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帝最近-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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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就有16％用于为巴勒斯坦人提供方便，包括在紧邻的两座巴勒斯坦村庄之间铺设隧道。

　　想起加拿大志愿者安也说到“隧道”的情况，我向布雷弗曼证实，修建隧道的经费到底由谁支付？布雷弗曼肯定地说，“以色列政府，目前正在修建中的一条隧道，连接萨拉吉利耶和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村庄哈卜勒，长一公里，花费1000万谢克尔。　”登上汽车之后，他又通过麦克风向车上30多名记者宣布：“以色列政府支付修建隧道的全部费用，巴勒斯坦方面没有出一分钱……”

　　大客车继续上路，开上隔离墙。“这里，就是无数媒体报道中提到的被隔离墙分开巴勒斯坦一家人，”　布雷弗曼指着车窗外几间水泥房子说，“事实上，我们特地为他们开了一扇门，还给了他们钥匙，这户巴勒斯坦人随时可以穿过隔离墙，”记者群中发出一阵议论，汽车没有在那里停留，很快掠过去了。

　　徒步上墙，布雷弗曼一手搭在铁丝网上说，“只要触摸隔离墙，监控中心就会收到8种不同声音的警告。”墙体外围还有一道铁丝圈，是为了阻止动物咬食。墙体左右留出巡逻车道，车道外还有一条宽约两米的土路，一旦有人翻越隔离墙，以色列士兵可以从土路上留下的足迹，判断对方去向、人数及是否携带物品。

　　“巴勒斯坦人有没有可能在隔离墙下挖通道，正如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所发生的？”同行中有记者问。布雷弗曼踩了踩脚下的土说，“放心吧，这里的土质比拉法硬多了，很难挖通道！”

　　放眼望去，脚下蜿蜒起伏的隔离墙，四周一片静谧，空无一人。一名发言人站到我身边说：“你脚下踩的还是以色列土地，我们并没有把篱笆修到巴勒斯坦一边！”然后，他又高声对记者们说：“有人谴责以色列修建保护自己的篱笆，如果谁有比修建这堵墙更好的主意，我可以告诉你们以色列总理府和美国白宫的电话号码……”


　问及隔离墙修建之初，是否在树干上订几张字条命令巴勒斯坦居民全部搬走？三名陪同记者团的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互相询问了一会儿，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级别稍高的大卫说，“我可以肯定，动工之前，以色列一定同巴勒斯坦村庄负责人商量过，之后可能以字条的方式再次提醒居民……”

　　回到客车，再次进发。途中刚好有一道隔离墙上的“黄色栏杆”门开放，巴勒斯坦人赶　
　
　
着驴车马车“出墙”。在记者们的强烈要求下，停车拍照。正当我们蜂拥向“黄色栏杆”，遭军方发言人阻拦，只得在间隔大约300米处拍摄。我往前走了几步，立即被喝住，“你有一台好相机的，”发言人还是微笑着说，意思是我可以用长焦镜头拍摄，不必靠近。“是好相机，但是还不够好，”我礼貌而忿忿。在我的镜头里，巴勒斯坦人只是个小黑点。

　　一两分钟后，汽车发动机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我们不得不全部上车。后来听同行的外国记者说，上次以色列军方组织的“隔离墙之旅”，也遇到过类似情况，结果记者们同巴勒斯坦人“零距离”，聊个没完，令组织者不快。

　　在中东的最后两个月

　　2004年4月的最后几天，匆忙中离开加沙，至今没有回去。

　　出加沙，重返埃及，最后从以色列起飞。在中东的最后两个月，经历了空间的变换，时间的逼近。最后两个月，空间拉开距离，印照过去两年的影子；而离任时间的越来越近，来不及追悔那么多未完成的心愿。

　　出加沙

　　一切来得太突然。连夜打好行装，看天空一点点亮起来，金红的霞光射进我呆了两年的“作战室”。加沙，那太过熟悉的楼房、街道、地中海，甚至窗外的鸡鸣和犬吠，我在心中隐隐作别。

　　第二日。由于埃雷玆检查站“凑满5个记者才放行”的规定，我没能出关，折回加沙。

　　第三日。见到雇员沙乌德和阿马德。本想瞒住他们，没想到他们早就听说种种消息。

　　“我们就象生活在榨汁机里，布什和沙龙挤啊挤，然后喝掉，”阿马德说。我不敢正视他亮亮的眼睛。

　　加沙地带365平方公里，150万人。

　　第四日。迎面碰上“鱼”饭店那个总是穿白衬衣、精精神神的侍者贾迈勒。

　　“还要我帮你算命吗？”正给别人送餐的贾迈勒，跳下车笑着对我说。到加沙的第一个晚上，同交接班的记者王昊、雇员沙乌德、阿马德在“鱼”饭店喝土耳其咖啡。贾迈勒翩然而至，教我把喝完咖啡后的杯子倒置，待液体流尽，根据杯壁上残留的咖啡渣图案解读命运。“你是新来的，”转着我的咖啡杯，贾迈勒第一句话说得很准，“你将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欢迎，度过愉快的时光……”

　　贾迈勒从人家院子里剪下一束红艳艳的月季。“献给谁啊？”我问。他亮出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给未婚妻，我刚订婚。”

　　加沙地带150万人。

　　第五日。“抵抗”还在继续。站在顶楼，清晰听到一声爆炸。电视台几分钟后报道，附近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遭了哈马斯发射的火箭。

　　门前的巴勒斯坦警察伊卜拉辛过来聊天，说起“天堂里72美女”。他说，遭以色列导弹袭击身亡的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现在在天堂里，面目是20多岁的小伙子，腿脚全都好了，还有72美女侍奉着他。为了证实这一点，他翻出经书，指给我看：“你看，这里说了，寿终正寝的人也能上天堂，但待遇不同，没有美女陪伴……”

　　午夜2时，“突突突”的飞机声由远及近，在近处停留一阵，又远去了。

　　第六日。早晨7时，一名哈马斯成员开着插以色列国旗的汽车，装着300公斤炸药，冲击犹太人定居点。而以色列士兵呢，早就接到袭击警告，守株待兔。虽然打死了司机，汽车还是爆了炸，4个以色列士兵嘴角挂血负伤的照片登在以色列主流报纸《国土报》上。

　　然后，F—16飞了一天，极低，声音大得窗户都颤动。

　　加沙就是这样，平静超过一个星期，你就该怀疑自己在发梦了。

　　吃晚饭的时候，窗外一瓦陀日，红霞满天。可是F－16疯了一样在头顶呼啸。如果照片还可以记录声音，眼前这幅便是无须注释的“加沙”。

　　夜幕降临，黑色中透出点点星光。还有一个小红点——F－16或是“阿帕奇”的夜航灯，在云层里穿梭。我又不合时宜地想起“彩云追月”。

　　第七日。半夜2时，手机响。我就知道又不是什么好事。自从3月22日早晨5时多接到“亚辛遇刺”的那个电话，我一听见“午夜凶铃”就紧张。

　　果然又是爆炸。说是市中心的一所民宅，其余不祥。几分钟后，又来消息，居然是加沙警察部队总司令家叫人炸了，而他和家人在爆炸前“一分钟”离开了。

　　遥控炸弹。巴勒斯坦内部火并。据说也许就是埋炸弹的打电话叫他离开，爆炸只是个警告。各方都不按规矩出牌了。

　　另外，以色列军方公开道歉，在西岸抓捕哈马斯的时候，“误击”一名大学讲师致死，而这名讲师与哈马斯没有半点关系。

　　飞机继续在飞，下午2时啸叫得厉害，“阿帕奇”的声音由远及近，我准备好接着听到“咚”一声爆炸，但声音又远去了。

第八日。经过等待和如履薄冰的一段路程，终于到达埃雷兹检查大厅。玻璃门后，4个外国电视台记者正准备进入加沙，其中一个在这宽敞明亮的大厅里就戴好了头盔。还是大兵塔勒过来办手续。他说：“周，记住8月11日，我就要服满三年兵役了！我要离开埃雷兹啦！”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那里传来真正的好消息：进出加沙记者必须5人同行的规定已经取消　
　
　
，记者可以单独过关。看来不只我一个人打电话抱怨。

　　出关。大路朝天。我的眼睛不躲不闪迎接白花花的阳光。汽车收音机里，希伯莱语和英语歌曲热辣辣翻滚而来，终于天高地远。

　　一口气开出很远，停车路边，迫不及待拨出几个电话报平安。

　　1时30分，进入耶路撒冷。几个小时后，坐在西耶路撒冷美国领馆对面的草坪上晒太阳。有以色列人牵着两只骨瘦如柴却一脸高贵相的狗翩翩而来，我告诉同事，加沙见不到狗。有人说因为阿拉伯人不喜欢狗，也有人说连年战乱中人都吃不饱，野猫野狗渐渐遁去。

　　看见两个穿Ｔ恤短裤的以色列孩子放红色三角形风筝，想起加沙那些赤脚的巴勒斯坦孩子，拽着打卷的磁带芯子、一头系着无形状的白纸，一样放上天去。

　　加沙的贫穷和绝望，注定长久郁结在我心里。

　　重返埃及

　　5月，奉命前往埃及首都开罗休整。

　　咿咿呀呀的乌姆·库尔松歌曲，70年代黑白电影里穿短裙的埃及妇女，软绵绵的阿拉伯语口音……一推开埃及驻以色列使馆签证部大门，熟悉的一切扑面而来。

　　2000年10月至次年6月，我曾经在埃及开罗大学旁听。四年了。

　　据说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必定回来，否则会死掉。别人都说，“废话，谁都会死掉！”我心里还是有些别样。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上说，最近埃及甲肝肆虐，建议到那里旅游的以色列人不要饮用当地水，改喝进口矿泉水。

　　4年。一切一切，都在心里活起来。阳光、市声、尘土、摩肩接踵……

　　5月12日拿到去埃及的签证。

　　几天后起飞。一架小飞机，空空荡荡。乘客不足10个。飞行时间应该是1小时30分。一路狂颠，提前20分钟到达。还没感觉起飞，就从犹太国家，到了阿拉伯世界老大埃及。

　　舷窗外，突然灯火通明。“千塔之城”在机翼下，象一块通了电的集成电路。绿灯是清真寺，黄灯一串是桥，黑漆漆蜿蜒曲折且沉默着的，是尼罗河。

　　金字塔呢？不辨方向，也看不清物体，我还是把鼻子紧紧贴在窗户上，期盼金字塔的身影奇迹一般突然出现。

　　奇迹没有发生。但我知道它们在那里。

　　机场外币兑换所开着，决定先换些埃镑备用。Thomas　Cooker里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熟练地点着埃镑。一美元兑换6。18埃镑。四年前，一美元兑换4个多埃镑。“因为我们的经济形势很坏，”小伙子回答我的疑惑，“物价都涨了。”收好钱，正要走开，他竖起手指，追加一句：“只有一样东西降价了人。”

　　机场，遭到近两个小时的盘查，皆因我从以色列飞来。低效而可爱的埃及，一切都与记忆的底片重合。

　　出机场，坐汽车飞驰，黑夜、灯光，是开罗最美的面纱。

　　坐到尼罗河边，风吹得人微醉。豪华宾馆环抱之中，尼罗河水轻声慢语。不耐烦的，是亮着大红大绿彩灯的游船，一路洒下欢快的阿拉伯歌曲，船上的姑娘大大方方跳起“肚皮舞”，不知道看风景的人正在看她。

　　桅杆，灯火，车流，音乐……喧喧腾腾的开罗，中东最大的城市。世界真大，隔了一小时的行程，就是两番天地。

　　几天后，以色列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说埃及歌手Sh'aban　Abed　Al…Rahim，一曲《我恨以色列》已经卖到1500万份。出门找到家音像店，四面贴的都是当红女歌手Elissa直勾勾的大眼睛，新专辑的名字是“最美丽的世界”。

　　开罗在我的记忆中，而我并不在状态。这时候，不该来开罗。网上一条消息叫我捶足顿胸：“以军准备17日夜在加沙南部拉法展开大规模行动”。深夜总有轰炸消息传来。领导说，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整”，什么都不要想。怎么可能呢，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仍然是点开以色列《国土报》网站，仍然是查收新闻中心发来的邮件。MSN上碰到巴勒斯坦摄影记者，经常告诉我谁谁谁现在在打得最凶的拉法。

　　尼罗河桥上多了勾肩搭背、公开恋爱的男女，我这个来自加沙的人，看得有点不习惯。

　　当天晚上1时收到消息，加沙城又遭轰炸。

　　隔天去一个埃及朋友家做客。买礼物时不当心把以色列谢客尔付出去，对方看了我半天。

　　“加沙怎么样啊？”“地狱。”见面总是这两句。朋友家离机场不远。凉台上不断有隆隆的飞机声掠过，我总在0。1秒的紧张之后清醒。

　　在朋友家看一部埃及电影，居然跟巴勒斯坦“人体炸弹”有关。结尾处的镜头是加沙，巴勒斯坦少年们托着一块长长的黑布游行，上面是所有“烈士”的名字和编号。100，101，102……1001；1002……

　　我有点喘不上气来。

　　5月20日，新闻里居然读到熟人的名字！“熟人”就是和我一起在埃雷兹工人通道遭到阻拦的《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贝内特。根据他本人的叙述，19日晚9时半左右，他在加沙一家医院门外正在用手机通话。这时走过来一名陌生男子，微笑着说“欢迎”，并作出要握手的表示。当这名陌生人抓住贝内特的手时，身边突然出现了另一名男子，两人猛地把贝内特拉向一辆停在路边、后门已经打开的“奔驰”轿车。贝内特拼命挣扎，大声呼救，医院内的巴勒斯坦警察闻讯赶来，经过一番搏斗，那两名男子跳上“奔驰”车仓皇逃去。此时，贝内特的衬衫被扯破，所幸身体没有受伤。

贝内特认为，遭到绑架的原因是“暴露身份”。而以色列《国土报》指出，法塔赫武装人员计划绑架外国人交换被以色列定罪的巴尔古提。

　　这是离开加沙以后，第二次看到熟人的名字。第一次是为路透社工作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马哈茂德，以色列坦克发射炮弹，击伤了他的两条腿。

　
　
　
　　从以色列起飞

　　一个月后，从埃及返回以色列。送行的人还没到家，我已经从开罗机场降落到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只一小时十五分钟，从埃及到达以色列。

　　飞机刚刚停稳，给等候中的同事打电话，对方问：“顺利吗？”“要看入境处，”我说。

　　曾经被带到机场一角、磁卡刷开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