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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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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谄淙讨惺导实匚种醒肟刂啤Ｒ虼耍拔幕蟾锩笨梢杂胫泄怖飞系钠渌恍┱卧硕啾冉希仓苯佑肽承┰硕泄兀乇鹗�1957—1958年的整风，1959年反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它与其他运动都有区别，这是由于它的持久性和影响力（尽管在这方面土地改革可以与它相比），也是因为中央领导层围绕它发生了如此深的分裂。
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意义上，它是指1966—1976年的整个时期。其间，毛泽东主义试图改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即文化。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文化改造过程，“文化大革命”牵涉到所有的中国人（不只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不光是毛泽东主义者或甚至是共产党人）长期辩论的问题，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光是中共内部60年代的争论）有其深刻的根由。事实上，“文化革命”是共产党人的一个老的提法，使用这一提法部分是由于它与20年代早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这样一些非共产党的改革努力之间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运动，难以与更广的时期或过程分开，因为它所辩论的许多内容都集中于文化问题。这场运动开始是批判作家和负责文化工作的党的官员。它直接涉及文学艺术的内容，坚持文学艺术必须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传统中国的、外国的、或是国内阶级敌人的价值观。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教育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更容易为工人、农民和战士所接受，并完全服务于毛泽东主义的目标。一般来说，它提倡民众主义、政治激进主义和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同时反对中国人生活方式中看起来是反对毛泽东主义美德的各个方面：“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物质利益的“自私”欲望；冲淡政治义务的私人关系；官僚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行为；纯粹出于知识分子情调的特殊荣誉或地位。对文化的这样一种关注显然是政治性的，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在毛泽东主义者看来，为了造就可推动文化改造的领导者，有必要开展一场革命运动；而且只有文化改造才能确保“正确”的领导占统治地位和延续下去。这两种文化革命在毛泽东主义意识形态中是不可分割的，因而对所有受其影响或对其感兴趣的人也是不可分割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0）
1966—1969年运动的各阶段：动员、红卫兵、夺权和联合
“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夏天成了正式的公开运动，但它的第一个动员阶段却是从1965年秋延至1966年7月。在此期间，中央领导就如何响应毛泽东（在1965年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大力反对修正主义影响的号召展开了大部分是隐蔽的斗争。公开的批评对着少数几个在1961—1962年发表过反毛泽东主义作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干部，当然起初并没有点出最高层的反对者。这种内部斗争大多集中于为指导这场运动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上。1966年5—6月，中央委员会批判了它的第一个“文革”小组（随后任命了一个更激进的小组），撤换了几个高级干部，改组了中共北京市委，此时冲突公开爆发了。最突出的牺牲者是彭真（北京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和第一个“文革”小组的成员），他被称为文革小组的罪魁祸首、北京市修正主义知识分子的黑后台。六七月间，文化革命扩大成公开的群众运动，要揪出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特别是在教育和宣传机构中的权威。但是，党的许多干部仍然限制着这种最激进的倾向。
第二个阶段的公开斗争主要是从8月到11月的红卫兵的活动开始的。 它是由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1—12日）发动的，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标志着毛泽东主义势力在党中央地位的上升。这一决定把运动的目标对准“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渐渐表明这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一批高级精英，并把群众运动，特别是“一大批革命小将”（红卫兵）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力量。随着这种官方的认可和学校的提前放假，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数百万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誓紧跟毛主席，谴责和恐吓那些据称是毛泽东的反对者，捣毁了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或反动文化的象征。然而，这些行动虽表现出近乎狂热地效忠于毛泽东，却不能把他的反对者赶下台。红卫兵开始在谁是真正的毛泽东主义者或是修正主义者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分裂成为竞争的甚至是敌对的组织——这项发展显然是正受到攻击的党的官员所欢迎的。到1966年底，毛泽东主义领导者准备好了新的攻势，即在一切党、国家和经济组织中由“革命造反派”“夺权”。
从1966年12月到1968年9月的夺权阶段，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升级，把它扩大到农村、企业、政府和党的机关。新的革命造反组织大多来自劳动群众，因而是比以学生为基础的红卫兵更广泛的群众组织。自下而上夺权的想法是对地方权威和组织的直接冲击。可以理解，当地方“造反派”为控制政府和通讯中心而与官员展开斗争，而且还相互发生恶斗时，第一批夺权斗争立刻带来了混乱和暴力。地方化的内乱，有时成了敌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一直延续了此后大约两年时间，当然其激烈程度因时因地而异。北京的毛泽东主义者肯定认为这种造反是必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所希望的，但他们仍迅速采取行动加以限制。最重要的是，他们于1967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介入，以一切必要的力量站在“左派”一边，并且控制关键的通讯、交通和其他设施。事实上，中国正在施行某种形式的军事管制，解放军成了实际上的行政权威和地方争端的仲裁者；中共的地方组织直接停止了活动，甚至中央党的机关也部分地瘫痪了。而且，不久便改变了由群众组织夺权的策略，批准成立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以此作为代替旧的国家和党的委员会的恰当机关。“三结合”意指革命委员会由“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解放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所组成。
实际上，这就使得以前的许多干部保留了职位，大大减轻了群众组织对革委会的影响，也使解放军在谈判革委会的建立和成员组成时可发出其决定性的声音。在建立所有省级革委会所需要的21个月里，充满了冲突和政策变化；但当最后一个省级革委会于
1968年9月成立时，恢复秩序和权威的倾向显然正在起作用。军官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据了大部分领导职位；群众组织正被分化和压制；命令学生回到学校或到农村劳动。然而，党组织仍然处于瘫痪状态，省级革委会几乎还没有开始着手重建其下属单位的权力机构。于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即联合阶段开始了，领导层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也承认党的建设和经济、政治的普遍稳定的重要任务仍然有待完成。尽管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召开党的九大的“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但这次党代会（标志着作为一场整风运动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直到1969年4月才召开。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1）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和派别冲突（1969—1976）
党的九大正式宣布中共承担按照毛泽东的蓝图改革中国制度的任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所作出的努力并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早期提出的那些理想。原因之一是，1969年以后的领导层并未就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而团结一致，不久又展开了新的派别冲突。第二，运动所造成的机构的不确定和混乱使推行新政策的工作复杂化了。最后，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临着新问题——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日益迫近的衰老和如何对待苏联威胁，这些问题将改变中国政治的格局和实质内容。其结果使得1969—1976年的毛泽东主义实践不同于1965—1967年的口号政治。然而，“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并且开始（在国内外）表示应用一种修正了的毛泽东主义模式。我们将指出某些最重要的改革，然后考察改变或阻碍其进步的那些问题。对这一时期的详细分析，可参见J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还可参见R洛塔编《毛是第五位：毛泽东的最后一次大战役》，芝加哥，1978年。
1969年以后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向公众生活灌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符号来维护其精神的努力。毛泽东的个人权威继续被用作政策合法性的代表，毛泽东主义的主题——自力更生、群众路线、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官方声明坚持说“文化大革命”仍在向前推进，中国社会仍在开展毛泽东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激烈斗争，它需要战斗的行动和更多的文化革命，以反对那些要使革命的目标半途而废的人。这种激进的宣传反对详细规定国家政策和计划，而鼓励一种实验的方式，它允许地方的各种多样化，更多地对准思想的改造而不是可以量化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继续革命的观念转变成了一些具体措施，通过把资源和地位转向中国社会特权较少的部分（即从精英转向群众，从城市转向农村）而培育一种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官僚组织被简化，人员被精简。所有干部都花几个月的时间在五七干校一边劳动，一边进行意识形态的学习。要求技术和职业专家与群众打成一片，批判他们实现个人优越感的资产阶级梦想。一些报告说，有压力要求领取高薪的人减薪，并要所有公民抛弃特殊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政府行政机关的革委会推进到了其他单位，从而在工厂、企业、学校和其他机构的管理中安置了某些群众代表。
毛泽东主义的改革在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最大的影响。学校在60年代末关闭之后重新开办，某些变化已显而易见（见本书第五章更充分的讨论）。小学的入学率大增，由于将资源集中于这方面的努力，几乎全部儿童上了学；中学的入学率也迅速提高，但大学生人数仍然远低于1966年前的水平。学习课程缩短了；成绩、考试和理论学习降至次要地位；政治教育、应用和实际知识的学习以及体力劳动经验占了优先地位。实际上所有中学生在毕业时都分配到农村劳动。文艺政策只允许民众主义性质的革命主题，将文化艺术限于官方认可的几种表现形式，批判任何类似于封建的或资产阶级影响的东西；外国影响也是怀疑的对象。在公共卫生中，就像在教育中一样，主要努力是为农村地区服务。大批医生和医疗队被派往农村。改革推进的总方向是为全体人口提供最低的医疗服务，而不是给城市中可以进入先进医疗中心的少数人作特别医护。医学训练强调培养通才和医疗辅助员的大军（即所谓赤脚医生），他们可把简单的医护或辅助性服务延伸到村庄。
第三章 政治构架第2节 1949年后政策的演变（12）
尽管“文化大革命”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但60年代初期经济政策的广泛框架仍然未变。“农业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户保留自留地等等仍然在实行，尽管有复活更多集体措施的讨论。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确实鼓励“反经济主义”的态度，它批评强调物质刺激或生产目标的做法。地方积极性、农村的发展、小型工业和工人参加管理要比以前受到更多的注意。
这些改革得到了大量宣传上的支持，并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它们不久就遇到了困难。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和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导致了以1972年2月“上海公报”为标志的中美重新接触。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对外关系的重新定向，朝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联系，以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苏联的威胁也提出了有关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使得“文化大革命”关于政治优先的观点处于困难境地（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七章的进一步讨论）。而且，毛泽东日趋恶化的健康和对政府事务正在减小的作用迫使其他领导人面对毛泽东以后时代的政治和战略结局，尽管他们在这位领袖仍活着时，并不愿意脱离他的指示。
机构的不确定性也阻碍了改革。国家和党的机关从1966—1969年的破坏性事件中恢复得很慢。许多有经验的干部被清洗，或是暂时放弃分配给他们的工作。1954年的宪法已经失效，而新的宪法直到1975年1月才通过。中共正在吸收许多新成员，尽管许多老干部的命运仍然不清楚。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正在变化，前者正在复苏，而后者则正从其60年代末的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这些机构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们一天不解决，就必然削弱行政的效率。
最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与“文化大革命”的宗派主义残余相结合，使领导层中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见本书第六章有关精英冲突的进一步讨论）。1969年后的领导层最初是下述三个团体的政治联盟：最激烈的毛泽东主义者或叫激进派，他们通过与这位主席的亲密关系和对他的指示的掌握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是这一团体的核心人物；军队精英，他们虽然并不团结，但从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副统帅和毛泽东所选择的接班人这一点得到了好处；资深行政官员，由周恩来率领，他们代表了中国政治的温和路线遗留下来的势力。
事实表明，这一联盟是不稳定的。一个主要的分裂是1971年清洗林彪的势力，据称是由于林彪的反毛政变阴谋。林彪的垮台显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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