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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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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向哲浚的秘书裘劭恒频繁地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到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裘劭恒最终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约翰•；梅奇牧师等关键人物。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以及有些人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有相当一批日本军政要人向检察局提供了各种情报和证词，那些想百般抵赖的战犯，在铁证面前很快就被检察官驳斥得哑口无言。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进行历时一个月的起诉。国际检察局的检察官们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毒化国民、走上军国主义战争道路的事实。接着，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就是满洲阶段。满洲阶段即日本阴谋侵略中国东北阶段。这也是起诉书控诉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1946年7月1日，美国检察官达尔西首先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试图把“皇姑屯爆炸案”的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而且，为了逃避惩罚，被告辩护团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借口，有的辩护律师甚至以战争中杀人不应构成杀人罪为由，为被告开脱。一时间，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让所有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震惊。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手中掌握着的第一张牌———田中隆吉。
田中隆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从1923年起就在日本陆军参谋部工作，1927年以后被派往中国，在北京、张家口一带长期从事侵华活动。1935年任关东军参谋，1939年任陆军省兵务科长，1940年晋升少将，升任陆军省兵务局长，但是因为跟东条英机意见不合，在1942年被东条英机罢免了。他深悉日本对外侵略内幕，一开始就“全力配合检察活动”，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写成详尽的供述材料，并在法庭上公开出庭作证。
美国检察官萨盖特出场讯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炸死张作霖的，究竟是谁？
田中隆吉作证说，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1931年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炸毁了北京开来的列车，车上的张作霖没有逃过此劫，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被告们鸦雀无声，特别是东条英机，狠狠地盯着过去的部下，满脸怒容，焦躁不安。
但田中隆吉紧接着在法庭上把自己知道的日本军部的内幕一一道来。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南京大屠杀等侵华罪行做了尤其详尽的叙述和证明。他的作证使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大白于天下。其实，向东京法庭提供各种情报和协助检察活动的日本人为数不少，绝非田中一人，只不过大多数人的协助活动是秘密进行的，而田中则是公开以证人的身份出现的。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艰难取证
在法庭上，面对那些战争狂人和一批西方善辩的律师，审判将是一场无硝烟的战场，是另一种形式的较量。证人证据找准了，有说服力，那就是一枚枚抛向恶魔的“重磅炸弹”。
然而，随着审判的进行，中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们越来越发现国民政府方面对东京审判准备不足，出庭作证的国民党政府官员法律水平低下，只会讲些空洞的话。如原国民党政府军事部次长秦德纯，到了法庭上只会说日军在中国“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翻来覆去地讲，却拿不出实际证据，遭到了法庭上许多人的讥笑。
过不了多久，庭审就要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了，那时将由被告提出证据，检察方面进行盘问和反驳。如果我方检察官提不出更有力的证据，而盘问和反驳又不得力，后果将不堪设想。但中国代表团的人手有限，所以急需增援。
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国投入的力量最大，兵强马壮；就连仅仅和日本打了两次小规模边境战争的苏联，最初都计划派出70人的庞大工作班子参加审判。但中国呢？当时参加法庭审判工作的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个人。
由于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势单力薄，国际检察局已经决定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与盘问的任务，分配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这让中方人员颜面尽失，无地自容。
检察官对所审理的战犯，不说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也有举足轻重之作用。因此，中方检察官为严惩血腥屠杀千百万同胞的侵华战犯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将对土肥原和坂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方面担任。但检察长以已经分了工，在工作过程中改变分工将会影响菲律宾检察官的情绪为借口，不同意将这两名日本战犯交与中方审理。中国检察官据理力争，并指出坂垣在战争中先后在中国和菲律宾担任过指挥官，他对菲律宾人民犯下了罪，但他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更大、更多。经过几番争论，法庭最终改变原来的决定，将坂垣征四郎交与中国检察官审理。
1946年深秋，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趁法庭进入太平洋战争阶段审理之际，回国述职。他一再向司法部呼吁，请求派精兵强将支援审判。
就在这时候，向哲浚的老朋友倪征燠回来了，这个消息让向哲浚喜出望外。倪征燠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司法工作，1945年曾出国考察欧美司法制度。他刚刚回国，向哲浚就来找他。听了向哲浚的介绍，倪征燠知道审判进行得不顺利，对于中方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之难，就难在举证上。特别是像土肥原这样的战犯，他本来就是从事阴谋活动的，躲在幕后策划指挥，小心谨慎，知道不留证据和随时销毁证据，所以很难抓住他什么重要把柄。国民政府军政部、司法部都找不到他的任何材料。
向哲浚和倪征燠经过认真地商讨，决定组建一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由倪征燠担任顾问组组长。他们约定，向哲浚先回东京关照法庭上的事情，倪征燠带人在国内继续搜集证据。
时间进入1947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很快就要进入被告的个人答辩阶段了。此时，在东京的向哲浚和梅汝璈急切盼望倪征燠他们带来证据，支援审判。
倪征燠接到外交部的紧急通知，东京方面电催检察官顾问组能否立刻动身前往东京。当倪征燠看到这封十万火急的催促电报时，不敢有片刻耽搁，匆匆收拾行装上路了。
此刻，中国检察官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并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在国内举证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检察官果断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成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
在得到盟军总部的同意后，中国代表裘劭恒和刘子键（向检察官的秘书）、以及高文彬、张培季、周锡卿、刘继盛（稍后来东京的翻译组人员）等人一起开始在那些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的资料中，搜寻证据。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要从字里行间发掘罪行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讨论分析，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
代表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在日本找到了大量可以证明首要战犯罪行的有力证据，这是那些侵华战犯始料不及的。其中有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五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的纪录，伪“满洲国”密电，以及日本政府元老西园寺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他们还查出了《东京日日新闻》报纸于1937年12月，分别以“百人斩大接战”、“一百人斩超纪录”为标题，报道日军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南京进行杀人竞赛的消息。在大量的事实和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们的罪行昭然若揭。
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辩护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出现的辩论场面。
为了防范日本侍者的窃听，中国的这些法官和检察官们在互相交谈中，对受审的日本战犯分别编号，并多冠以“绰号”，如：以“土老二”来称土肥原；以“坂老四”来称坂垣征四郎。由此可见，为了在法庭上赢得主动，中国代表们花费了大量心血。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中国大法官狡辩
随着审判的继续，有关各国的检察官也相继进行了举证陈述，历数了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其中菲律宾代表的发言，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占领菲律宾时期残害131 000多名菲律宾人和美国人的罪行，特别是日军制造的马尼拉大屠杀等惨案，同样激起世人的无比愤慨。在庄严的国际法庭上和确凿的铁证面前，日本战犯的罪责是根本推卸不掉的。
但在庭审中，被告和他们的辩护团总是试图把罪责推到中国人身上。战犯们不仅不甘心认罪并且还百般抵赖，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这些美国律师在辩护中或诡辩狡赖，或横生枝节，故意拖延审判时间，以便寻机为一些没有直接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开脱。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辩护律师的这种荒唐行径并予以严正的批判：
“辩护律师的无理取闹简直让人不可思议，甚至在1946年5月14日的审判中，被告辩护方居然提出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战犯的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如果说海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目的是要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辩护方的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克莱曼问前田：“你说日本学校的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日本的小学课程里不教日本语文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卫勃庭长当即说：“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克莱曼颇有绅士风度地摇摇头解释道：“如果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但是，如果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庭长回答：“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于是克莱曼不紧不慢地说：“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数学课呢？”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这扯得也太远了。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那就请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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