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 作者:杨沫-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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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枪声，再没有其他声响。在这异常安静的一霎间，像奇迹般，一个惊人的景象在道静的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面色像铁石般的青年人，突然出现在前门外停止开行的电车顶上。这个人就是江华。好几天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个受了伤的人，怎么一下子竟在这个地方出现了？道静看到他，心脏惊喜得狂跳起来。就在这时，只见他在全体被阻拦的青年学生面前，在万千个在枪声中并不惊慌逃窜的市民面前，把头扬起来，忘掉了还在耳旁呼啸着的子弹，站在高高的电车顶上，豪壮地向围在四周的市民和各校学生高声讲演起来：“亲爱的同学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江华铜钟般的声音，嗡嗡震响在这寒冷的前门广场上。一天滴水未进的游行者，这时，忘了饥饿，忘了寒冷，忘了密布四周、杀气腾腾的军警，都不约而同地踮起脚尖、侧着耳朵，来听这个学联负责人的讲话。

“我们的示威游行集会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只是要表示我们真正的民意！现在有人说华北自治运动是出自所谓人民的心愿，这完全是日本人和汉奸卖国贼假借民意的造谣！是欺骗！是别有用心的鬼把戏！……”

一阵狂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完全掩盖了断断续续的枪声。

数倍于游行学生的广大市民群众，这时，简直像开了锅的沸水，也突然爆发了移山倒海的狂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呼声喊过，枪声又猛烈地响起来。这时电车上的江华不见了。一阵忧虑，一霎间突然压上道静的心头，“他怎么样了？被捕了？还是又受伤了？……”但是，在激烈的紧张的斗争中，个人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渺小和微不足道，道静对于江华的担心不过在心头一闪就过去了，接着就和千千万万的人群一起，更加激昂地喊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声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起来救中国！”

“反对分割领土的自治运动！”

“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

“不愿当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呵！”

……………

道静的喉咙嘶哑了，千万个青年的喉咙都嘶哑了。尘土、眼泪和鲜血混凝在他们的脸上。在不远的前面，道静又瞥见了王鸿宾教授和他的夫人。老教授的眼镜已经被打碎，他肥大的棉袍也已被扯烂，满是尘土的脸上凝结着血迹。但他仍和夫人互相紧紧地搀扶着，而且昂然地站在人群的前面。

“一边是神圣的工作，一边是荒淫与无耻。”道静的心里忽然响起了这句话，这时，在她眼前——在千万骚动的人群里面——卢嘉川、林红、刘大姐、“姑母”、赵毓青，还有她那受了伤的、刚才又像彗星一样一闪而过的江华的面庞全一个个地闪了过来；接着不知怎的，胡梦安那个狼脸、戴愉那浮肿的黄脸，还有余永泽那亮晶晶的小眼睛也在她眼前闪过来了。排山倒海的人群，远远的枪声，涌流着的鲜血，激昂的高歌……一齐出现在她的面前，像海涛样汹涌着。由于衰弱的身体加上过度的激动与疲劳，这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可是，她旁边的一个女学生用力抱住了她。虽然彼此互不相识，但是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

关闭的城门并不能拦阻英勇无畏的青年游行者，他们俨然是攻坚的战士，一行行，一队队，在怒吼的寒风中，就像在狂擂的战鼓中向敌人开始了顽强的攻击战。城门终于被人的海洋冲破了——敌人不得不在狂怒的人群面前打开了城门。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又继续前进。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众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中国人起来救中国呵！”

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而又悲壮的口号，继续沸腾在古老的故都街头和上空，雄健的步伐也继续在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前进……

（第二部完）

青春之歌后记章

初版后记断续经过六年，把这书写成之后，我确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之感。我想，许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感觉：有什么能比完成了一件人民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更快乐的呢？说实在的，对我这样一个虽不年轻、但对文学还是个初学写作者来说，写这样一部长篇确是很吃力的。我的斗争经验和艺术表现能力既很浅薄，而且身体又长年处在病痛中，精神时时有不支之感。可是，我为什么竟不自量力地写下来呢？是什么力量支持我前后做了六七次的重写、修改，熬过了漫长的时日呢？提起这个，我的心中仍然不免激动……我要真诚地告诉读者们：我的整个幼年和青年的一段时间，曾经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中，受尽了压榨、迫害和失学失业的痛苦，那生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使我时常有要控诉的愿望；而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幸而遇见了党。是党拯救了我，使我在绝望中看见了光明，看见了人类的美丽的远景；是党给了我一个真正的生命，使我有勇气和力量度过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岁月，而终于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感激，这刻骨的感念，就成为这部小说的原始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前后，在残酷的白区地下斗争中，我直接接触的和间接听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英勇斗争、宁死不屈的事迹，是怎样的使人感动呵！是怎样的使人想跟他们学习、想更好地生活呵！这些人长期活在我的心中，使我多年来渴望有机会能够表现他们。所以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譬如书中篇幅不多的林红就真有其人。这个异常美丽的女同志是英勇地牺牲在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屠刀下的。就是这些人鼓舞我写，就是这些人给了我力量。一想到这些人，懒惰、胆怯的手就勤奋起来，勇气也就大起来了。

我终于敢写的原因，是我喜欢文学，也愿意用这个武器做一点对人民有益的事。可是我自知水平很差，因此对那些澎湃复杂的斗争，对那些光辉灿烂的人物，对敌人的阴毒凶狠，我还难于表现它们于万一；如果这部小说真能让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会更珍爱一些，——而这也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最高愿望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于北京

再版后记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青春之歌》修改出来了。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处。其中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人物或情节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

这样做是不是必要呢？我认为是必要的。我常想，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可以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母亲不但要孕育、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把他教育成人，让他能够为人民为祖国有所贡献，做一个有用之材。假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点，做母亲的首先要严格地纠正他，要帮他走上正确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已经起过一些作用了，做母亲的也还应该关心他、帮助他克服缺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变成一个更加完美的人。就在这种心情支使下，我就尽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改了一遍。

不过因为时间的仓促，因为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因为自己政治水平不够高，这部小说可能还存在许多缺点。

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俗语常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因为作者对自己写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症结和毛病。这就需要批评家，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帮助。我这次修改《青春之歌》，基本上就是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这种讨论不仅使我对艺术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少提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文艺创作需要群众的监督、支持与帮助。也同时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关心孩子的不仅是他生身的母亲，而且还有千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们。

《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的讨论，以及其他读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集中起来可以分做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二、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这次的修改本中我是这样把它们逐条解决的：首先，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太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

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锻炼一下呢？

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挥的作用不大。

“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不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捎带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所以我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

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