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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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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曲阳,一人继续上路。没有他们,更觉紧张。原来“恐惧”可以分担,独自面对,变得难以承受。吉普车开到楼下,“嘎”一声站住,心还在扑扑跳。
邻居阿布?扎耶德却在跟前闲庭信步。问及担不担心轰炸,他说:“你知道等着另一只鞋子从楼上扔下来的故事吗?我们就是天天这么等着。”
当晚,导弹没有落下来。
即便没有轰炸,以色列战斗机高速穿越空气,摩擦产生的巨大“音爆”,声音酷似爆炸,也时时刺激地面上加沙人脆弱的神经。
2003年穆斯林传统节日宰牲节第一天,我正在曲阳家看一家老小20多口人杀牛宰羊做甜点,窗外晴天一声霹雳,大家的动作瞬间凝住。最后发现是音爆,一切复归正常。曲阳说,去年宰牲节傍晚,大家还在集市上买东西呢,空袭就开始了。
谁抽出宝剑,谁就被宝剑伤害。
—— 《圣经》
2003年6月11日,我准备离开加沙地带,前往耶路撒冷办事。听说以色列坦克阻断出加沙的公路,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参赞刘为民决定亲自开车送我。他车上的旗杆折了,得找个
替代品。翻了半天,掏出半个胳膊长的一根木勺。国旗套在木柄上,勺子握在手心。
出加沙必须经过以色列设立的埃雷兹检查站。距检查站不到一公里,巴勒斯坦人的汽车、驴车挤成一团,尘土飞扬之中看到前方灰突突的身影:以色列坦克。
“亮出国旗来!”刘参喊了一声,坐在后排的我摇下玻璃窗,向坦克举起木勺。
坦克里发出声音,叫我们等待。士兵用望远镜瞄瞄车牌,几分钟后喊话叫我们过去。经过坦克跟前,我晃了晃手里的木勺,五星红旗迎风猎猎。
埃雷兹检查大厅挤满了准备出加沙的外国记者,以色列军方却迟迟没有放行。士兵塔勒讲不出什么理由,两手一摊说:“等待奇迹吧。”美联社的以色列籍阿拉伯记者伊卜拉辛已经等待3个小时,苦笑着说:“我们成了人质。”
20多平方米的检查大厅里,各路记者忙于“电话外交”,联系一切可能帮助自己通过检查站的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CNN)的凯莉·沃西手机打没电了,满大厅寻找电源插座。
一名正在接电话的记者猛然抬头,高声说:“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我看了一下表:5时30分。空气凝结了一、两秒种,记者们又开始拨电话,传出去同一个信息:“自杀爆炸!耶路撒冷!”
此起彼伏的手机铃声过后,事件轮廓逐渐清楚:一名巴勒斯坦人伪装成正统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市场登上14路公共汽车。他乘了一站车,经过一个广场后,朝车厢中间走了几步,随后引爆绑在腰间的重磅炸药。
爆炸造成16人死亡,93人受伤。以色列警方证实,爆炸者穆罕默德·沙巴尼(Mohammed Shabani)来自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系哈马斯成员,现年20岁。一星期前,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在约旦海滨城市亚喀巴召开峰会,高调启动“路线图”和平计划。
等着炸加沙吧。根据“暴力循环”的经验,我在心里说。
快一个小时了,塔勒还是一副“爱等多久等多久”的样子,我只好返回加沙。拐进城里,迎面一串救护车闪着红灯,疯了似的往一个方向奔。拉来一个巴勒斯坦警察询问,他只吐出一个词:“轰炸!”
老远车子就走不动了。怀抱相机,我一路跑进现场。被炸汽车还在冒烟,空气中的汽油味昨天刚刚闻过10日哈马斯发言人兰提西乘坐的汽车遭以色列导弹袭击。
几个巴勒斯坦人尖叫着“让开”冲出人群,肩上抗着一具焦黑的尸体。为了寻找俯拍角度,我登上临街的居民楼。一间屋子房门大开,里面传出哭声。踩着碎玻璃走进去,一名妇女正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他已经睡着了,突然被爆炸声惊醒,” 35岁的希贾说,“除了电冰箱,家里的东西全倒了。”小穆罕默德受到惊吓,哭闹不止。
报复来得如此之快,距离耶路撒冷发生自杀式爆炸不到一个小时。
俯瞰现场,我心里一沉:这是一个集市,平日人来车往,轰炸发生时,应该正值购物高峰。
以色列武装直升机还在空中盘旋,嗡嗡作响。围观的巴勒斯坦人仰起头来,指指点点。图(IMG…2994头上响起轰鸣,人们仰头观望)“一共3辆,”希贾指给我看。3辆焦黑的汽车,正好成一个“品”字型。“半岛”电视台报道,轰炸造成至少7人死亡,近30人受伤。
围观的巴勒斯坦人情绪激动,他们把汽车掀翻过来,登上底盘一齐拍手喊:“复仇!复仇!复仇!”
出门时,小穆罕默德还在哭。记得4月份巴卫生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说,96%的加沙儿童因受战争场面刺激患有心理疾病。
回办公室的路上,汽车收音机正在播放“巴勒斯坦自由之声”节目。一个名叫扎巴维的现场目击者告诉主持人:“我们正准备把第一辆被炸汽车里的乘客拽出来,突然一声巨响,又一枚导弹落下,许多人受伤了……” 他越说越激动,“什么是‘和平’?什么是‘路线图’?我要问布什总统‘这是什么’……”采访结束后,电台播放歌曲。一个男声唱到:“被占领土啊,我们为你斗争不息……烈士的母亲不要哭泣,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几个小时后,加沙城遭到24小时内第二次导弹袭击,两名哈马斯丧生。
第二天,原本见面就说笑的使馆房东哈马德红着眼圈,显然哭了很久。听人说,他的两个妹妹昨天到市场买衣服,双双遭遇空袭丧生。“她们只是去买孩子的衣服……”哈马德说。
6月10日兰提西遇袭现场,我的鞋子染上了红色的血迹和黑色的汽车焦油。11日,换了双白鞋,没想到又染上同样的颜色。
有人说,记者是冲突的“受益者”,新闻造就记者。但是2003年6月11日晚上,我眼前晃动的是小穆罕默德哭泣的脸、愤怒的拳头和焦黑的尸体。只要低头看看鞋子的颜色,我无法不祈祷,一切就此结束。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我的胃里还是一阵翻江倒海。5岁的巴勒斯坦儿童阿曼·法利斯躺在冰柜里,冰柜显得太大。眼睛没有完全闭上,剩两个灰白的空洞。细细的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
“把裹尸布解开些!”忙着寻找拍摄角度的法新社摄影记者萨比拉冲医护人员喊了一嗓子。医生掀开白布一角,5岁巴勒斯坦男孩法利斯的上半身露出来。皮包骨,浑身血迹斑斑。
又是一通闪光灯狂闪。
美联、法新、路透……各路摄影记者一个都没少。围在又瘦又小法利斯尸体旁边,全是照相机镜头,一次次快门的瞬间闭合,仿佛吸干法利斯体内最后的血液。
从太平间出来,一名西方记者斜靠在外面的栏杆上,抱怨巴以冲突的照片越来越难拍,“没什么新东西”。我小心翼翼地听着,法利斯是我在加沙见到的第一具尸体,第一次死亡。
2002年8月15日以军坦克开进罕尤尼斯,法利斯在自家门口被打死。巴方官员说, 以色列坦克“无故开火”。以色列军方说,有人向坦克开枪,坦克还击,并不知道有巴勒斯坦孩子被打死。这一切已经不再重要,法利斯躺在冰柜里。
按照惯例,葬礼于上午11点举行,顺序如下:游行,抬尸体至死者家,游行,在清真寺为死者祷告,游行,去墓地。
医生们用巴勒斯坦国旗裹住法利斯小小的身体,放到担架上。几千名罕尤尼斯居民挤在外面准备参加葬礼。代表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旗帜绿的、黑的、黄的飘扬其间。
“啪啪啪”三声枪响,游行开始。一辆卡车头前开路,抬着法利斯的担架紧随其后,其他人一路急走。卡车载着大喇叭,是一个流动广播站。人群沸腾起来,呼喊声、枪声、喇叭声,尘土飞扬。
“血债血还!”“真主最伟大!”大喇叭领头呼喊。整条大街的人齐声回应。喊声间隙传来阵阵枪声。我和其他摄影记者挤在广播车里,返身拍车后的担架。一路颠簸,不知道是谁在背后一路撑腰,我才没倒下去。
大喇叭震得我五脏六肺快要爆裂,心口很堵,不知为何想哭,却又哭不出来。
车在法利斯家门口减速,大家“噌噌噌”翻身跳车,奔向死者家里。男摄影记者们这时候全无绅士风度,一溜烟地冲进房子抢占地形。怀抱200毫米长镜头,我根本腾不出手来扒车。下面的小孩喊叫“把相机给我!”这时候只能相信别人了。把相机交给他们,我也来了个“鹞子翻身”,结果嘴唇重重地磕在卡车边缘,一下子厚起来。
总算下来了。看热闹的小孩给我一阵掌声。
拔腿向法利斯家跑去。担架被放到水泥地上。房间大约10平方米,没有任何装修。法利斯的母亲俯身吻别儿子,泪水淌满法利斯冰冷的脸。邻居们挤在走廊里,争着向记者描述法利斯被杀经过。
根本看不见法利斯的脸,全是记者脑袋。几分钟后,人潮又向外涌,第二轮游行开始。
“为耶路撒冷而死!”五六杆枪同时对空鸣放。从来没这么近听过枪声,我不禁一缩脑袋。“中国女人害怕了!”旁边的小孩一阵嚷嚷,有的冲我做鬼脸,有的蹲马步作开枪状,只为吸引我拍照。同伴的葬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次赶集。
街边观望的人被裹进游行队伍,队伍越来越庞大。阳台里伸出拳头。
“法利斯是烈士!”“烈士光荣!”一个儿童举着法利斯的画像冲镜头呼喊。另一个孩子一把抢过画像,“照我,照我!”那是一张侧面像,法利斯仰头望向远方,一脸阳光灿烂,两眼炯炯有神。画像背景是鲜花和位于耶路撒冷的金顶清真寺。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一手扛枪,一手抱一枚铁皮做的导弹模型,大步流星。
绕清真寺一周后,人们鱼贯而入。担架停在清真寺黑白格的墙下。人们将在这里为法利斯做长达一小时的祷告。三个年轻人爬到清真寺高耸的宣礼塔上,打出巴勒斯坦旗帜,迎风招展。
一年以后。2003年8月31日,同样是罕尤尼斯,同一家医院门口,同样漂亮的小孩,同样悲痛欲绝的亲人。那是一名9岁巴勒斯坦女孩的葬礼,她死在开学前一天。正当我大发感慨时,同行的巴勒斯坦记者萨比拉说,这算什么,有次他去罕尤尼斯以南的拉法难民营拍摄葬礼,开始前同一帮小孩聊天,突然以色列士兵的一发子弹击中面前正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孩子。当天下午,萨比拉又参加了那孩子的葬礼。
战争中总有无辜的人,否则,我们还要人道主义干什么?
——沃尔·索因卡(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我从未看到过好的前线照片,所有好的战争照片,都是在离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在那里才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
史蒂尔·帕金森(马格南摄影师)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11岁的巴勒斯坦男孩塔里克·苏希穿着校服浅蓝色长袖衬衣和深蓝色长裤,背上书包朝位于加沙市中心的学校走去。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50岁的巴勒斯坦工人穆罕默德·阿里·苏莱曼·瓦迪刚刚领了上个月在以色列打工的工资,共计1000多谢克尔(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左右),步行回家。
2004年2月7日早晨9时。我刚刚倒上一杯咖啡,轰鸣声自头顶来。调小电视机音量,侧耳再听,果然是F-16战斗机。明天才是星期天,以色列空军飞行训练的日子。
喝下一口咖啡,阿马德打来电话:“团结大街,一辆汽车被炸。”
9时刚过的几秒钟内,一枚导弹落在加沙街头。
确认消息并发出快讯之后,我开车去现场。汽车收音机里说,有个“小孩”在轰炸中受伤,我立即决定调转车头,先去医院。
熄灭吉普车时,收音机里说“小孩伤势严重,正在抢救中……” 闯红灯,闯急救室。一个有些面熟的巴勒斯坦记者居然拦着我问没有闪光灯,相机该调什么模式,急死人。
15岁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坐在病床边,肚子和胸口插着管子。他两眼朝天,医生在做记录。是那“小孩”吗?“不,”医生一指,“那里,那里还有一个,但是不让进去……”
拔腿闯进急救室。
右边床上,一个男子脱得只剩蓝色内裤,不住呻吟,大腿间血迹斑斑。
左边是那“小孩”。闭着眼,很安静。大夫用白纱布条捆扎小孩的手腕。我狂按快门。突然,医生愤怒地过来推搡我和一个巴勒斯坦记者。另一个医生拿过一个红玫瑰图案、塑料封皮的本子放在小孩胸口。后面两个医生扯开白床单,盖上。
死了!死了!相机取景器背后的我方才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小孩刚刚死了!
医生把怒气发泄在我和那个记者身上,用力将我们推出门去。在门边,我一回头,看见手术台下一大团殷红的纱布。
经过阿卜杜拉身边时,我又给他拍了几张。突然觉得自己很残忍,好像在撕扯人家的伤口,赶紧走掉。
一个警察模样的人把我拉过去,递上一张纸,说死去的那个小孩叫塔里克·苏希,14岁(后来证实是11岁)。今天以色列空袭的目标是一名杰哈德官员。
回办公室传送照片。“半岛”电视台正回顾在加沙遇难的几个外国人:被以色列推土机碾过去的和平示威者理查尔、英国记者汤姆……片头一行字:“When killing is easy(当杀戮变得容易)……”
几个小时后,“小孩”苏希的葬礼就要举行。我直接钻到他家。一个正在布置灵堂的孩子说自己是苏希的亲戚,引我去找女眷。死者男性家属在外面张罗,女眷们在里屋坐成一圈。一个女人扬了扬手绢,指向角落里一个看起来刚刚30的妇女说,那是苏希的妈妈。妈妈一身黑衣,脸色惨白。我问可不可以看看苏希生前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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