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421:中國發現世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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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西海岸北上，绕过非洲的“凸起”抵达塞拉里昂（Sierra　Leone），穿过佛得角群岛（the　Cape　Verde　Islands）返回英格兰。　　　　　那次旅程给我提供了一次无价的深入学习有关风、洋流和航海难题的机会。中国的海军上将们曾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没有那次经历，我绝无可能找到揭示了中国宝船舰队所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的迷踪，更何况这些让人费解的证据还环布在　世界的各个角落。如果说我之所以能有信心阐明中国舰队所走过的航程的话，那是因为那些幸存的地图和海图以及我自己关于他们遇到的风、洋流与海洋情况的了解向我揭示，如果过去确实存在有关航海方面的文献记载的话，必是这条航线无疑。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2

　　　　　离开郑和之后，余下的3支中国舰队驶向古里（卡利卡特Calicut）—古里是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的首府，也是当时印度洋上最重要的港口。自唐朝（公元618～907年）以来，中国人就同古里有了贸易上的往来。它不仅是中国一所重要的前沿基地，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贸易大港。港口储备有大量印度纺织品，并且还是胡椒贸易的最大中心。古里番王扎莫林（Zamorins）—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环印度洋、东非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网。几乎中世纪所有有成就的旅行家和探险者，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公元1254～1324年）、伊本·巴图塔　（Ibn　Battuta，公元1304～1368年）、和阿卜杜勒·拉扎克　（Abdul　Razak，活跃于公元1349～1387年）都到过卡利卡特在朱棣王朝，中国人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称之为古里的卡利卡特，是印度洋中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并将之描述为“西洋中最重要的港口”和“一切蕃商的汇集港”。（5）中国人往印度洋的航向，详细指明了来往于古里的距离并开创了沿古里、马六甲（Malacca）、北印度、海湾和非洲一线的航程。就他们来说，古里的统治者是崇拜中国的；在1405～1419年之间，他们派遣一系列外交使团抵达南京和北京，有位使臣还出席了紫禁城的落成仪式并呈贡给朱棣几匹宝马。　　　　　官方历史学家马欢对中国人由中国经马六甲抵至古里的航程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用不少于9页纸的篇幅描述了古里这个城市。他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这座中世纪的印度城市的生活做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文中注意了扎莫林王的宗教活动并与他的回回臣民做了对比，还提到了人们的风俗习惯、节日、音乐和舞蹈、衣饰和食物：“其王国人，皆不食牛肉；大头目是回回人，皆不食猪肉。先是王与回回人誓定，尔不食牛，我不食猪。互相禁忌，至今尚然。”①（6）马欢继续叙述了当地的犯罪和刑法，特别是对由“天判法”来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审判过程做了详细记载：被指控者的手指在被棉布包起来之前，要放在煮沸的酥油里或纯净的黄油里。②此外，他还详细地描述了随宝船运来的商品如何出售以及交易的方式：　　　　　　　　　　若宝船到彼，全凭二人主为买卖：王差头目并哲地港口关税官未纳几计书于官府。牙人来会，领船大人议则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物，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　　　　　其头目哲地即与内官大人手相，起牙人则曰：“某月某日，于众人手中拍一掌已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③（7）　　　　　　　　　　由于一个意外的巧合，当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宝船恰好在这个城市时，一位年轻的威尼斯人—尼科洛·达·康提（Niccol榙a　Conti，公元1395～1469年）也到达这里。与达官贵人们有着亲缘关系的商人达·康提于1414年离开威尼斯前往亚历山大（Alexandria）。埃及的伊斯兰统治者—马木路克（Mamluk）算端来自于亚洲大草原，在他们的心目中印度洋应该仍是一个伊斯兰湖，于是不允许基督徒穿越开罗（Cario）的南部。但在埃及，达·康提学习了阿拉伯语（Arabic），娶了一个穆斯林妇女，并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他就可以以一个伊斯兰商人的身份去游历了，他游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Euphrates　delta）①随即取道印度，并于1420年年底到达印度。他前往古里，因为在当时古里是一群崇奉圣汤姆斯（St　Thomas）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聂思脱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s）的中心，同时也以“东方的神圣罗马的天主教阿西叙利亚教堂”知名—这个教派在公元6世纪于叙利亚（Syria）兴起而且至今仍存留于西亚的部分地区—宽容的扎莫林（Zamorins）允许那个地区信奉此教。　　　　　数年后，作为达·康提自绝于基督教信仰的补赎，教皇尤金四世（Pope　Eugenius　IV）让他将其旅程中的故事口述给罗马教皇的秘书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并由波焦·布拉乔利尼把它出版。（8）达·康提是这样描述古里的：“四周长8英里，一个全印度的贵族的商业中心，充斥着香料，紫胶（一种用来制漆的昆虫胶）和姜。”毋庸置疑的是，当中国船队经过古里时，达·康提也在此地，而且他还最起码登上过一艘中国帆船，因为此后他同朋友佩德罗·塔富尔（Piero　Tafur）会话时，是这样对它进行描述的：“海船（中国帆船）像大屋子一样，而且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海船落后。他们每艘船都有10或12张帆和装了水的大蓄水箱……较低的部位是用三重厚木板构建而成的。但是有些海船建有隔水舱，即使某个部位破损了，其他部位能保持完整，以便海船可以完成整个航程。”（9）这样的描述只可能指郑和船队中的战舰；中国商人不会有那种类型的船只，即使有，也不会达到这么多的数目。我敢肯定达·康提在古里还遇到过马欢，因为当我将他们两人的叙述进行比较时，我发现达·康提所描述的场景几乎同马欢的描述一模一样。似乎两个不同的目击者在描述同样的事物：古里的周围地形，天判法，关在笼子里的阉鸡和其他家禽，姜和胡椒的价格与质量。仅当在描述到性时，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达·康提描述了嵌在男子阴茎上珠子如何提高女子的性欲，马欢提到的更多的细节是珠子发出的玎玲的响声。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多次航经印度洋和远东，使我能够肯定达·康提描述的精确性：产于马来西亚（Malaysia）有奶酪味的榴莲，生于马拉巴（Malarba）海岸的麝香猫，以及果阿人（Goa）妇女用的有甜味的香水。他描述了非洲的鸵鸟和河马，斯里兰卡的红宝石，印度教妇女自杀殉夫的场景，素食的婆罗门，以及土味的肉桂。达·康提关于他随后在中国帆船参观的描述将会为揭开中国舰队在“丢失岁月”里到哪儿去的谜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譬如，马欢的官方记事者角色如他所做的叙述一样已经足以清楚地表明他在古里离开了宝船。他的离开意味着一条有用的信息源头干涸了，而我也就必须去寻找其他的源头来替代它的位置。达·康提对于中国航海故事的重要性逐渐清晰了。肯定有人会带回几幅展示中国舰队发现的航海图副本来，否则，这则信息又如何能传到欧洲并被纳入为以后引导葡萄牙探险者的航海图中？如果证明了达·康提也曾在返航途中同中国人做过交流的话，他简直可以成为最佳候选人了。①当我致力于追寻中国舰队所走的航线时，这些航海图现在就已经证明对我来说同等重要了。


第二部分：指路星辰绕过好望角（图）3

　　　　　中国舰队长官们在离开古里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使节们送返回东非的沿海国家。他们的航海计划被标在第六次航海之后编绘起来的中国的茅坤图上。茅坤图是比它大得多的《武备志》一书的组成部分。茅坤图残存部分—没有人知道它的原件有多大—呈条状，有21英尺长，并标有数百个港口的名称以及显著的海岸特征、所采用的航线以及相互之间的里程。这幅海图被“相信绘成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取材于由郑和舰队带回来的大量信息，或者是收集到以供使用的（信息）”。（10）到现在为止，茅坤图仅有部分被翻译过来了，就像我写作一样，研究中世纪中国的学者们也正在研究这些残存遗物。茅坤图和《武备志》（Wu　Pei　Chi）的译本，以及那个时代的其他文献的译本，几乎都注定能为伟大的中国航行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证据。探寻发现更进一步的记录将会于2002年10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开始。（11）　　　　　宝船从古里开航，乘着东北季风的尾声进入印度洋，然后改向西南在非洲登陆，将出使中国的人员送返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港口—500年之后，在英国皇家海军纽芬兰号（HMS　Newfoundland）潜艇上，我们仍沿着这条航线航驶。整个舰队对每个非洲国家都一一到访，显然是极不经济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的舰队会分开这一点上几无疑义：一支将大使们送归到在北部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Mogadishu，今索马里Somalia）；另一支前往东海岸中部的桑给巴尔（Zanzibar）；第三支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今坦桑里亚Tanzania）。在所有的大使都被送归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后，茅坤图显示所有的船队会合于索法拉（Sofala靠近马普托Maputo，在今天的莫桑比克Mozambique境内）。　　　　　找出会合地点肯定会是一个大难题，因为在中国舰队从印度驶向南部非洲（Africa）的航程中，中国人的领航星北极星将会越来越沉向地平线，并最终于索马里的（Somalia）摩加迪沙（Mogadishu）的北部，北纬3’40°的地方变得看不见了。直到他们在南半球找到另一颗像北半球的北极星那样的领航星来完成同样的目的，否则他们会驶向不知之地。他们能使用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来指示方向，因为他们知道其中的指向南极的指向星—南十字a星（Crucis　Alpha）和南十字r星（Crucis　Gamma），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可以用来判定所处纬度的星星。要确定那么一颗供判定纬度的星星的话，船队将不得不远航到极南处覆冰的水域。考虑到每天航行100海里，约115英里的速度（根据中国人在印度洋航程中残存记录的平均速度），这样在每个港口最多有一周的时间去补充给养（通常只需要2～4天），全部３支分舰队完成将各国的使员和大使送归他们的本国港口的任务的话，可能要到永乐十九年六月（公元1421年6月）。自4个月前离开中国，至他们到达会合之地并从索法拉出发这一时间，海军上将们已经航行了约有一万余英里的里程。虽然他们在两年内不会返航，但是他们一定会在航行所经之处留下路标。中国人对于他们的伟大航海感到非常的自豪，每到一地，如同那些由郑和在中国树立起来的碑一样，他们通常都刻碑留念。在印度的柯支（科钦Cochin）与古里附近和斯里兰卡（Sri　Lanka）的加勒（Galle）附近，都有与此类似的碑刻。恰是为了这个目的，一批曾修建过紫禁城的石工和石雕匠被带到舰队之上。此类石碑的发现将会证明我所正在收集的证据链条中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之一。从郑和在刘家港天妃宫所树建石碑上的铭文中，我了解到他们在第六次航程中，约航驶了六万英里—几乎环绕地球两次。（12）《武备志》和茅坤图仅涉及到中国人穿越印度洋和南海的航路。如果没有中国人文献记录的帮助，我怎么可能搞明白他们航驶有多远，横越过什么新大洋以及发现过什么新陆地？　　　　　15世纪的另一群伟大的航海者—阿拉伯人成了我首先转向的求助对象。我最初的直觉一直是到地图中去寻找证据。大英图书馆藏有早期阿拉伯地图的复制件，这些地图是一个富有的埃及人约塞夫·卡迈勒（Youssuf　Kamal）亲王搜集的重要藏品。这几幅地图表明阿拉伯人肯定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并经常从波斯湾出发航至非洲收罗奴隶。虽然可依靠优势风力，但是他们只在非洲南部做短暂停留，从来不冒险横跨印度洋的季风带。他们顺着东北季风从波斯湾开航，沿着桑给巴尔航驶，有时甚至向南远航至基卢瓦（Kilwa）和索法拉，然后满载奴隶的悲惨之船乘着下一次西南季风回到波斯湾。我未能找出一幅单独的能精确描述索法拉以南的非洲东海岸的阿拉伯海图。　　　　　在那个时候，虽然从未见过但我知道有一幅显示印度洋和南部非洲的平面球形世界地图。它由制图师弗拉·毛罗（Fra　Mauro）绘于1459年。弗拉·毛罗生于威尼斯湖中的萨·米切尔岛，但是为葡萄牙的敦·佩德罗（Dom　Pedro）以及其他的欧洲第一波的探险浪潮中的先驱者们工作。敦·佩德罗是航海者亨利的哥哥。弗拉·毛罗随后编绘了这一幅世界地图。我不知道见藏于国立马尔西亚那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的弗拉·毛罗地图是否可能会对搞清中国人的航海有所帮助。　　　　　当我飞抵威尼斯时，馆长彼埃罗·法尔切塔博士（Dr。　Piero　Falchetta）将我带至他的办公室并向我自豪地展示了毛罗修士的地图—一件伟大的作品：自罗马帝国时代以来绘制的有关整个世界的第一幅地图。这将会是搞清中国舰队航程的最为重要的线索。法尔切塔博士（Dr。　Falchetta）指出弗拉·毛罗已经正确地绘出了好望角（他称之为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令人容易辨认的三角形状，并且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绕过好望角的30年之前就已经这样绘制了。在这一点上，毫无疑义地已经为毛罗修士自己所强调了。因为他还加了题记来说明一艘海船或中国帆船绕过好望角的详细情况：　　　　　　　　　　大约1420年左右，从印度方向来的一艘船或是舢板毫不停留地径直横越印度洋航过“男人和女人岛”（the　Isles　of　Men　and　Women）驶过德迪亚卜角（Cap　de　Diab）〔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穿过佛得岛（the　Isole　Verde）和无名群岛（obscured　islands）〔或可称为未知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