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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2-吓人的国粹教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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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英文秘书，不过打字员罢啦，中文秘书却是三号老板。当打字员易，当三号老板那就得狠狠地下点工夫。目前的现象是，英文人人都会挤两句，最香气四溢的是阿拉伯文，谁要是精通阿拉伯文，就跟有一个金矿一样，可是万一中东的石油涸竭啦，又怎么办？也是一位朋友，会葡萄牙语，在巴西大使馆就像太上皇，现在也开始没啥意思。中文系的风光，自有不同。
我们可用“出路”衡量一个系的市场，但不能衡量一个系的价值。师范大学堂中文系的学生老爷，命中注定要当中文教习，其他大学堂中文系就不必流口水。能在一家公司润色稿件，正是一个起步，难道一开始就能写出一部让诺贝尔先生花钱的大作乎。至于待遇太低，嚷这干啥，清汤挂面，无依无靠的朋友，有几个是待遇高的？一个大学堂刚毕业的老爷老奶，就要高待遇，那已经毕业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家伙，难道白活啦。
中文系又羡又妒的，是外文系见了洋大人，可以咭哩咕噜，有较多的机会赚洋银子。其实中文系的只要下三个月的苦功，照样也可以咭哩咕噜。主要的是，千万拜托，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误以为中国人乃天下第一聪明，洋大人脑筋都少一条折纹。除了咭哩咕噜外，还得有点结结实实的本领才行，否则只能当保艾，或者给洋大人擦背。如果想博得洋大人的尊敬，中文系也占优势得多，有一个家伙上月杪赴夏威夷大学堂当客座教授，洋银子哗啦哗啦地响，他讲的不是莎士比亚，而是“老庄与禅学”，假使中文系能把《红楼梦》弄出一个体系来，你对自己和对国家的贡献，可大得多也。
不但中文系，任何大学堂刚毕业的学生老爷老奶，都不应该有“大材小用”的心理。“大材”不是毕业出来的，而是追求、苦修、磨练出来的。薪水太低固然可恨，但薪水太低的结果，绝不铁定产生陈媛裕女士所肯定的：“只求 口，既少有自我鞭策，更少再进一步进修充实的工夫。”恰恰相反的，薪水太高，恐怕反而会产生这种局面。我可不是也赞成低待遇政策，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只是讨论在低待遇政策下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公子才女们总不能天天守株待兔，等钱多啦再发愤图强吧。有些从大学堂刚毕业的朋友，一下子就拿一万两万，它值得羡慕，但并不能保证那就是福。一个没有家累的年轻人，只要还没有饿得躺到马路上哼哼，他就有的是自我充实、自我进修的机会。一定要太监在左边装水烟袋，宫女在右边打扇子，灵感才能被搞出来，才能有盖世之作往外冒，自盘古开天地，可从没有听说过。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2）
要说悲哀，大家一齐悲哀，中文系的悲哀不特别多。理科工科的固可在洋大人之国安家立户，中文系安家立户的机会同样不少，只看你中文的道行如何。只要中国不亡，中文系就永远是一个宝库（即令中国亡啦，像罗马帝国一样不见啦，以中国文化的丰富，中文系更会成为珍宝）。所以，问题不在中文系不中文系，而在你有没有中文系应具备的神通。说句老实话（老实话者，得罪人的话也），目前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政治系，中文系实在没有顾影自怜的资格。
第二、远程来看，中文系的受用是无穷无尽的。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吧，任何行业的顶尖人物，到了人老珠黄，都要从顶尖上扑通一声摔下来，学院派谓之“退休”。一旦退了休，他就没得折腾的，只好到街上荡荡，到公园坐坐，晒晒太阳，找找同类，骂骂年轻人把世界搞得不像样，然后瞪着眼等阎王爷下请帖。只有中文系朋友，职业上有退休，事业上永远没有退休，即令活到两百岁，只要一纸一笔在手，仍照样驰骋战场，写写回忆，谈谈往事，深入地检讨人生，可为国家，甚至为人类留下无价之宝。吾友冯志翔先生对打发退休生活，有个一点诀，曰：“忙。”但任何系都忙不起来，物理系的总不能在家弄个原子炉，经济系的也总不能在家开个银行，政治系当官的更苦，他总不能在家再充壳子摆架子、吆五喝六吧。只有中文系才有能力“忙”，而且忙得有意义、有成果、有贡献。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只能长话短说，中文是全世界法定的五种言语之一，国家弱啦，语文跟着也就不值钱（法国人为了他们的法文不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国际语文，简直恨入骨髓，以致准备了很多钉子，随时拿出来给不会法语的人碰），国家强啦，语文的行情就看涨。中文是一个除了西崽之外，谁都不敢轻视的语文，在殖民地型的意识形态中，西崽遍地，隐隐然把美利坚当成祖国，非会英文，跟洋大人拉上关系，简直没得混。但西崽的烦恼是永无止境的，非洲有位作家（偶忘其名），曾在他的大著里，列出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拉伯文，认为这五种文字，是世界任何一个学者必修的语文。我们绝不用洋大人乱唬，但这位学者是非洲黑种同胞，就恰可看出中文的分量。柏杨先生可能见不到啦，但陈媛裕女士这一代是可以见得到的，现在中文正位置在时代巨潮的尖端。我们应该认输的，就应该有勇气认输；不应该认输的，实在不必努力认输。中文系各位老爷老奶，以为如何。
郑玉玲女士：看了你的信，无限感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报娘恩”。你对怀中三岁女儿的爱，正是你母亲当初对你的爱。男女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尤其是女人，有时候简直无法回头。不要责备母亲认错了人（谁敢保证自己就认对了），要怜悯母亲的悲惨遭遇。你预备在一万元以内送给高秀娥小妹一副义肢，前天报上报导，善士们已为她装了义肢，我们为她高兴，但我仍建议你能寄一点钱给她（直接寄给她也可，我想，寄给《中国时报》代转也可），因为她还有卧病在床的老父，我代她向你叩谢。
冉裕宽先生：一文钱不算少，一百万元不算多，帮助高秀娥小妹，不是施舍，我们爱这位可怜的孝女，钱千万别让我转，据说柏杨先生有点不老实，可能中饱。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1）
──我们应为张箭、邓玉瑛建立铜像
社会上每一种正当的行业都是神圣的，不分轩轾，没有等级。巷口那个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办公桌后面肚子鼓鼓焉的家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这个行业却更神圣，因为教育培养出来的国民素质，决定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败亡。在吃人部落里长大的朋友，你可别希望他把你撞了一个筋斗之后会说声“对不起”，在国际物理学年会上，你也别希望看见一言不合，就抽出扁钻的镜头。
最显明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的迅速复兴。当时也，两国一片废墟，人民饿得双眼冒出火星，却忽然之间，暴发起来，银子多得连银行都装不下，到处打听别的国家要不要借钱。
一个国家能在废墟中复兴，一个民族能在极度衰弱中茁壮，因素和条件太多啦，但最大的因素和条件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设备，而是他们拥有复兴和茁壮的人才。假使当年同盟国老爷心怀叵测，把日本、德国的专家学者杀了个净光，恐怕它们现在还是一片废墟。苏联和美国都是老精灵，打进了德国之后，就好像柏杨先生打进了珠宝店，先下手抢翡翠玛瑙一样，他们则是先下手抢科学家，于是乎不久之后，苏俄噗咚一声放了一颗人造卫星，据说美国总统先生当天晚上就尿了床，好不容易也发射了一个。报上就出现了一幅漫画，“俄国卫星”和“美国卫星”在太空中相遇，握手言欢：“老哥，现在咱们可以说德国话啦。”
人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教育出来的。一个美国佬跑到欧洲一个小镇上闲逛，问曰：“你们这里有啥大人物出生乎？”父老答曰：“没有，俺这里出生的都是小孩。”这些小孩，将来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但也可能成为一个小偷、一个小官僚，或一个卖国贼。我们绝对不认为教育是万能的，但我们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没有教育，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啥都没有。即令把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程序堆到柏杨先生面前，你就是打死我，我也造不出。
教育这个神圣工作的责任，几乎全部落到教习身上。吾友俾斯麦先生在普法战争后，自豪曰：“德国的小学教习使德国获得胜利。”我们不是说中学堂大学堂的教习不重要，而只是说小学堂的教习更重要，是他们打定了国家民族结实的基础。即令美奂美轮的楼房塌啦，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德国一样，被拆了个断垣残瓦，仍能够迅速再盖起来。
小学教习的重要，由于他们在洁白如纸的孩子们的心灵上，写下的是永不能磨灭的痕迹，这痕迹往往影响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多少年来，教习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教师节那天固然热闹得有板有眼，实际上连发个慰劳金，官老爷还要一网打尽般的把教习集合起来，一一验明正身。盖官老爷相信教习们都跟柏杨先生一样的诡计多端，如果不严刑峻法，定出纰漏。在这种情形之下，尊师重道也者，不过汤锅喂鸭子，只看见一张嘴。
然而，小学教习无负于此。就在今年（一九七七）十月六日，发生石破天惊的惨案。花莲县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跟凤林镇之间，隔着一条变化多端的花莲溪，平常有一个草草搭成的便桥，山洪暴发一次，该便桥就被冲垮一次，而这次不知道啥时候又被冲垮啦，反正溪的两岸住的都是三无牌──无权、无钱、无地位的朋友，所以不要说桥塌啦，就是天塌啦也没有人理。
十月六日那天，六位住在凤林镇的山兴国民小学堂的教习：陈国义先生、林实时先生、张箭先生、邓玉瑛女士、钟美月女士、陈淑娥女士，像往常一样，脱下鞋子，横渡溪水。想不到走到中流，溪水猛涨，陈国义先生和林实时先生，跌跌撞撞地在激流中翻滚了约二百公尺，总算命不该绝，勉强挣扎着爬出来。钟美月女士和陈淑娥女士一看情形不对，赶快回头。而可怜的张箭先生和邓玉瑛女士，却从此一去不返，等到人们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已是两具尸体。悲夫！
张箭先生任教已十六年，邓玉瑛女士任教仅仅六天。张箭先生是邓玉瑛女士的长辈，为了呵护晚辈，竟同归于尽，而邓玉瑛女士不过是暂时代课。这一对情同父女的教习，为了对孩子的爱心，为了尽到职责，他们每天涉水而过。报上说，即令在平常日子，溪流都水与腰齐。呜呼，那是一个什么场面，教习们每天一去一返，两次都要双手把鞋子和教科书举到头顶，踉踉跄跄在深水中试探着迈步，如果这是一个电影镜头，观众们会为他们的行为深切感动。可是，却从没有人理会他们，从没有人想到这一群国家墙角的石头，任凭他们受苦受难，而他们也沉默得像牛一样，对孩子、对教育、对国家，奉献出他们的耕耘，没有怨言，没有吶喊，最后更壮烈而悲惨地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他们对国家付出的太多，国家对他们回报的太少。吾友甘乃迪先生曾曰：“我们不要问国家对我们做些什么，要问我们对国家做些什么。”这两位教习已对国家做了些什么，现在应该是我们问的时候啦，我们问：现在国家应该对这两位死难的教习做些什么？
这意思不是说要官老爷为他们请一群和尚道士，念咒起死回生。而是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购买的，只有一种东西购买不到，那就是对工作的爱心和对所担任的工作无比的热情。死难的教习为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读者老爷不妨环顾一些大学堂的教习，有几个是认真在教学的乎哉。柏杨先生曾遇到过不少除了对教学没兴趣，对其他干啥都有兴趣的大学堂教习，忙着开会，急着当官，挤得头破血流，惶惶不可终日。而就在荒村僻壤，却隐藏着中华民族的环宝，真正的中华民族的教师典型。
《吓人的国粹教育》 中文系毕业生何处去千古不朽的教师典型（2）
死者已矣，而就在此时，山兴国民小学堂才奉准建立两栋校舍──真是妙不可言，一条人命一栋屋。但总算有了两栋，比继续淹死人要好。但我们仍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在溪流上修一条桥，并且为两位死难的教师建立铜像，像美国人为在硫磺岛上竖旗四勇士建立铜像一样。铜像应该是滚流中张箭先生绝望地用两只手拉着向下倾倒的邓玉瑛女士。──至于到底怎么雕塑，自有雕塑大师做主。
死难的两位教习所显示的正是中国教习为教育而牺牲的精神，正是我们日夜所宣传、所盼望，以及中华民族前途所寄托的精神。这个尊严的铜像，将永垂不朽，永远振动心弦。我们还建议这铜像应建立在教育部门口，现在教育部门口汽车倒不少，上星期柏杨先生去教育部找一位官老爷，就几乎被埋伏在花荫深处的汽车撞了个四脚朝天，我想那些玩意只能代表教育部的官老爷很阔，不能代表中国的教育成功，有两位死难教习的铜像矗立在那里，一则可使官老爷抬头望明月，低头思责任；一则也让来宾（包括中国人和洋大人），对中国教习的爱心和责任心，留下深刻印象，那比弄一个锦旗献献，弄一个勋章纪念章挂挂，要意义深长得多也。
这建议不行的话（恐怕准不行，如果淹死的是教育部长，那就准行啦），我就建议花莲县朋友，应该自己动手。死者有知，两位教习在天之灵，从云端下望，看见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天真面孔，听到他们所爱的孩子们的歌声，他们会围绕着他们的铜像，为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孩子们，向上苍祈祷。
容我们再说一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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