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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0-大国的兴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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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佛兰德，它就会落到法国或联合省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信；这种念头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二，费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实力与弱点（5）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底、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底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费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的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卡，以补充从当地征得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这个皇帝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 000万佛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十年瞎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佛兰德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实力与弱点（6）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大国的兴衰》 第二部分国际较量（1）
三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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