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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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可是，连黄廷廉同志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作为一名八路军的宣传干事、一个老党员给我这个年轻人的教育有多么深刻。他的来信，使我重新对共产党员有了新的认识，对党的事业增强了信心，对光明的未来有了渴望。　　在此，我将一份5年前黄廷廉的来信原文摘录如下：　　方军同志：你好，遵照你的要求写了这封信。　　（1）　我1920年出生，山西晋城市大兴村人。　　（2）　我于1938年3月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纵队。　　（3）　我于1940年5月在沁县子弟兵团参加中国共产党。　　（4）　我面对日本鬼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写成材料，供你参考。　　（5）　解放后我担任的工作：　　1949年山西军区成立，我在省军区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科科长。　　1951年我在山西省军区陆军医院任政委。　　1956年我在山西军区18团任政委。　　1966年我在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任政委。　　1970年我在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　　1981年离职休养。副军级待遇，在沈阳某干休所。现在生活好，很充实。　　我们同时被日本鬼子砍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名单（略）　　1945年5月间，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定我到延安，当时，我的伤口痊愈后留下一个15公分长，两公分深的伤疤，经常头晕头疼，于6月到达延安，住总政招待处。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多次检查定为一级残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办了残废证。直到1951年在山西军区陆军医院做了后脑部整形手术后，形成现在的伤疤，按内务部颁布伤残条例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到现在。　　我能从容不迫地对日本鬼子斗争，能在日本鬼子砍头中幸存下来，有好多因素。首先是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教育的结果。这是最根本的因素。其次，八路军同日寇的作战是长期的，有很多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牺牲在前，享受在后。再有，革命先烈们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在刑场上的率先垂范，给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没有榜样的指引，我是不会有作为的。第三，是人民群众的鼓励和支持。在我们八路军9人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平遥县城西大街汇集了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中国人　向着中国人。我作为八路军的宣传干事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决心，使得好多人默默地赞许　。有许多人流下伤心的泪水，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力量。第四，是战友们　的互相鼓励，是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精神推动我勇往直前的。最后，就是对我们中华　民族有血海深仇的野蛮残忍的日本鬼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求生存　。　　……　　我曾被授予英雄称号，我一直问自己，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功劳？要说有功的话，这功劳属于党、属于先烈、属于人民群众、属于战友和同志们。　　我从零开始做起，是为了防止居功自傲思想。所以，抗日胜利55年了，我在军人登记表上，在干部履历表中“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我从未作任何填写。人们看到我后颈部明显的伤疤，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简要说一下。1980年全军征集军史资料时号召写回忆录，我也未写。1995年以来，有些报刊刊登我的事迹材料都是记者采访后写的，大多数稿件我都没看过。我对记者谈到，我受过“战斗英雄”称号是在1994年山西发表《英雄模范名录》之后，从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中才讲到的。　　我对你对我的关怀热情很钦佩，我把你给我的信送我所张政委看过，经他同意，我才给你写这封长信。这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黄廷廉　　2000。4。15


八路英雄黄廷廉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图）

被我军摧毁的日军堡垒　　　　

　　党、政府、军队，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抗战胜利60年了，像黄廷廉这样的老同志一般都退休了。　　“退休”是世界性的词汇，而中国还有一个词汇沿袭自己具体国情应用到现在，叫“　离休”。“离休”的意思区别于“退休”的含义表现在，它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离开工作岗位休息”的意思。“退休”和“离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像黄廷廉这样亲历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老战士当然是“离休”。目前，中国十几亿人民大众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同侵华日军殊死搏斗过的中国军人仍然充满着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休”前面冠以什么字眼老百姓都拥护和赞成。但是，随着经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的自然消亡，“离休”这个词汇也会随之淡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舞台。　　黄廷廉和许多中国老军人一样住在一座小将军楼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家的小楼前有几分地，可以种植自己喜欢的植物。老黄生活得非常简朴，他对于国家的事情却是非常关心。他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因为耳背，所以，声音开得特别大。他订阅《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文摘报》、《中国老年》、《广播电视报》、《中华儿女》等书报杂志。他　还做剪报，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日本修改教科书否定战争罪行的事情，老黄　知道得一清二楚。老黄是党员，所以，他常常参加军队干休所的学习。　　中国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生活都是国家负担起来的。所以，在他们退休之后都在军队的干休所里居住生活。日本也没有终身为伍的军人，罪恶的侵华战争随着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结束，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回国需要自己谋生。现在，日本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也寥寥无几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二：其一，是“定年金”，就是退休金。其二，是天皇的“恩给”。日本老兵也有组织，比方侵华日军五十九师团每年就出版通讯录，有时还聚会。随着自然消亡，他们送给我的通讯录在逐年变薄。顺便提一下，侵华日军五十九师团的人员曾经还有一个组织，叫“中归联”。五十九师团师团长原中将藤田茂任是“中归联”的头儿。顾名思义，“中归联”的意思是“从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中归联”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反对侵华战争，主张日本国应就战争罪行问题给中国人民谢罪。“中归联”的头儿藤田茂先生多次访华，还和周恩来总理握过手。　　可以说，中国的老军人和日本国经历战争的老军人的晚年生活都不错。而且，都在反思60年前的战争。　　日本国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分成三种情况：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1026名原日本军人。　　在苏联西伯利亚劳动过的数十万原侵华日军老兵。　　直接撤退回国的。（1945年在中国十个战场向中国军队交枪投降的129万日军）。　　这三部分的人物的个例我都采访过。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这些侵华日军老兵在不同程度上的谢罪、反战、主张向战争受害一方的中国人民赔偿。　　今天的日本，黄廷廉十分清楚：右翼势力在逐渐抬头，否定侵华战争罪行的言论尘嚣日上。我问老黄：　　“如果侵华日军又杀回来了，您还上战场吗？”　　“为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当然要去！”老黄坚定地回答。　　这么多年来，常有学校、机关、工厂请老黄去做报告。老黄虽然感到“给青年人讲中国抗战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坚持先请示上级领导，叫“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我采访黄廷廉就先给干休所领导写报告，干休所的领导批准了，老黄自然就同意了。　　老黄严肃地批评我，让我不要管他叫“首长”或“将军”。他的理由是：“我1981年就离开了工作岗位，怎么还是‘首长’。建国初期，我的军衔是上校，没有晋升为少将。因此　，不应该称呼我‘将军’。你以后称呼我为‘老黄’好了。”　　我说：“请老首长放心，我以后就叫您‘老黄’吧。……但是，您比我的父亲还大5岁；挨了侵华日军6刀不说，还给活埋了，我怎么能管您叫老黄呢？老首长？”　　老黄的老伴儿比老黄大两岁，今年88岁，和蔼可亲。她的身体比老黄的好。我问老黄：“你当年当了八路军的战斗英雄，是您老伴儿追求的您吧？当时追求您的姑娘特别多吧？”　　老黄笑了，他的回答令我失望：“我们两家定的娃娃亲。你看，她还是小脚呢。”　　老黄对我说，他有5个子女，没有一人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而谋私的。现在，老黄还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一大家子，其乐融融。老黄的子女现在的生活、工作境况都不好。我和他的一个儿子交谈，知道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他每月一分钱也没有，只能去给别人打工。老黄的这个儿子对我说，沈阳许多工厂关、停、并、转了。很多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到二三百元。我告诉他北京的关、停、并、转人员每月有380元呢。　　我问老黄高寿的原因，老黄说，主要是乐观。从1942年我党整风至今，他坚持“三乐”：“乐对事业，乐对人生，知足常乐”。我听了愕然，从1942年至今？太遥远了吧？老黄还说　，他过了八十不吃请，谁请都不去。而且，老黄从不吸烟和喝酒。　　老黄耳朵不好，我和他交流需要用笔写下来。当然，面对我的摄像机谈及抗战经历时除外。那是他倒背如流的亲身经历。我写这篇采访记只要把录像带看一遍，记下来就写完了。谈别的可不成：比方，我到他的楼上寝室大声问他：“东北下雪的时候，这屋里冷不冷？”　　我两个手上下的动，表示下雪。老黄看懂了，他说：“下雨时这屋里不漏水。”　　老黄安排我在他们家吃饭，我说：“不，军区干休所安排我和战士们一起吃饭。”　　老黄这回又看懂了，他说：“——哦！你不吃饭啦？！别，人是铁、饭是钢呀。”　　老黄是军级干部，按照规定的住房标准，他的住房还要调到240平方米。因此，他非常知足。老黄现在每月的收入在5000元上下，其中包括工资、补贴、残废军人的补助等等，老黄对我说：　　“党、政府、军队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二百师百岁老兵深入野人山体验二百师当年之路（图）

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哨所　　　　

　　张老汉只有一颗牙，张老汉今年100岁了。张老汉曾经是中国远征军二百师的少校军官。张老汉曾经把戴安澜将军背回祖国。张老汉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张老汉还是个充满人格魅力的老人。我和张老汉住了一周，和他老人家分手时，他拉着我的手满怀深情地说：“你要走啦，再多住几天嘛！什么时候再来？楼上有空房子，就住到这儿来！”　　从幼童到老年，很多人都经历过数不清的生死离别的场面，而这次，让我的印象深刻。　　他送我走出老远，我上车了，他还在向我挥手。　　我仅和这位在地球上生存了100年的人共同生活了一周，就从心里尊敬起他来。　　我始终忘不了他的眼睛，那双眼睛笔墨难以形容，看一眼，就可以记住一生。　　“1950年云南和平解放，1951年9月4日我被逮捕。那时，我的军衔是中校。每天都有下级军官被拉出去枪毙。我想，哪一天就轮到我了吧，等啊，等啊。可是，最终我留了下来。”　张老汉深邃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的翻滚的云团回忆；“后来，有位管教干部说，根据调查，我　的双手从来没有沾染过人民的鲜血，罪不大、恶也不极。‘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穷凶极恶的　外国侵略者，你没有后退半步。这是历史事实。根据调查，你会做木匠？我们劳改大队就少木匠嘛。’”　　简单地说，张老汉的前半生一直和侵华日军在各个战场血战，后半生一直当木匠。可以说他见过无数的战死者，中国人，日本人。也建过无数的房子、了望塔、桥梁、桌椅。　　可是，张老汉经历过枪林弹雨却丝毫未伤，真是奇迹。　　为什么忽然想起这些情节？我想，实在是天意。张老汉这么善良的人，怎么能不活到100岁呢？沧海桑田，世事巨变，“有多少英雄竞折腰”。没有人能重写历史，却有无数人希望张老汉这样的人永远幸福、健康地活着。抗战中有380万国民党军官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这一历史事实是历史应该铭记的。　　我能采访到二百师的百岁老兵也实在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云南昆明有家地方报纸推出了一个叫“与百岁老人共度中秋”的活动，出乎发起者意料的是：不是三两老人的“响应”，而是30名　“报到”。张老汉是1904年春节生的，当然是“百岁老人”。而且，在百岁老人中，张老汉身体最好，精神最旺，记忆最清晰，谈吐最明白，生活能自理，还参加过抗日战争，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老英雄。所以，那家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抗战老兵中秋满百岁》的文章。我作为专写抗战题材的作家，读者朋友满天下　，有个漂亮的昆明姑娘就把该报寄给了我一份。因为“口述史”是世界各国博物馆浓墨重彩　的一环，不管是位于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是纪念“珍珠港事件”在巴尔的摩海军基地　的军舰上，或者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博物馆人都紧紧抓住活着的亲历者不放。因为较之　实物和照片，人物在历史长河中是“白驹过隙”的。　　可是，困难重重。如果想采访的话。　　昆明地方报纸出于关心老人的目的三缄其口。几个昆明的朋友四处调查，八方询问，刚巧问到张老汉的儿子的头上。可是，另外的难题又来了，这，就是采访经费。因为我作为抗日战争的研究者在全国采访竟然都是自费！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来了——天上掉下了馅饼：缅甸国地方军的司令长官说他可以资助我的采访行为。　　张老汉是中国远征军二百师的老兵，二百师在缅甸与日军交战，后来，二百师官兵途经缅甸野人山回国。访“张老汉”，就扯到“二百师”，扯到“缅甸的野人山”。　　我从严寒中的北京起飞，在中缅边境下了飞机，改乘汽车进入缅甸。缅军军官迎接，热情洋溢。连续十几天的汽车颠簸使我几乎进入散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