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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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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蟮哪侵挚障胫饕濉Ｔ�1957—1958年，若干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共精英对他们能在短时间内跃进多远持有不恰当的乐观主义。在国内，经济于1956—1957年令人失望地停滞之后正在上升；反右和整风运动看起来巩固了党的领导；1958年的收成看来极好，其初期迹象导致了那年的经济指标一再加码。在共产主义阵营中国家关系的麻烦领域，中共承认1956年出现了“乌云”，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反革命的失败，在苏联赫鲁晓夫权力的稳固，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的妥协性声明的达成，都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即这一阵营的整合和力量正在增长。也许最有意义的是，中国人相信，冷战的力量平衡已转向他们一边，这一点表现在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中。苏联日益增长的技术上的勇气（最富戏剧性地表现在1957年10月发射的人造卫星）和西方有克制的退让，是导致这种对国际形势的乐观估计的另一些重要因素。今天回顾起来，很容易看出这些倾向的脆弱性，但当时它们却使得中共领导人充满信心而又轻率地行动。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6）
公社和经济危机
大跃进的做法——总是通过开会和灌输来刺激最大的努力——的某些后果，是前面说过的那些因素所必然导致的；但还有其他的后果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例如，人民公社对于农村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们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比以前的任何一个单位都大得多的基层单位中。在公社化以前，农村的基本行政单位是乡，在1952—1955年总共大约有22万个乡；可是1955年以后的合并政策增大了它的规模，所以到了1958年夏，总共只有8万个乡。原先的基本农业生产单位是农户，在50年代早期共有1亿个以上的农户，但合作化使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管理和分配农产品方面负有首要的责任。1958年约有75万个合作社，大部分以自然村为基础。公社化以后，行政和生产责任都结合到大约25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这种将权力集中于更大的和使人陌生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做法导致了大分裂和不稳定，原因是边界的改变，人员的更迭，以及与既定的生产和市场关系相冲突。
然而，公社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机构形式的分裂。在领导层看来，它们将成为自给自足的大共同体，将引导其成员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共产主义式的生活方式。它们要建立自己的工厂、学校、保育院、食堂和民兵单位，以便在集体管理下提供最大的发展和人力的利用。在合作化时让农户保留的小块“自留地”，大部分也被合并到集体生产中，还进行了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工作“免费供给”的制度。这些变化太突然，以致难以轻易地实现和被接受。
从经济上看，大跃进具有某些积极的成果；但它以1959—1961年的严重危机而告终。坏天气给1959年的收成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随之而来的全面恶化则反映了大跃进做法本身的根本缺陷。1960年农业继续衰退，导致投资资金和原材料的短缺，迫使工业发展放缓。食品短缺在体力和心理上降低了劳动能力，又强化了生产下降的趋势。基层的人员流动把没有经验的人安排到新的位置上，中断了劳动组合的连贯性。对专业人士的轻视导致技术革新尝试中错误百出。意识形态的灌输占用了过度劳累的劳动力有限的空余时间，实际效果越来越差。计划和精确的统计报告萎缩了，公然野心勃勃或热情过度的干部把公社政策推向了极端。与苏联深化的裂痕和苏联技术人员于1960年的撤离更增加了这幅图画的悲凉。
1959—1961年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具有重大的政治后果。劳累过度和饥饿的人口变得愤愤不平，开始转而反对那些完全投身于贯彻大跃进政策的共产党干部。冷漠、不服从甚至是反抗的事件在农村地区蔓延。基层干部的地位特别尴尬，因为他们被夹在大众不满和上级指示的中间。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从违令向人民让步，到权威主义和残酷无情，或者是直接放弃官方责任和统一性。简言之，这场危机涉及到了政治权威和经济。这必然在政治精英中产生激烈的冲突，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改变一项他们至少已经公开地深深卷入其中的政策。这项变革发生在调整时期，但它也提起了关于大跃进的许多新旧争议。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7）
调整和恢复（1961—1965）
从1961年到1965年的这段时期，与上面讨论过的那段时期相比，特征不太明显。但这一时期前后一贯的东西是，从1961年开始直到1965年，所贯彻的内容大部分出于一项经济调整政策。它的许多基本特征甚至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中。而在政治方面，这一时期的重要分野是1962年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此之前，笼罩着政治调整、温和与不确定的气候；在此之后，在动员化还是制度化之间展开了复杂的斗争，这种斗争导向“文化大革命”中的公开冲突。
前面的讨论已表明，促使中共以某种形式从大跃进向后退的条件实质上是不可避免的。确实，后退的第一批迹象早在1958年的六中全会上已经出现，当时已指出，完全的共产主义仍然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应当限制“免费供应”的供给制，必须保证公社社员适当的休息时间，而且有必要实行更紧凑的计划和组织。正是这次会议宣布毛泽东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这显然不是别人强迫他这样做的，但却是高级精英所认可的，以减少他所担负的政治责任。大跃进政策在1959年7—8月的八中全会上受到了直接的批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充当了批评者的发言人。这次全会撤销了其国防部长职务（但未撤销其政治局委员职务），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激进运动，并再次肯定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正确性。然而，这一结果是以毛泽东的个人威信的大失落为代价的，这表明对大跃进的支持已经动摇。在1959—1960年间，悄悄地改变了公社的政策，以减少其破坏性的影响。
调整政策
经济调整在1961年1月的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全会承认大跃进的政策犯了错误并遭到了反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新口号，承认需要采取新措施支持农业发展。农户恢复了自留地，农村市场扩大了，加强了农村机制，以刺激农业生产和分配。全会还强调经济计划、消费品、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多样化。专家和中央的部又从党委手中赢得了某些权力。
也许最大的变化来自人民公社的结构，1958—1959年建立了“三级管理”的制度。每个公社都划分为生产大队，一般与以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合作社类似，每个大队又分为由20—30个农户组成的生产队。最初人民公社是“基本核算单位”，管理农业生产和分配；但在1959年生产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到了1962年，经过调整之后，生产队成了基本核算单位，使农业的首要管理责任返回到与1955年的集体组织差不多相同的层次上。公社和大队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管理较大规模的经济和政府工作，但原先的公社往往是合并了几个农村集市地区的大的农村单位，此时则分成了小一些的单位，其总数增大了，面积则更接近集市地区的规模。
大跃进破坏了经济和统计制度，造成了在评估中国经济运作方面长达20年的不确定性和争论。但到了1962年，经济开始恢复，到1965年，再次达到或超过了1957年的大部分产量水平。正像早期的情形一样，工业增长高于农业，农业仍然是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段时期主要的调整政策一直保留到70年代，这至少表明中共精英们对于其结果的满意程度最小。
调整首先渗入政治和经济领域。在1961—196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引人注目地放松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群众运动，而代之以向内看的党内整风运动。随着中共鼓励农业、工业和教育单位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各自非政治的职能上，政治的首要地位便降低了。对于非党知识分子来说，又复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恢复学术研究和辩论，当然不是1957年的那种公开的政治批评。然而，党的官员并不十分克制，某些人开始对大跃进、撤销彭德怀职务、毛泽东的政策的领导、甚至毛泽东的能力和个性发表批评意见。这种批评大多通过戏剧和文学杂感的微妙形式来表达。但毛泽东主义者后来谴责说，1962年，彭德怀在刘少奇的支持下，通过向党内干部散发一份为自己观点作辩护的长文来积极地寻求恢复名誉，并证明他的正确性。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8）
新政治攻势
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标志着政治调整的结束和新政治攻势的开始。尽管其官方的新闻公报只简略地提到了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的存在，但随后的发展表明，全会发起了一场新的攻势，以对抗1961—1962年的反毛泽东主义倾向。此后三年开展的一系列的运动，目的在于以毛泽东主义正统的名义激起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教育。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培养革命接班人”。前者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运动，试图通过党内整风与群众批评教育相结合来克服基层干部工作中的长期缺陷；它坚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以战胜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培养接班人的运动则针对那些准备继承政治领导职位，但又缺乏老一代的实际革命经验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参加体力劳动、意识形态教育和阶级斗争，以便获得“将革命进行到底”所必需的经验和态度。
这些运动与中苏新的公开论战和若干相关运动一起，导致了大跃进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浮夸残余的复活。事实上，政治紧张在某些方面看起来比1957—1960年时还要强烈，因为据称斗争是反对阶级敌人及其反毛泽东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而大跃进则主要是反对自然和机构对生产能力的限制。当然，1962—1965年的政治口头攻势并没有完全付诸实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疾而终，为了开展这场运动而复活的农会从未取得多少突出的地位。专家和青年参加了社教运动以使他们自身革命化，但其规范化的方式却使他们得以继续专业工作和学习。简言之，革命成了该政权的一种机制，一种用以支持而不是推翻这一制度的教育和训练的常规程序。在这种倾向中包含了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基本的争议。但在讨论这一题目之前，我们要简略地考察另一个确实受到了毛泽东主义复活的巨大影响的机构——人民解放军。
正如前面指出的，在重建时期军事组织很重要。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新国家体制的建立，解放军的政治权力减弱了。其预算和规模都减少了，它开始担当更标准化的职业角色。然而，林彪于1959年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之后，发起了一场政治化运动这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使得人民解放军成了毛泽东的最后权力基础。从中共在历史上与军队的密切关系来看，并从毛泽东依靠军事模式开展政治行动的做法（表现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多次使用军事比喻）
来看，毛泽东决定保留一支政治化的军队，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尤其是鉴于毛泽东的观点在其他方面遇到的抵制，人民解放军地位的飞速提升仍然令人吃惊。遵照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军队中的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并猛烈地推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1963—1964年，这些努力结了果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一些英雄战士成了社会其他方面学习毛泽东主义的首要典范。军队的政治部制度开始在党和政府结构中推广，在中央委员会和大部分经济性的部委都设立了政治部。军队干部在充实和组织这些新机关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公开把人民解放军看作是毛泽东主义最成功的组织实践者，而且通过有选择地安置退伍军人和设置新的政治部，解放军已经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建立了政治影响的网络。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9）
“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代中国历史中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它也是一个最混乱的事件，因为它具有双重的特性，连中国的领导者们也对它作出很不相同的解释。尽管“文化大革命”是指1966—1969年间持续的政治斗争运动，但它也指1966—1976年这10年，在此期间，运动所产生的政策和派别继续激化着中国的政治。从这后一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时期、过程或是一套政策。当毛泽东主义力量在1966—1976年间发迹时，中国人的公开声明夸张地赞扬“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和目的。1976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谴责它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灾难。我们在其他章节中会更仔细地分析这些复杂的问题，在此仅介绍性地描述“文化大革命”的双重特性和它的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1969年，第二阶段从1969—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双重性质
“文化大革命”常常指由一批政治精英组织和导演的全国性政治运动，他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主义的政策来整顿中共。作为一场整风运动，“文化大革命”试图考验所有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素质，改革或清除那些不遵循毛泽东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的人。毛泽东主义通常把“文化大革命”描述为具有中央规定的领导者、指导路线和阶段安排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当然他们并没有按照这些来无歧义地规定这场革命，也没有在其全过程中实际地维持中央控制。因此，“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中共历史上的其他一些政治运动相比较，也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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