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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档案揭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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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１６５１年１２月１９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１６５２年１月１３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第一部分第9节 谁是董鄂妃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１６５７）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１６６０年９月２５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于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这个出生时间，是根据她的丈夫冒襄写的纪念文章《影梅庵忆语》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因其家世才学和参与组织了明崇祯年间江南学士反抗阉党的活动，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一起，被并称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的《影梅庵忆语》，写于小宛去世后。文中追忆同小宛相识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这年小宛十六岁。如此推知，小宛应该是在明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出生。而顺治帝则出生于清崇德二年（１６３７），这个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顺治大十三四岁。冒襄记录小宛死亡的时间，是顺治八年正月初二（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２日）。这一年，顺治帝刚刚十四岁，还没有到大婚的年龄。所以单从年龄和小宛去世的时间上推论，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况且，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详细记录了为小宛赎身、一起回家后遭遇的战乱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后病死的全过程。董小宛死去的地点，是江苏如皋叫“水绘园”的家中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子里——“影梅庵”。她的死亡，还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学士的见证。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第一部分第10节 顺治出家之迷解秘
据一些史学研究书籍阐述，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她是在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十五岁时入选秀女，指配给了襄亲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时董鄂妃十六岁，襄亲王十三岁。这位生于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名叫博穆博果尔的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其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说，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这样，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就是顺治的弟媳了。
虽然这些史学阐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原始档案中，也可以缕出一些佐证。
首先，所藏《玉牒》显示，这位襄亲王确有其人：在太宗皇太极名下记载出生的第十一个儿子是博穆博果尔。他生于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１），卒于顺治十三年六月初八（１６６０年７月２９日），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这证明了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他比顺治小三岁，而且死去的时间，正是董鄂妃入宫的时间：“十三年夏”。
其次，顺着《清世祖实录》条缕，总能看到这位襄亲王同董鄂妃之间存在着关系：卷一百二记载，顺治十三年七月初九（１６６０年８月２８日），也就是过了襄亲王的二十七天忌日以后，礼部向顺治帝报告，册立董鄂氏为贤妃的吉利日子应该是八月十九日。顺治帝回答，襄亲王刚刚死，等到八月以后再选日子吧。
卷一百三在八月二十五日记录着，当顺治传谕礼部在二十二日已奉圣母皇太后谕，将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立为贤妃的同时，委派内大臣巴图鲁公鳌拜，前去告祭襄亲王。
据此，笔者也接受大多数清史学者的观点，认为董鄂妃在入宫服侍顺治皇帝之前，应该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也就是顺治帝的弟媳。
不过，在关于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这个问题上，董鄂妃在入宫前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宫后赢得了顺治帝的感情，并且她的死给了顺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创，成为顺治萌发出家念头的一个直接契机。
综上所述，顺治帝在十七年（１６６０）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爱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不久即决定蓄发留俗。时隔两月余，在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顺治帝因罹患天花，病逝于紫禁城内的养心殿，终年二十四岁。其火化后的骨灰，被安葬在位于河北遵化县的清孝陵。这当是可信的事实。
顺治帝半身朝服像
２８
清朝皇家族谱——大黄绫本《玉牒》和小红绫本《玉牒》
顺治帝的《遗诏》
北京法海寺《敬佛碑》拓片“敬佛”两字是顺治帝所书
北京法源寺悯忠台。顺治帝曾送太监吴良辅在此替自己出家
顺治帝的宠妃董鄂妃生前居住之所——紫禁城内承乾宫
富告董鄂氏为皇贵妃的诏书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百三
第一部分第11节 康乾巡幸下江南
康乾巡幸下江南
巡狩之制，上古即已有之，并且应该已经形成为一种制度。然而，后世帝王多耽于逸乐，很少大规模巡狩天下。诸如秦始皇曾巡狩天下，隋炀帝为巡游江都而开凿大运河，都被目为历史上著名的荒淫暴虐之君。
在清代历史上，帝王出巡却是异常频繁，有北巡、西巡、东巡、南巡等。西巡是指皇帝去五台山等地的活动，东巡是指皇帝去山东祭祀孔庙及登泰山等活动。此外，还有到盛京拜谒祖先，承德避暑山庄建成后，皇帝在大多数年分都在承德度过夏季。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三次出巡东北，祭祀祖陵，五上五台山，六巡江南，十余巡行畿甸，阅视海口工程，二十九次察白洋淀水围，四十五次谒东陵，五十七次塞外行围。至于乾隆，更是车驾时出。这是主要谈谈康熙、乾隆两个皇帝分别六巡江南的情况。
康熙南巡，主要是为了巡视河工。康熙曾亲笔谕亲信曰：“近日闻得总河无才，两河坏之已极，朕欲看河南边走走，未定日期。”明末清初，黄河年久失修，水患异常严重。据统计，顺治年间（１６４４—１６６１）决口二十次，康熙元年至十五年（１６６２—１６７６）就达四十五次，灾难之重，尤倍于前代。康熙十五年，黄水倒灌洪泽湖，高堰大堤因承受不了黄、淮二水的强大压力而决口三十余处，运河大堤崩塌，淮扬地区几个县被水淹没，致使运道不通，漕运受阻。而漕运是清政府的生命线，每年都需要六七千漕船从江南地区运载四百万石漕粮到京师，作为官俸、兵饷以及居民生活的来源。因此，康熙把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亲自书写挂在宫中的柱子上。三藩平定以后，台湾内附，中原安定，使康熙得以有暇巡幸江南。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东巡狩，他下泰山后，临时决定南巡视察河工，这是他第一次南巡。此前，在康熙十六年，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和他的幕僚陈潢根据实地调查，提出修筑洪泽湖东的高堰大坝，疏通上、下游淤塞，堵筑洪泽湖及黄河沿岸各决口，使黄、淮回归故道。经过几年修浚，治河工程取得很大成效。但由于治河工作中出现一些争论，康熙决定亲临视察。他遍历高家堰、武家敦、洪泽湖等地，访民疾苦。康熙二十八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南巡，进行考察。他对靳辅的治河功绩做了肯定。他谕内阁曰“朕巡行南省，往视河道，江南淮安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称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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