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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素质-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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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明的附属物，贸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注＇，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如果它们这样做的话，假如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的话，那会对狗的性格产生何种不可避免的影响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国家，而是最差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任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朗姆酒＇注＇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和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
不少熟悉中国情况的朋友，他们的处方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这个处方一直在试用。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外国的东西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无疑迫切需要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泱泱帝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开始认清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清。但对科学的了解，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施加有益的影响吗？如何实现这个目的？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如果中国人的素质还是老样子，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安生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的进步和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和一切需要。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明显标志。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或许就有这种未成型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危险，甚至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积聚，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病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注＇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十分无助，并且“无人可去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加厉害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模范租界”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变化，引进了也不堪忍受。他们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际例子，为什么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采用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突然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实行，他们不像一架埃森＇注＇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立刻开火。
培养了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恺撒＇注＇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注＇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切肯定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与基督教扎根于人们心灵相对应，这些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听一听文化的伟大倡导者马修·阿诺德＇注＇的话：“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举旗人，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举旗人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的举起咱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寻常的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持恒、性格……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有一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一语道破：“没有一种炼金术能够点铁成金。”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的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我们发现，中国的各种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完整地给以满足。
附：鲁迅评《中国人的素质》
一
1926年7月2日，鲁迅先生在《马上支日记》中谈及日本作家安冈秀夫所著《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
他似乎很相信 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 》，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的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
二
1933年10月27日，鲁迅先生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还是在北京时买的，看过就抛在家里，无从查考，所以出版所也不能答复了，恐怕在日本也未必有得卖。这种小册子，历来他们出得不少，大抵旋生旋灭，没有较永久的。其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者。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气质》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已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三
1935年3月5日，鲁迅先生在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著《活中国的姿态》的序文中作了以下评论，但他把“美国”误作了“英国”’明治时代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但到近来，却也有了面目一新的结论了。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连江苏浙江方面，大吃竹笋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现的一个证据。然而广东和北京等处，因为竹少，所以并不怎么吃竹笋，倘到穷文人的家里或者寓里去，不但无所谓书斋，连砚石也不过用着两角钱一块的家伙。一看见这样的事，先前的结论就通不过去了，所以观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么适当的结论来。于是这一回，是说支那很难懂得，支那是“谜的国度”了。
四
1936年10月5日，鲁迅先生发表了如下言论。10月19日，鲁迅逝世。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李景汉评《中国人的素质》
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则我们仍然是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病的，也都在寻找治病的药方，求得一条自救的出路。近年以来，有主张文化创造的，有主张经济建设的，有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有主张铲除封建的残余势力的，有主张全盘西化的，以及种种不同的其他主张。统观以往的议论，大半是说些我们应当如何做和我们要如何做一类的话，却少有指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民族的元气与实力是什么？为什么一向总抓不住良好的机会？民族究竟有些什么不健全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对于这些问题，这本书是要依据客观的事实来答复的。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光旦先生以其多年研究优生学的心得成此大著。要我作一篇序、自问对于优生学无学识，当然不敢说话。可是光旦先生因为我一向是在农村工作，而此书关于民族品性的大部分是译自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因此要我对于明氏的叙述发表一点意见。我便在这方面略说几句。
近几年来，国人都感觉到，无论是为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或是为求得中国社会改革的方案，必先求尽量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得到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呢？这非得采用历史法和观察法不可，尤应重视从实地观察法下手。我们必须对于中国各部不同的社会现象，加以精密观察，再将观察的结果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现象来比较。这样对于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便可得到真正的认识。至于什么人才真能认识中国民族的特性，或谁是最适当的中国的解释者呢？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是外国人呢？关于这一点，人们的看法不同。有人以为惟有本国人才真能了解本国人。一个外国人要了解一个与自己不同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极不同的民族，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在他观察的时候，总免不了戴上有色的眼镜。但反过来看，无论是个人或一个民族要认清自己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公平的、健康的、神志清明的认识。即按普通常识来说，不是有“当局者迷”和“医不自医”等种种的说法吗？不也是有“知人易，知己难”和“旁观者清”等谚语吗？再说，肯承认自己的缺点是颇需勇气的，并且往往有种种顾忌，或不好意思说出来。当然，一个外国人观察我们的时候，他免不了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度量我们。但也就因为他有了一个不同的标准，才能把我们的特性格外看得清楚。他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总是将我们的现象和他们自己的现象作一个比较。比如说，他断定我们是有节俭的特性，那就是他理会我们民族的一般人比较他自己民族的一般人节俭得多或至少是相当节俭。而且外人对于我们的短处也比较我们自己便于直言不讳地和盘托出。因此我们真要认清自己，深刻地了解自己，一方面自然是要靠我们自己来研究自己，分析自己；另一方面对于外人论断我们的话，尤其是依据精密观察的结果，我们不但不应当忽视，尤当加以重视，引为借鉴才对。这不是说一切外人的观察都是对的，也不是说遇到外人对于我们发表无理的言论时，我们也不作声。向来国人对于外人的意见，抱着种种不同的态度。有的只喜欢外人说我们民族如何如何的优秀，而遇到指出我们的缺点时，即生反感，而替自己辩护；至于说得对与不对，往往不加深思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最讲面子的民族，遇到别人直白地指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少有受得住的。民族到了受着严酷自然淘汰的今日，我们实在有急于认清我们自身的必要。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一如往昔，仍然模模糊糊地因循敷衍下去。遇到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人颂扬我们的文化如何高时，我们不要过于高兴、过于乐观，或以为他才是真正了解了我们。反之，遇到吉尔柏特（Rodnev Gilbert）那类人说我们一个大钱不值时，我们也不要以为他是绝对胡说、完全谬妄，自然更不可因此过于扫兴或过于悲观。至于遇到我们自己的人来论断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亦当如此。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谁都承认林语堂先生是一个极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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