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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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尚只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但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卫勃听了之后尽管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如果自己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做出要回帝国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我们应该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坐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答到：“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惟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惟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争得合理坐次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璈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将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及旁听的群众。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至此，法官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坐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绝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然处之。当时，中国虽然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某些国际势力的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非常珍贵的胜利。　　　　
　　　　梅汝璈的坚持非常必要，因为法官坐次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且坐次好更便于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审判，左右局面。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谬安排完全是卫勃（庭长）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法官坐次的最初安排究竟是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思，还是卫勃庭长自己的想法，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不过，在梅汝璈当天晚上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在酒吧间里，遇到庭长老卫，他说：“明天是我们‘开张大吉’的日子，早点睡吧。”我们相视一笑。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经验丰富的出色法律人才。通过坐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另眼相待。他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的《益世报》发表了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为坚决维护祖国尊严和人民利益，为坚持法律原则，梅汝璈不惜与当时的最高总司令部和美国的麦克阿瑟针锋相对，力争自己认为合理的“坐次”。这份坚持、爱国情怀和做学问的态度，不单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典范和榜样，更是每一个法律人之所以能成为法律人的一份依凭。如果说中国法制的发展是一部大书，梅先生便是这部大书封面和书脊上的显赫人物。每一个中国人要不断完善自己，一代代继承和发扬先人对法律的坚持、对道德的正义感、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国家的牺牲精神。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坐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璈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漫不经心、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他说：“残暴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了滔天罪行，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伤痕累累，几千万亡灵沉冤九泉。17年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我国军民伤亡逾3　500万人，财产损失逾2　000亿美元，击毙击伤日军达130多万，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事实充分证明，中国正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力。”　　　　
　　　　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是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标志。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梅汝璈法官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争论。他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受到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就显得格外沉重。　　　　
　　　　梅汝璈后来在日记中心痛地写到：“中国尽管在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受害地区最广、伤亡人数最多，但在别国眼里却是个弱国、穷国，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审判工作，却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那些所谓的强国总是想压制又穷又弱的中国。”　　　　
　　　　其实这并非是头一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得到什么“分红”，还被迫将战前中国的德属领地转让给日本，并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由此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在审判战犯上又要遭到轻视与欺侮，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让历史重演的。中国的首席法官梅汝璈虽然是一介书生，却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为了中国不再被别国欺凌，他总是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据理力争。　　　　
　　　　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始终牢记着祖国的重托，凭着对正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进行着这场为千百万受害者伸冤报仇的艰苦斗争。他们没有辜负祖国人民的期望，28名甲级战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条英机等7名主要甲级战犯被判死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梅汝璈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全程参加了这次审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审判期间，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绝不马马虎虎。”　　　　
　　　　梅汝璈的凛然风骨和他那“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学习。梅汝璈先生的儿子梅小璈曾回忆说，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谈到，他的父亲本是一介书生，思想和行为带着明显的学者烙印，对于个人的升沉显隐、进退达穷并不在意。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祖国的千百万同胞经过长期而惨烈的抗争，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审判者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出现在国际军事法庭上，而父亲个人又有幸承担了这一使命的时候，那么，“郑重将事”、勉力而为、不辱使命，便成了惟一的选择。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用尊严维护尊严：大法官的法袍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缀有英文标签的法袍，这是一件黑色的丝质法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