多六百年中海平面已经抬升了4～8公尺。简单一点，我假定所有的升高为6公尺，即估测范围的一半。 英国海军部的加勒比海航海图（16）使我能够看清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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