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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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语识都失掉了，听亲人说话俨如听外国语。德国话称这种为Worttaubheit或Seelentaubheit，译出来是“言聋”或“魂聋”。两种不言症都有种种轻重的程度，我在这儿不便写医学讲义，只好暂且从略。但其病源呢？据说是大脑皮质上的左侧的言语中枢受了障碍。有时是有实质上的变化，如象肿疡外伤等；有时却也没有，没有的自然是容易好的。殷高宗的不言症，大约是没有实质变化的一种，因为他是没有受手术而自然痊愈了的，由这儿我们可以推想得到。　　　　
　　　　殷高宗的“谅阴”既是不言症而非倚庐守制，那么三年之丧乃殷制的唯一的根据便失掉了。　　　　
　　　　〔追记〕殷高宗曾患不言症，卜辞中已有直接证明。武丁时卜辞每多“今夕王言”或“今夕王言”之卜，往时不明其意者，今已涣然冰释。　　　　
　　　　四论《周易》的制作时代　　　　
　　　　胡适似乎很相信《周易》，《说儒》里面屡屡引到它。最有趣味的是他根据章太炎把《需》卦的那些卦爻辞来讲儒，他说那儿所刻画的是孔子以前的柔懦而图口腹的儒者。孔子的出现是把这种儒道改革了的。有趣是有趣，可惜牵强得太不近情理，记得已经由江绍原把他驳斥了。但他除《需》卦而外也说到了其它，你看他说：　　　　
　　　　我们试回想到前八世纪的正考父的《鼎铭》，回想到《周易》里《谦》、《损》、《坎》、《巽》等等教人柔逊的卦爻辞，回想到曾子说的“昔者吾友尝从事”的“犯而不校”，回想到《论语》里讨论的“以德报怨”的问题，——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孔子早年也从这个正宗儒学里淘炼出来，……后来孔子渐渐超过了这个正统遗风，建立了那刚毅弘大的新儒行，就自成一种新气象。　　　　
　　　　


第四部分：驳《说儒》驳《说儒》（3）

　　　　这儿的大前提中也把《周易》的《谦》、《损》、《坎》、《巽》等卦包含着。《周易》里面也有《乾》、《大壮》、《晋》、《益》、《革》、《震》等等积极的卦，为何落了选，都暂且不提。其实要把《周易》来做论据，还有一个先决问题横亘着的，那便是《周易》的制作时代了。这层胡适也是见到了的，你看他说：“《周易》制作的时代已不可考了”，但回头又下出一个“推测”，说“《易》的卦爻辞的制作大概在殷亡之后，殷民族受周民族的压迫最甚的一二百年之中”，而断定作者“是殷人”。这个“推测”和断定，连边际也没有触到。关于这，我在三年前已经用日本文写过一篇《周易之制作时代》。发表在日本的《思想》杂志上（一九三五年四月）。那文章早就由我自己译成中文寄回国去，大约不久就可以问世了吧。　　　　
　　　　我的见解，《易》的作者是臂子弓，作的时期是在战国前半。详细的论证已有专文，但在这儿不妨把一个重要的揭发写出。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益》六四）　　　　
　　　　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二）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些爻辞里面的“中行”，尤其前四项，无论怎样看，都须得是人名或官名。这些爻辞里面应该包含有某种故事。想到了这一层，这钥匙就落在我们手边了。请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的传文吧，那儿有这样的话。　　　　
　　　　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晋侯是晋襄公，“三行”之作是由他创始的。荀林父是最初的中行将，因而他便博得了“中行”的称号，宣公十四年的传文称他为中行桓子。他的子孙，后来也就有了中行氏的一族。发现了这个典故，回头去看那些爻辞，不是可以迎刃而解了吗？尤其《泰》九二的“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我看，那明明说的是文公七年先蔑奔秦的事。那年晋襄公死了，晋人先遣先蔑士会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以为襄公的后嗣。但到秦国派着兵把人送到令狐的时候，晋人却变了卦，出其不意地给秦兵一个邀击，把秦兵打败了，弄得先蔑士会都不得不向秦国亡命。《左传》上说：　　　　
　　　　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瓠首。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犹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辞，若何？不然，将及。摄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弗听。为赋《板》之三章，又弗听。及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曰：“为同寮故也。”　　　　
　　　　同寮亡命，岂不就是“朋亡”？“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岂不就是“得当于中行”？亡与行是押着韵的。想来这简单的两句大约是当时的口碑，口碑流传既久，往往会和那故事的母胎脱离而成为纯粹的格言。编《周易》的人恐怕也只是当成一些格言在采纳的吧？因为“中行”两个字与中庸同义，故尔一收便收到了五项。《周易》爻辞中象这样明明白白地收入了春秋中叶的晋事，那年代也就可想而知了。要之，《周易》是后起的，事实上连孔子本人也没有见过。《论语》上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这是孔子和《易经》发生关系的唯一出处，但那个“易”字是有点蹊跷的。据陆德明《音义》，“易”字《鲁论》作“亦”，可见那原文本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是后世的《易》学家把它改了的。汉时《高彪碑》有“恬虚守约，五十以学”的两句，正是根据的《鲁论》。　　　　
　　　　五论《正考父鼎铭》之不足据　　　　
　　　　《正考父鼎铭》在《说儒》中也反反复复地见了四五次，不用说也是胡适所根据的重要资料之一，但不幸这个资料更加不可靠。我在四年前曾作过一篇《正考父鼎铭辨伪》，登在《东方杂志》上。文章发表后，我自己却尚未见到，原因是《东方杂志》在日本是禁止输入的，这倒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缘故。但那篇旧作也还有不周到的地方，我现在要把那辨伪工作，重新在这儿整理一次。　　　　
　　　　《正考父鼎铭》不仅见于《左传》昭公七年，同时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也有。现在且把那两项文字来对比一下。　　　　
　　　　〔《左传》〕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也。无礼，无以立。　　　　
　　　　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粥于是，以余口。’其共也如是。　　　　
　　　　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曰：“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史记》〕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后嗣懿子曰：　　　　
　　　　“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于是，粥于是，以余口’其恭如是。　　　　
　　　　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　　　　
　　　　


第四部分：驳《说儒》驳《说儒》（4）

　　　　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在一首一尾上有相当显著的差异，尤其在开头处。《史记索隐》的作者早就见到了这一点，他说：“昭七年《左传》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及其将死，召大夫’云云，按谓‘病’者不能相礼为病，非疾困之谓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贾逵云：‘仲尼时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误也。”小司马是以《史记》为“误”，但在我看来觉得有点冤枉。太史公尽管冒失，怎么会至于连一个“病”字都看不懂？而且他说“病且死”者，是说孟釐子病危有将死之虞而实未即死，特遗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如照《左传》的说法，是到十七年后将死时的说话，到那时孟懿子已经成人，何以还要把他属之于大夫？孔子已经是相当的“达人”，何以还要预言其将达？这些已经就有点毛病的，而那一首一尾的添加尤其着了痕迹。本来在春秋当时“相礼”的事是有儒者专业的，“不能相礼”并不足为“病”。孟僖子既“病”自己的“不能相礼”而教子弟师事孔子，许孔子为未来的达人，孔子也就称赞孟僖子是能够补过的“君子”。象这样岂不是在互相标榜吗？所以据我看来，我觉得《左传》的文字显然是刘歆玩的把戏，是他把《史记》的记载添改了一下，在编《左传》时使用了的。然而就是《史记》的记载也依然有问题。《史记》中两见正考父，另一处见于《宋世家》的后序，那里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但两处的年代却相隔了一百多年，这儿又是一个大缝隙。要弥补这个缝隙，须得从《诗》之今古文家说说起。　　　　
　　　　原来《诗》说有三派，有《鲁诗》、《韩诗》、《毛诗》。《鲁》、《韩》先进，是今文家，《毛诗》后起，是古文家。司马迁是采用《鲁诗》说的；他那《商颂》的制作时代与作者说，自然是本诸《鲁诗》。《史记集解》言：“《韩诗》，《商颂》章句亦美襄公。”又《后汉书·曹褒传》注引《韩诗·薛君章句》说：“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据此可见《韩诗》也认为《商颂》乃正考父所作，而正考父乃襄公时人。《鲁》、《韩》两家完全是一致的。独于后起的《毛诗》却生出了异议。《毛诗序》说：　　　　
　　　　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这却把正考父认为戴公时人，而认《商颂》为商之遗诗。这异说自然也有根据，前者便是《左传》的“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后者则出自《国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闵马父言）。但这《左传》和《国语》，其实是一套，同是经过刘歆玩过把戏的东西，而刘歆是古文家的宗主。说到这儿，我们总可以恍然大悟了吧。便是《左传》昭七年文是刘歆的造作固不用说，便是《史记·孔子世家》中的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明明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尤其是那鼎铭，我确实地找着了它的家婆屋。那文字的前半是剽窃《庄子》，后半是摹仿《檀弓》。　　　　
　　　　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如而夫者一命而吕钜，再命而于车上舞，三命而名诸父。孰协唐、许？　　　　
　　　　这是《庄子·列御寇篇》上的一节，本是有韵的文章，是否庄子亲笔虽不敢断言，总得是先秦文字。看这叙正考父“三命兹益恭”的情形，本来是第三者的客观描写。而“孰敢不轨”一句也是第三者的批评。全节的大意是说象正考父那样的谦恭，世间上谁还敢为不轨？但象那位尊驾（“如而夫”）的那样高傲，谁还想媲美唐尧、许由？这是尽情尽理的。但这前半被刘歆剽窃去作为正考父的《鼎铭》，便成了正考父的自画自赞，而把“孰敢不轨”改为“亦莫余敢侮”，竟直倨傲到万分了。还有呢，《庄子》的原文本是“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伛与偻，是“伛偻”这个联绵字的析用。伛偻或作痀偻，又或作曲偻，今人言驼背也。此外，如车弓曰枸篓（见《方言》），地之隆起处曰欧（见《史记·滑稽列传》），人苦作而弓背曰劬劳，又作拘录或录（见《荀子》），都是一语之转，但都先伛而后偻。一落到刘歆手里，却变成了先偻而后伛。这分明是他的记忆绞了线。《左传》是这样，《史记》也是这样，正足证明是出于一人之手。　　　　
　　　　《鼎铭》的前半已经弄得那么可笑，而后半也同样的可笑。粥是今人所谓稀饭，但古人铸鼎是以盛牲牢鱼鳖，并不是拿来煮稀饭的。古之人“钟鸣鼎食”比较起现在的奏军乐而吃西餐，觉得还要神气。自然，拿砂锅煮稀饭，今之乞丐为之，古亦宜然。正考父既以“三朝元老”铸鼎铭勋，而曰“于是，粥于是，以余口”——我过的是和讨口子一样的生活，拿鼎来煮稀饭吃的呀！这岂不是一位假道学？口气倒很有点张老之风，要说不是出于摹仿，我有点碍难相信。　　　　
　　　　《檀弓》有云：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刘歆不仅伪造了鼎铭，而且还伪造了史实。《庄子》所载的正考父三命本来并没有说是三朝之命，在一朝而受三命乃至三命以上，都是可能的。然而刘歆却把它解作三朝之命，而造出了“佐戴、武、宣”的史实出来，与今文家说大抬其杠子，弄得我们标榜考证的胡适博士也为所蒙蔽了，真真是误人不浅。　　　　
　　　　但正考父尽管是宋襄公时人，《鼎铭》也尽管是伪，而他那“三命兹益恭”的态度，既见于《庄子》，则胡适要用来证明“柔慈为殷人在亡国状态下养成的一种遗风”，仍然说得过去的，只消把年代改晚一点好了。然而可惜，这正考父是宋国的贵族，历代都只在宋国做大官，而宋国又是殷代遗民所聚集成的国，他在这儿就要充分地谦恭，并不足以解为奴性。假使他是出仕于鲁周或齐晋，那就方便得多了。何况他所作的《商颂》，那格调的雄壮，音韵的洪朗，实在也并不懦弱。更何况他的先人中有“十年而十一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